分封与宗法秩序的形成

房山的青铜器

北京西南的房山有个地方叫琉璃河，二十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清理出一处西周早期的城址和成片墓地。其中一座大墓里出土了两件青铜礼器，一件罍、一件盉，都是盛酒调酒的器物，内底铸着内容基本相同的铭文。铭文逐字怎么释读，学界至今有分歧，大意却没有争议：周王下令，命一个叫「克」的人到匽——就是燕——去做侯。有研究者据铭文内容推断，这个克就是召公奭的儿子。召公奭是与周王室同姓的重臣，史书说他本人留在朝廷辅佐，没有到燕地去。《史记·燕召公世家》记燕国的历史，从召公往下九代，只有一串光秃秃的名字，到第九代才接上确切的纪年；琉璃河这两件铜器，恰好把这段空架子的开头填上了实物。同燕国一样，几个老牌封国的始封地也有地面上的遗存可对：山西翼城、曲沃一带的天马—曲村遗址有西周晋侯的墓地，河南浚县辛村有成片的西周卫国墓葬，山东曲阜有鲁故城。遗址自己不会报出名字，把它们认作某国的始封地，靠的是地名延续、墓葬等级与铜器铭文互相印证——这是一层推断，不是遗址开口说话。

把这座墓的位置摆到地图上，问题就显出来了。燕在北方的边地，离周人发家的渭水流域隔着上千里。周人灭商之后面对的土地，东到海滨，北到燕山，南及淮水；周人自己有多少人手，没有任何材料给得出可靠的数目，但地图本身已经说明，靠一个都城直接管，管不过来。周人拿出的办法，是后来史书里说的分封——把同姓子弟、异姓功臣和先代旧族的后人，一批一批派出去建国；与分封缠在一起的，还有后世称为宗法的一套宗族规矩。这套秩序是按什么原则立起来的，周人自己把它想象成什么样，实际又运行成什么样，是三个不同的问题。它们各有各的材料，各有各的答法，混在一起就会答错。

渭水与海滨之间

周人的老家在宗周（今陕西西安西南），渭水流域的一块盆地。商人的核心区在东面的中原，殷墟（今河南安阳）一带是商人长期经营的中心。克商之后，周人得到的不是一块空地：商人的旧族、东方大大小小的方国，都还住在原地。新政权的头一步动作，是在天下之中另立一个支点；把官吏派到每块地盘上的办法，那时还谈不上——吏员远远不够分派。今文《尚书》的《召诰》《洛诰》记下这件事的叙述：在洛水之滨营建新邑，就是后来的成周（今河南洛阳）。《多士》一篇的小序说，成周建成后，把殷的「顽民」迁了过去；正文里，周公（名旦，周武王之弟）以王的名义向商人的旧贵族宣布：让你们迁居西土，不是我一个人不肯给你们安宁，这是天命。人口在这里是被直接处置的统治资源：整批迁走，放在新邑旁边就近看管。宗周与成周，一西一东，隔着黄河与崤山，相去千里。王室自己的力量铺不开这么大的一幅地面，能直接管到的，只是两都附近王畿之内的田地与人口；王畿有多大，同样没有可靠的数目。

这个政权手里并非只有亲戚可用。今文《尚书·顾命》记周成王（姬诵，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后期在位）临终、康王（姬钊，约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在位）即位的仪式，太史捧着册书登阶，向新王宣读册命——「册命」这个词，后来在大量西周铜器铭文里反复出现，是当时政治生活的日常词汇。西周早期的铜器铭文里，还出现「卿事寮」一类名称，通行的释读认为是王朝的办事机构，「太史寮」则要到西周晚期的铭文里才见得到；释文细节各家说法不一，但至少可以说明，「周王没有行政手段、只能靠血亲」的流行讲法站不住脚。这些机构有多大、管得多宽，没有任何材料算得出来；能说的只是它们存在过，而它们的手显然伸不了太远——否则就用不着后面那套办法了。

赐土赐民

周人自己的档案没有传下来。分封的现场是什么样子，保存最完整的一份记录，出自五百年后一位外交官的嘴里。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诸侯会盟，卫国大夫祝佗为争盟会的位次，当场背出祖先受封时的清单：分给鲁公的，有大车、旗帜，有夏后氏的玉璜、封父的名弓，有「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命他们各自领着本宗、分支与附属人口随行；再加上田地，掌管祭祀、占卜、记史的专职人员，典籍、礼器和各类职官，依托商奄之地的旧民，封在少皞之虚（今山东曲阜）——「虚」就是故城旧址。分封康叔到殷的旧地（今河南淇县一带），配的是「殷民七族」；分封唐叔到夏的旧地（今山西翼城、曲沃一带），配的是「怀姓九宗」。他还背得出践土之盟的载书——一百多年前诸侯盟誓的文本，说那份载书就收在王室的府库里，「可覆视也」——可以调出来核对。这番话是争座次的场合讲的，带着卫国的立场；可它的格式与实物对得上：江苏丹徒出土的一件铜簋，铭文记周王把土地、城邑、人口一项一项开列，赐给改封到宜的夨，格式上是同一种单子。只是这件簋的铭文，各家释读本就分歧不小，读它的人又都先读过《左传》里的清单——「对得上」三个字里，难免带着一层整理者的影子。

这样的铜器还有几件，每一件都是一次分封或册赐的现场记录。琉璃河的克罍、克盉记的是燕的始封；传世的大盂鼎记下康王时的另一次册赐，王赐给臣下盂一批人，铭文写作「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从驾车的人到庶人，六百五十九人。数字难得，用起来却要小心：这只是一件鼎所记的一次王室之赐，受赐的是王臣，不是诸侯就封的标准配置，拿它去推算任何一个封国的规模都不行。各封国初封时带走了多少人、接收了多少人，今天没有任何材料能回答。能说的只是：一次分封授出的是一整个包裹——人、地、器物、职官，连同主持祭祀的资格，捆在一起给出去。

清单里的殷民六族、七族，是按族整批调配的。「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族长带着本宗、分支和属人一起走，宗族自身的组织没有拆散。这些被迁来配去的族是什么身份，历来有几种读法：一种看作成建制迁移的职事氏族，因为族名多与手艺行当有关；一种看作战俘与奴属。材料定不下来，几种读法今天都还在。对当地旧民怎么办，祝佗背的单子里也有一句：鲁国「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民事沿用商人的老办法，划地编组用周人的规矩；封到晋的唐叔则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新据点落在旧人群与旧都邑上头，民事从旧，编制从新。

后世的叙述里恰好留着一个对照，可以看出这套办法多出了什么。周武王（姬发，约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在位）克商之后，对殷人的故地先没有分封这一层：立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守住商人的祭祀，派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在旁监视——有占领，有监军，没有名分与人口的重新编配。至于分封在时序上怎样铺开，《史记》与《逸周书》的安排本不一致：《史记》把封齐、封鲁、封燕记在克商当年，《逸周书》里的封建则在东征之后。武王死后，武庚与管蔡一起叛周，周公东征三年才平定，此后才有卫、宋等封国。这段故事属于后人的追述，细节无从逐条核对；作为对照却有分量：如果只有军事占领那一层，据点与王室之间就没有什么东西把第二代、第三代继续拴在一起，后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的做法，多的正是宗族与名分这两层。

名分的编法

按什么原则挑人封国，春秋人自己就在争。祝佗的讲法是「选建明德」——挑有明德的人。他解释鲁、卫、唐三家为何受赐最厚：照他的说法，「三者皆叔也」——三位始封君在各自的兄弟行里都不是最长的——又都有美德，所以用分物来彰显；否则文、武、成、康几代年长的宗室还多，却没有得到这样的分封——可见「不尚年」，不专看排行。他还补了一笔：武王的同母弟共八人，做到官职的只有周公、康叔、聃季三个，其余五人无官。鲁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周王室的一位大夫富辰在谏辞里讲了另一个版本：「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分封亲戚来屏障王室。他背出二十六国的名单，按辈分排成三组——昭穆是宗庙里分列辈次的名目——管、蔡、鲁、卫等十六国是「文之昭」，文王的儿子一辈；邘、晋、应、韩是「武之穆」，武王的儿子一辈；凡、蒋、邢、茅、胙、祭六国是「周公之胤」，周公的后代。他口中的资格也不是血缘一条：「庸勋，亲亲，暱近尊贤」——酬功劳、亲同姓、近亲信、尊贤者，四样并列。两种说法都产自动员和谏争的场合，谁也算不上中立的记录；它们彼此对不上，这件事本身倒是信息：到春秋时，「当年按什么原则封」已经没有公认的答案。周人当时实际按什么标准挑人，今天证明不了；能证明的只有封的行为，以及后人已经在争原则。

骨架仍然看得出来。名单的主体是姬姓自家人，外加异姓的功臣——姜姓的太公望封于齐（今山东临淄），和先代圣王之后——《史记·周本纪》记，神农之后封于焦，黄帝之后封于祝，尧之后封于蓟，舜之后封于陈，禹之后封于杞；商朝旧族的微子启封于宋（今河南商丘），承续商人的祭祀。富辰那份名单同时是一份有选择的回忆：齐、燕、宋这些大国不在其中，二十六国只排到文、武、周公三代的近亲为止。「周公之胤」六国另有一层意思：那是周公的儿子一辈受封，说明分封不是一代人一次做完的事，至少延续到成王、康王之世以后。

每封一次国，就造出一个新的宗族源头。这套编法被整理成整齐的模型，收在战国到汉初编成的礼书里，《礼记·大传》说得最简括：「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国君的儿子不能继位的，分出去自立为一宗之祖，他的嫡长后代世世承这个宗，叫大宗；旁支小宗传到第五代就迁出另立，大宗则百世不迁。配合它的是丧服和祭祀的细密规定：谁为谁服丧、服多久，谁有资格祭哪一位祖先，把层级织进年年要操办的家事里。这个模型是否就是西周实际运行的规矩，是争论至今的老问题。二十世纪初，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里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把嫡长继承、宗法和分封看作周人一体创制的新制度，这是影响最大的一种讲法；与它相对的讲法则认为，写模型的书编成于战国以后，西周实物里找不到嫡长继承的直接凭据，春秋记下的继承案例又往往不合模型，整齐的图纸出自后人整理。两说并存，谁也不曾把谁证倒。

名分网络的另一半靠婚姻来织。原则是「同姓不婚」，春秋人的解释是「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怕生养不旺；于是姬姓的封国世世代代与异姓通婚，齐的姜姓、宋的子姓都是固定的婚姻对象。赐姓命氏则把编外的族收进编内，鲁国大夫众仲解说这个规矩：「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按出身给一个姓，封一块地、立一个氏。原则在当时就有人犯规：春秋末年，鲁昭公娶了同姓的吴国女子，照例不能写下她的姓，《春秋》记到她的死，只称「孟子卒」；战国的礼书引用这条规则时，把这个反例一并记了下来。

这套秩序的日常，靠礼仪一遍一遍重做。今文《尚书·康王之诰》记下康王即位时的场面：太保召公率西方诸侯从应门左侧进入，毕公率东方诸侯从右侧进入，诸侯奉上圭璧和本方物产，口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您的一二臣子，斗胆献上封土所出。王的答辞里有「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命他们建国作屏障，是义务的一面；又叮嘱「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身在国外而心在王室，是名分的一面。周人自己对这套秩序的想象，也早已带上理想的颜色。《诗经·大雅·文王》颂「本支百世」，主干与枝条各传百代；《板》说「大宗维翰」「宗子维城」，大宗是栋梁，嫡长子是城墙。这些诗篇写成于什么年代各有争论，但它们证明：秩序还在运行的时候，周人自己已经开始把它讲成一幅整齐的图。

图纸与后来

到战国，图越画越细。《周礼》把天下画成九畿，王畿之外每五百里一畿，一层一层排到最外的蕃畿；封疆按公、侯、伯、子、男五等递减，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连每一等留下几成出产、几年朝见一次、进贡什么物产，都标了等差。《礼记·王制》是另一套：一州之内，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一百二十，合计二百一十国；九州相加，一千七百七十三国。《荀子·儒效》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这些图纸彼此对不上：九畿与《国语》讲的五服对不上，七十一与一千七百七十三对不上，汉代人议事时还引过「周封八百」。对不上，正说明图是各自画的。孟子讲得坦白：周室班爵禄的详情「不可得闻也」，诸侯嫌那些簿籍碍事，早已把档案毁掉，他自己也不过「闻其略」。后人常讲的井田，情形与此相同——讲它的文字都出在战国以后，当年实与不实，今天分辨不了。这些数字不能当西周的账来读；但图纸本身是史实，战国到汉的人就是用这套语言谈论制度的。至于「封建」两个字，它在古书里本是「封邦建国」的省称，近代被借去对译欧洲中世纪封君封臣的制度，再套回西周头上，两个意思从此缠在一起；本章只说分封。

图纸越画越齐，主持建制的人也被越抬越高。后世的叙述把建制的功劳逐步归到周公一人名下：《书序》把几篇封卫的诰命排在平定管蔡之后，《史记》再排定它们的先后次序，《逸周书·作雒》把分封与营建成周写成一场完整的规划，连城郭的尺寸都有——城方一千七百二十丈。连这几篇诰命里发话的「王」是谁——是成王，还是摄政的周公——从宋代起就有争论。材料里也留着改不掉的痕迹：封国里有第二代才受的封，有改封的个案，有春秋人各说各的原则之争。可见建制是几十年里边做边定的事，不是一个人一次画定的蓝图。「周公一手设计」与「周公全无其事」，两头都证不实；能说的是，他是这套秩序最早的主持者之一，后来又成了建制叙事的化身。

后世的图纸画得再齐，与实际的运行仍是两回事。被后世认作礼乐之邦的鲁国，《史记·鲁周公世家》所记的早期世系里，好几次是弟弟接哥哥的位，还发生过弟弟杀哥哥自立的事；这些世系出自汉代人的整理，细节无从逐条核对。《左传》也记下春秋时的实例：鲁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鲁国祭祖先，主祭官把僖公的牌位提到前面，理由是「吾见新鬼大，故鬼小」——昭穆次序，原来可以由掌礼的人用一套说辞颠倒过来。秩序的维系与失效，材料里各留下一个端点。西周末年，周宣王（姬静，公元前827—前782年在位）还能干预鲁国立嗣，先是强立鲁君的小儿子，后来又出兵伐鲁、改立新君——王室那时还管得动诸侯的家事。此后不到一百年，到春秋初年，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周王室与郑国互换人质，郑人割走成周的麦子；再过几年，天子把自己管不动的田拿去换郑国的田，《左传》的评语是「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两个端点之间还隔着西周的灭亡与东迁；王室与诸侯的关系是怎样一步一步松下来的，材料几乎全缺，只能留空。

这套秩序改变了什么，代价落在谁身上，材料能给出一个轮廓。它把一个西部族邦的人手撒进辽阔的东方与北方，每个据点带去自己的人口、礼器与名分，在旧都邑和旧族之间扎下根；它不靠派任的官吏，而靠宗族一代一代自我衍生来维持联系，王室自己不常动用武力，就把统治的半径撑到了直辖能力的几倍。代价写在同一副骨架里：血缘逐代变淡，据点逐代长大，「屏王室」的亲戚渐渐长成各自的国家。这不是谁设计失误——能维持两三百年，已是这套办法的本事。代价的另一头，落在没有声音的人身上：殷民六族、七族和怀姓九宗被整族调配，他们能留下的，只有清单上的几个族名。

春秋以后，秩序往下走，对秩序的记忆往上升。祝佗争位次背出的清单，富辰谏王背出的名单，说明「周初封建」在春秋已经是可以援引的凭据；到战国，它变成一张张整齐的图纸；到汉代，它成了朝廷议事的先例——武帝朝议分封，大臣张口就是「周封八百，姬姓并列」。此后每逢要重议天子与地方的关系，话头多半回到这里。这套秩序自己怎样一步一步松脱，诸侯怎样一个一个坐大，是春秋时代的事；周人真实的册命现场是什么样子，今天能见到的，只有那几件铜器和它们身上的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