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淇变法

开中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山西行省给朝廷上了一道公文：大同（今山西大同）的粮储，要从内地辗转运到太和岭（在今山西代县北，雁门关所在的岭上），路远费烦。公文里附了一个办法——请令商人往大同仓交纳米一石、或往太原（今山西太原）仓交纳米一石三斗，官府付给淮盐一小引作酬。引是盐的专卖凭证，小引合盐二百斤；商人凭引支盐、卖完，把引缴回官府了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皇帝准了。召商纳粮、给之以盐，这个办法叫开中，此后各行省边境多照此办理，盐法和边地的军储绑到了一处。

这个办法的算盘打得细。官府把运粮的费用整体推给了商人，商人再把费用推给土地：从江淮到山西、陕西、甘肃的边镇，几千里转运，粮在路上人吃马喂的消耗往往超过粮本身，商人索性在边地雇人垦荒种粮，筑台堡自相保聚，就地收粮、就地交纳。明初招募盐商在各边开中，这叫商屯。后来史书追述这一段，说「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有商屯的地方，边地粮价长期不贵。这话没有逐年粮价可核，只能当作定性，但方向与道理相合：边地多了一个就地产粮的来源，市价自然压得下来。

商人图的是盐。这里有两笔价，不能混：官家收盐时付给灶户（在官府管制下煮盐的人户）的工本，是每引米一石；商人为换一引盐在边仓纳多少粮，则各仓不等，洪武年间的则例按道路远近、米价贵贱定，从八斗到五石都有，遇开中必先量当地米价再定则例。粮的账和引的账一对，商人有利可图才肯来，朝廷的边储也由此有着。《明史·食货志》给这套安排的评语是「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盐法与边计相辅而行，商人得盐利，边镇得粮，官府省下运费，三方各取所需。这套安排转了约一百二十年。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户部的一道奏议把它改了：商人不必再运粮到边，在管盐的衙门纳银就行。改的看似只是商人交纳的东西，可沿着那条粮路吃饭的，是边地上好几类人——这道手续一动，动的是谁的奶酪？

守支

盐引到手，不等于盐到手。盐由灶户煎烧、官府收储，商人纳粮换到的只是支盐的凭证，要凭引到盐场排队。队伍越排越长：永乐年间（1403—1424年），已有商人祖父缴粮领引、到孙子辈还没支到盐的，史书写作「祖孙相代不得者」。正统年间（1436—1449年）又立了常股、存积的名目——两淮（今江苏沿海）、两浙（今浙江沿海）、长芦（今河北、天津沿海）的盐以十分为率，八分给排队守支的商人，叫常股；二分收贮在官，叫存积，遇边警才召商中纳。中常股者价轻，中存积者价重，商人苦于守支，争着去中存积，常股反倒壅在那里。

排队之外，还有人插队。清代官修的编年书里概括成化朝的情形：有权势的人家争先奏讨盐引，一动以万计，还获准越场支盐、不限年次。明代自己的法令文书留有印证：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朝廷下令内外官员之家不许占中盐引——立这道禁令，恰说明占中早已成风。到正德年间，权要开中既多，又获准买余盐，一引有握到十几年才支完的。商人排到队尾，盐却被插队者先提走，提不到盐的引又压着后来的引，盐也壅着卖不出去。报名中盐纳粮的人越来越少，旧法还写在条文里，实际上已经空转——史书的说法是「报中亦浸息」。

边地的粮，本不止商屯一路，还有军屯。正统以后屯政渐弛，早先屯粮还曾存下三分之二，其后屯田多被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成化年间屡次议修复，收上来的子粒已不到旧额的十分之一。商屯还在硬撑的时候，军屯先枯了。

与此同时，银已经在走。朝廷从京师运银接济边镇，叫京运，始自正统年间。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李敏任户部尚书，请畿辅、山西、陕西州县每年输边之粮每石改征银一两，银到边随市价发给军饷，有余再用来买粮——北方二税折银，从他开始。盐也一样：成化间已有人折纳银两，只是没有立为法令，两浙的成例是每引折收银三钱五分，汇总解部、转送太仓银库和各边支用。太仓是户部在京师的银库。到弘治初年，边镇按年领太仓的银已成常例：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十月，户部以江南折色银和太仓银十万两分送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弘治五年十月初五，又命运太仓银六万两到甘州（今甘肃张掖），充弘治六年的岁例——同一个月里，甘肃还在召商上纳粮料开中。这条银的通道，在变法之前已经走熟了。

折色

弘治五年当户部尚书的是叶淇。叶淇字本清，山阳（今江苏淮安）人，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进士，成化年间做过多年的大同巡抚，任上替边地讨过京银——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九月，户部运银六万两到大同，就是应他所请。弘治四年，他代李敏为尚书。《明史》还记着他两件事：有人把大名（今河北大名）的民田献作皇庄，他议归官府；太监龙绶请拨长芦盐二万引、卖到两淮充织造费用，他力争不给。

他的奏议内容很简省：商人不再赴边纳粮，改在运司（各盐产区管盐政的衙门）纳银，银汇总解交太仓，再由户部分拨各边充饷；每引纳银三四钱，各运司略有等差。弘治帝（朱祐樘，1487—1505年在位）准了。这件事的系年，各书不一：《明史·食货志》与清代官修纲目系于弘治五年十月，《续文献通考》记一条同年八月之命，《殊域周咨录》记作弘治六年；现存《孝宗实录》该月条下没有留下这道奏议的原文——这只能说明原始记录今天看不到了，不能反过来当作没有奏准。取五年为据，是几部官修书的系年相合。

三四钱这个价，是贴着盐的行市定的。弘治八年十二月，巡盐御史邓璋奏请开卖两淮运司积存的旧盐，户部拟价：受潮消折的淮南盐每引四钱、淮北三钱，完好的四钱五分。变法所定的三四钱，与运司自卖旧盐的价格在一个水平。商人纳银比运粮划算：免了几千里转运，免了几十年守支。至于比国初纳粮贵了多少，《明史》说「视国初中米直加倍」，《名山藏》说「数倍」——国初一引换米，从八斗到五石的则例都有，明人追述又有每引二斗五升一说，基准本身就对不齐，这两说只能并存。

同一年的另一道奏议里，叶淇把折银推到了漕粮：苏、松（今江苏苏州、上海松江一带）诸府连年荒歉，民间买米缴漕每石费银二两，而北直隶、山东、河南每年供宣府、大同二边的粮料折银每石一两，他请把折价推行于各府，灾重的每石七钱，灾轻的仍一两，银解户部转发各边。朝廷从之。粮改银、盐改银，是同一年里的一套动作。

效果立刻见于账上。《明史·食货志》说「一时太仓银累至百余万」；清代纲目一系的编年书作「累至数百万」；《明史》叶淇本传又说「盐课骤增至百万」，那更像一年收数的口气。三处对不上：百余万是几年攒下的还是一年收的、是否尽是盐银，史书都没交代。粗算可知它至少不像一年的盐银：当时全国额引，各书记载在一百一十七万到二百一十万之间，即便全按每引三四钱折银，一年也就几十万两——这个数更像数年之积，或并入了漕粮折银等其他项。这只能算粗算，额引的底数本身就在打架，但「一年盐银即百万」的读法站不住。能确定的只有一点：太仓因此明显充实了。明人何乔远在《名山藏》里记，当时「举朝之人谓淇为能」。

得实惠的一方，商人最显眼：免守支、免远运，利最大的是两淮的商人和能在运司就近纳银的人；原来在西北边地开中的商人，则多举家迁到淮上，转贩取便——《明史》记作「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明人华钰在《盐防议》里则说他们「胥内徙，便转贩」。再看官府：银先入太仓，再由户部分拨各边，边镇的供给从就地取粮，改成仰给中央拨银，银的收放收进了户部一间库里。

至于这个主意是谁出的，明人有四份文本讲了同一个故事：叶淇是淮安人，两淮盐商多是他的乡亲旧识，商人向他进言——塞下纳粮路远，又有守支之苦，不如提高盐价、在运司纳银，官府拿银送边，两下便宜；《续文献通考》还牵进内阁大学士徐溥，说徐溥与叶淇是同年进士、交情最厚。这个故事讲得圆，但它只是动机归因，没有奏对记录可证，而且跟叶淇力争不给龙绶盐引的行事正面打架。他为什么改法，今天证不出来；能摆的只有两头的材料。

复旧

代价落在边地。《明史》在田制、盐法、边防三处记了同一段话的意思：淮商全部撤业还乡，西北商也多迁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米石五两是边镇一景的追述，不能当普遍粮价，但有个对照：同几年里，朝廷给宣府、大同边粮定的折价是每石一两，苏松荒年买漕米是每石二两。撤业也算不得商人无情——纳银即支之后，就地屯种已无利可图，人随利走。苦的是留在边地的人：商屯雇种的民户失了业，军屯又早被占夺掏空，就地粮源一下子断了。边防门的结论只有五个字：「边军遂日困」。

银到了边，还要过一道道手。《名山藏》记：「金下军士经手既众，朘削之弊十耗六七。」这是孤文，没有各镇支放账可对，「十耗六七」的成数当不得确数；但银经过的手多一层、到军士手里少一层，是当时制度的常态，方向可信。

本色开中并没有一刀断绝。弘治六年，甘肃还在召商上纳粮草开中，朝廷同时再运太仓银六万两接济；长芦运司奏报，改定的银价太高，报名中纳的人少，请求按场分高下、按年份远近酌减。改的是主渠道：此后盐引一路「名存而实亡」，京运年例日益加重。明人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里说，各边年例银是从这次折色才有的——这话与实录对不上，变法前户部已向大同、宣府、榆林（今陕西榆林）、甘州运过年例的银；变了的是年例银的来路，此后运司盐银成了它的大头。

朝廷不是没想改回去。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议准：盐课不许在腹里（内地）中卖，各边开中照旧报中本色粮草，不许折纳银两——《续文献通考》记了三个字作结：「寻不行」。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再申前令，留了一个口子：商人自出财力开耕边地、上纳引盐的，听便。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又申，一并申严不许势豪占中、经纪包揽。嘉靖八年以后，开中稍复，边商中引、内商守支；嘉靖年间，久历边务的杨一清又请召商开中，然而「因循日久，卒鲜实效」。到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户科给事中黄承昊还在请「复祖制，开中输边之法」，疏里报了一串边饷数：祖宗朝止四十九万三千余两，万历（公元1573—1620年）时至二百八十五万余，天启时至三百五十三万余——「祖宗朝」从哪年算起他没有说，只能看出一个方向：年例银这条管道越淌越粗，粮却一直没有回到边地。

改不回去，是因为病还在原处。守支的根在场产不济，禁令医不了；占中的禁令，成化四年、成化二十三年、嘉靖二十七年申了三次，乞中并未遏止。折色本不治这两种病，只把商人从病里摘了出去；复开中等于请商人重新跳回病里，没人肯来。边地那一头，吃饷的人也在变多：各镇主兵不足，增以募兵，募兵不足，增以客兵，《明史》兵饷门记作「兵愈多，坐食愈众，而年例亦日增」——年例银越淌越粗，这一头与盐法无关。也可以设想另一条路：不折银，专治守支与乞中——那条路或可延缓边储之虚，难以逆转，何况太仓没有骤增之银，弘治朝的缺口仍要另找补法。那条路当时也摆在那里，只是难走。

责任归谁，历来有三说。清修《明史》直书边储之虚起于叶淇变法，本传把「变开中之制」列为他一生唯一的大疵。乾隆年间的史臣在纲目「发明」里反驳：边储之匮病在屯政不修，盐法之坏病在势家乞中，都不关叶淇的事，还反问一句——塞下之地，商人屯得，军士屯不得？明人何乔远的说法又不同：承平日久，百凡征赋本就多已折色，变法不该系于一人之功罪，要坏也坏在吏治层层侵蚀。三说各有立场，而它们的前提倒是可以分别坐实：屯政先坏、势家乞中，明代的法令文书里有；撤业、翔贵、边储日虚，明代当代记载与官修史书一致。至于折色、屯政、势家在「边储日虚」里各占几成，没有任何账籍能把三者分开，当时如此，今天也如此。

叶淇本人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四月致仕，十四年八月卒，赠太子太保，《孝宗实录》的卒传评他「亮直有操执」，又添一笔「亦病其偏」——这个「偏」字，多半指的就是开中。回头算那笔账：奶酪没有消失，是换了形态。得实惠的，是免了守支与远运的淮商和就近纳银之商，是银权集中于手的太仓，是内徙转贩的西北商；受损的，是撤业的边商、失业的边地耕者、领不到平价粮的边军；最老的占利者几乎无损——奏乞越场的势家，折色没有动他们分毫，实物支盐的路一断，他们转从余盐取利。从纳粮到纳银，改的是交纳的东西，重分的是边饷上的利益：边地的实物利益蒸发了，银的利益顺着太仓到年例银的管道重新切分。往后看，粮改银、盐改银的路此后一路走下去，近九十年后到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白银从权宜的折价变成了赋役本身的形态；而边地缺粮的问题，银始终没有解决，崇祯元年黄承昊那道请复开中的疏，是它最后一次被原样端出来——疏上去了，法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