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

赦令与占候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洛阳。河南尹李膺杀了河内人张成。河南尹就是京师所在那一郡的长官；河内郡（治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与洛阳只隔一条黄河。张成的本业是风角——观测风向以占吉凶的方术，凭这门本事出入宦官门下，桓帝（刘志，146—168年在位）也找他问占。这一年张成推算朝廷将要大赦，便教儿子杀人。案发收捕，果然遇上赦令，依法得免；李膺愤恨难平，顶着已经颁下的赦令，把张成处死。

一桩命案，照例到此为止。几个月后风向变了：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朝廷，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后汉书·党锢列传》）——蓄养太学中游学的士人，交结各郡的学生，彼此奔走呼应，结为一党，诽谤朝政，惑乱风俗。这纸告词引出的案子，就是史书里说的「党锢」。此后它两度兴起大狱，中间夹着一次未遂的政变，连坐从本人一路扩到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直到十八年后天下大乱才告解除。士大夫与宦官的这场死斗，把东汉拖向了什么地方？

这桩案子的轮廓，三种记载一致：《后汉书》、晋人袁宏的《后汉纪》、《资治通鉴》都记了占赦、杀人、告党的经过。细节各有出入：李膺当时的官职，《后汉书》作河南尹，《后汉纪》作司隶校尉，今从《后汉书》；告发者的名字，有牢修、牢顺两写。这些出入动不了案子的骨架。

宫内的循环

死斗的一方是宦官。这个群体怎么坐大的，东汉的叙述自己作过交代。《后汉书·宦者列传》的序文把它写成了一条线索：和帝（刘肇，88—105年在位）幼年即位，外戚窦宪兄弟专权，内外臣僚无从接近皇帝，在皇帝身边的只有宦官，于是和帝与宦官郑众定谋除掉窦宪，郑众因此封侯——「中官始盛」，就从这里算起。往后，顺帝（刘保，125—144年在位）靠宦官孙程等人定下拥立之功，桓帝之能得立，也有中常侍曹腾参与定策。序文把原因归结到女主临朝的情势：太后称制，朝臣无由进入内廷议事，「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这是修史者的归纳，其价值在于记下当时人的自我理解：这几个位置如何排定，他们自己已经看明白了。

桓帝朝是这条线索最新的一环。外戚、大将军梁冀专权多年，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桓帝与身边五名中常侍密谋诛除梁冀——中常侍就是内廷里侍奉皇帝、传宣诏命的宦官长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成谋之日，桓帝咬破单超的手臂出血为盟；事成，五人同日封侯，食邑最多的二万户，最少的一万三千户，另赐钱各千余万，当时称为「五侯」。数目见于《后汉书·宦者列传》，是封赏文书里的记载。此后「权归宦官，朝廷日乱」，是史家的写法；当时流传的民谣更直白：「左回天，徐转日，具独坐，唐应声」（应劭《风俗通义》）——左悺能使天回，徐璜能使日转。

封侯之后是家族的铺开。同是这篇宦者传记载：五侯的宗族宾客布满州郡，贪残虐民；到灵帝（刘宏，168—189年在位）朝，张让等十二名中常侍「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布列州郡做些什么，弹劾文书里有一笔账：中常侍侯览在家乡山阳（治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前后夺取民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百一十八顷——这是告发文书里的数，查实了多少，史书没有下文。宦门子弟还借请托挤进察举。钱穆在《国史大纲》（1940年）里说，东汉宦官不仅盘踞内廷，子弟亲党布散州郡，也得夤缘察举。

歌谣与太学

另一方是士大夫。他们手里没有诏令与宫卫，有的是名声，而名声在东汉有具体的造法。《后汉书·党锢列传》的序把「党人之议」的源头追到一桩地方恩怨：桓帝做蠡吾侯时在甘陵国（约当今河北清河一带）从周福读书，即位后提拔周福为尚书；同郡的河南尹房植有名于朝，甘陵人编出歌谣：「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房伯武（房植）是规矩，周仲进（周福）靠给皇帝当过老师得官印。两家宾客互相讥评，各自结纳徒众，一郡之人分成两派互相攻讦，甘陵从此有了「南北部」，史家说「党人之议，自此始矣」。

同样的歌谣也出在别的郡。「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汝南（今河南驻马店一带）太守宗资把郡事交给功曹范滂，南阳（今河南南阳）太守成瑨把郡事交给功曹岑晊。功曹是郡府里主管人事的属官。歌谣里说了算的是两位功曹，太守反倒成了画诺与坐啸的人——郡一级的用人之权，落在名士手里。

歌谣传进洛阳的太学，声口就更大了。太学是朝廷设立的最高学府，延熹年间，「诸生三万余人」，以郭泰、贾彪为首，与李膺、陈蕃、王畅互相推重。太学里的话是：「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李元礼就是李膺，陈仲举就是陈蕃。《后汉书》还补了一笔：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这种品评人物、议论朝政的风气，当时叫「清议」。三万这个数，《后汉书》《后汉纪》《资治通鉴》三处一致；但它指的是在册的弟子，还是连游学京师的人都算在内，史料没有说明。它能说明的是洛阳城里士人聚集的规模，不能拿来推算全国。

名声再进一步，就有了名目。第一次党狱之后，士林中给天下名士排了称号：最尊的三人称「三君」，以下有「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全是品评人物的语言——「厨」就是能以财力周济人。张俭被同乡朱并告发时，告词里另有一份二十四人的名单，与士林这一份互有出入：后来割据荆州的刘表，在这份里列「八顾」，在那份里列「八及」。一份出自自相推许，一份出自告讦者之手；名目是谁编定的，史书没有交代。

名声与宦门的势力在州郡相遇，冲突在党锢之前已经见血。延熹年间，宛陵大姓张汜是宫中美人的外亲，又贿赂宦官，南阳太守成瑨与功曹岑晊收捕其宗族宾客，杀二百余人，事后才上奏；小黄门赵津之辈奉事宦官、乘势犯法，太原太守刘质考案其罪，都是遇赦仍杀；山阳太守翟超没收侯览的家财，东海相黄浮诛了徐宣。结局是：成瑨、刘质弃市——在闹市处决；翟超、黄浮受髡钳之刑，罚作苦役。太尉陈蕃上疏为几人讼冤，此后外朝的选举奏议动辄被「中诏」——不经三公、直接从内廷发出的旨意——驳回，属官多至抵罪。外朝的程序与内廷的旨意，此时已摆上了同一个台面。

诏狱与矫诏

延熹九年的告词，就是对着这张士人之网逐条写的。桓帝震怒，下诏各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李膺等人收监，按规矩案子要经三府——太尉、司徒、司空三公的府署——太尉陈蕃拒绝连署案卷；皇帝更加愤怒，索性把案子从三府抽出来，下于黄门北寺狱。北寺狱设在内廷，由宦官掌管，案子进了那里，外朝就管不着了。狱中的问对，列传记得很细（宦官王甫诘问范滂一段），其时点《后汉书》系于收监之时，《资治通鉴》系于赦免之前，两说并存。同案被捕的有二百多人：《后汉书》作二百余，《后汉纪》作三百余，上书讼冤的窦武则说「连及数百人」，都是约数，实数已不可考。也有不肯逃的：名士陈寔自己走进监狱，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

延熹十年（公元167年）六月，大赦天下，改元永康。此前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先后上表为党人求情，皇帝的意思松动下来。如何处置，本纪与列传的文字不一样：本纪写「大赦天下，悉除党锢」，列传写「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两处并在一起读才完整：人从狱里放了出来，罪名没有销，终身不得做官，名字还登记在册。禁锢就是不准出仕的处分，比免官重，安帝朝已有赃官锢及二世的先例（事见《东汉会要》）；党人所受，是这种刑罚的加重版。窦武的奏疏里，还留着外朝对这场大狱的定性：「旷年拘录，事无验证」。

同年十二月，桓帝死，十二岁的灵帝即位，窦太后（桓帝皇后窦妙）临朝，太后之父窦武任大将军，与陈蕃共同辅政。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九月，窦武、陈蕃谋划尽诛宦官。能走的只有一条路：说服太后下诏。太后不肯：「汉来故事世有，但当诛其有罪，岂可尽废邪？」奏章还没批复，文书先漏了出去：宦官朱瑀偷看了窦武的奏章。中常侍曹节等十七人连夜矫诏——「矫诏」二字，是写进《后汉书》本纪的——调集宫卫先动了手。陈蕃年逾七十，带着属官与太学生八十余人拔刀冲入承明门，被收捕，当天死在北寺狱。曹节一党又令刚从前线还京的将领张奂率五营之兵围攻窦武，窦武兵败自杀，宗亲、宾客、姻属一并被杀，家属流徙日南郡（今越南中部），太后被迁居南宫。这位张奂，后来自己也被指为党人，免官禁锢——动手的人与被打的人，身份只隔一道诏书。

窦武若成了功，会怎样？史书自然没有记下这条路。窦武成功之后如何安排内廷，现存材料里见不到任何方案。能看见的另有一桩巧合：这条循环的第一环与这一环，站在外戚位置上的都是窦家人——和帝借宦官郑众除掉的窦宪，与如今被宦官除掉的窦武，同出一家。

窦武、陈蕃死后的第二年，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大狱再起。引线是山阳人张俭：他先前弹劾侯览残害百姓，请诛侯览及其母，奏章被侯览截住；他索性掘了侯览家的冢宅，没收资财。张俭的同乡朱并揣着侯览的意思上书，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诏令颁下名籍，按名捕拿；随后大狱展开——发起者两书记法不一，本纪记侯览授意有司，列传记曹节授意有司。虞放、杜密、李膺、范滂等一百余人被捕，死在狱中。死的数目，本纪与列传都作「百余人」，是约数。

《后汉纪》还记了一段问答：十四岁的灵帝问什么叫钩党，曹节答，党人「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问不轨是要怎样，答「欲图社稷」，灵帝于是准了奏。这段对话《后汉书》不载，出自晋人袁宏的《后汉纪》，《资治通鉴》照录；年岁与灵帝相合，但作为史料比诏令条文层级低。可以说的只是：现存文书里，没有人向这位少年皇帝呈验过「图危社稷」的证据。

几个名字的结局，列传各有一笔。李膺案发时有人劝他逃走，他说「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自己走进诏狱，被拷打致死，妻儿流徙边地，门生、故吏及其父兄一并禁锢。杜密被征，自杀。范滂三十三岁，就逮时县令郭揖解下印绶，要跟他一起逃亡，他不肯连累别人，与母亲诀别后赴死。这些段落写在同情党人的列传里，人、年岁与死法则与本纪及他传互见。

罪名一旦离开事实，就会自己长大。《党锢列传》承认：此后有私怨的人互相陷害，一点嫌隙也算入党；州郡迎合上意，有人素无来往也被罗织。「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死、流徙、废锢几类混在一起，拆不出各是多少。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永昌郡（今云南保山一带）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灵帝大怒，把他押送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狱中拷打致死；随即再下诏：各州郡复查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职的一律免官禁锢，连坐及于五属——五属就是五服之内的亲属。门生故吏本是察举制下举主与被举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如今成了连坐的名目。连坐的半径，本纪把「锢及五属」系于建宁二年，列传系于熹平五年；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收窄时，列传作「从祖以下皆得解释」，本纪作「小功以下皆除」，两书说法不一。

禁锢与赦书

罪名落到地方，要看郡国怎么办。《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记下平原国（今山东平原一带）国相史弼：诏书命举发钩党，各郡国奏报牵连的多至几百人，只有他没报。诏书接连督责，措辞急切，掾史被髡笞。青州派来督察的从事质问他：青州六个郡国，五个都有党，邻近的甘陵也查出了南北部，平原凭什么独无？史弼答：水土不同，风俗各异，「它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要迎合上司、诬陷良善，「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从事大怒，收押他的属吏，上奏弹劾；恰逢党禁一度松动，史弼以俸禄赎罪得免，他护下的人，传文说有一千多。

也有反着来的。名将皇甫规见天下名贤多被牵染，自己上表：我举荐过张奂，是附党；太学生张凤等三百多人曾上书为我讼冤，是为党人所附——「臣宜坐之」。朝廷知道了，不问。一郡报不出党要治罪，有人自认是党却不受理：罪名对不上人，两头都是证明。处分按名籍运行，名籍却可以造：党人景毅的儿子是李膺的门徒，只因名籍上没有登记，「不及于谴」，景毅觉得没脸占这个便宜，自己上表免了官。《后汉书·五行志》还存着光和年间一道赦令的条款：「有不见文，他以模拟疑者谳」——名籍上查不到、因形迹近似被罗织进去的，要交廷尉核审。

不坐等也不自首的人，走了别的路。张俭逃亡，沿途人家冒着灭族的风险收留他，「望门投止」，为他而死的前后以十数计；赵岐隐姓埋名，在北海国（今山东潍坊一带）的市集上卖饼，被人识破后藏进夹壁墙里数年；夏馥剪掉须发，进林虑山（今河南林州一带）给冶铁人家当雇工，党禁未解就死了。也有人不必逃：郭泰善于品评人物，却「不为危言核论」，宦官当政也伤不着他；申屠蟠早早断定议论过甚必有坑焚之祸，隐居梁、砀之间，两年后党狱果起。

禁锢持续了十余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黄巾起事；三月壬子，朝廷大赦党人，条款写明「唯张角不赦」。提议赦免的有两个人，分处内外：外朝是北地太守皇甫嵩，同时请拨内库的钱与西园的马发给军士；内廷是中常侍吕强，宦官中被称为清忠的一个——他对灵帝说：「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灵帝怕了，于是赦。赦令的理由只是一种「恐怕会合流」的估计；党人中是否真有人投向黄巾，现存材料里找不到实例。朝廷在恐惧之下承认的是另一件事：能安定州郡的人，正是被自己禁了十几年的那批。

赦了人，朝廷自己的账却算不下去。提议赦党的吕强随即被同僚构陷，说他与党人共谋、常读《霍光传》，吕强自杀。灵帝又当面斥责张让等中常侍：你们常说党人图谋不轨，「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角通」。这是大乱之下的责让之词，算不上检讨；但「党人更为国用」这句，等于把「图危社稷」的旧罪名当众收了回去。

解禁之后的党人，多数没有再回朝廷。何颙逃亡汝南，结交豪杰，成了袁绍的「奔走之友」；张俭还乡，建安初年不得已出任卫尉，见曹氏气象已成，闭门不出；窦武的孙子窦辅，两岁时被人藏进零陵（今湖南永州一带）民间逃过灭门，后来举孝廉，刘表、曹操先后征用过他。董卓进京，打出的旗号之一正是「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染过党锢的陈纪、韩融等人都做了列卿。「党人」这个罪名，十几年间翻成了各方都要借重的名分。

这场死斗拖向的，是朝廷与唯一有全国性联络的士人群体之间的互不归属：察举、太学、郡府，本是东汉把人送进体制的三条路，党锢按这三条路上的名目整批清除，被清除者的名字十几年后又出现在赦书与各方的征辟里。要说党锢「导致」东汉灭亡，证据不够：西面的羌乱与军费，吕思勉在《中国通史》（1940—1944年）里列为大伤东汉元气的首项；灵帝在西邸公开卖官，公一千万钱、卿五百万钱，是史书留下的价目；同一朝还有回避的「三互法」：婚姻之家与两州人士不得互任对方州郡的长官，理由明说是「州郡相党，人情比周」，蔡邕上疏说此法使幽、冀二州长吏久缺不补，奏上没有回音。这些都是并行的病。党锢的责任是具体的：最有组织能力的一批人被整批逐出仕途十余年，到朝廷想收回成命时，人与名分都已流向州郡。后人的读法不一：范晔把党人写作「天下善士」；东晋人袁宏说，士人「触万乘，陵卿相，使天下之人自置于必死之地，弊亦大矣」；宋人司马光说，终至「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一个看人，一个看议论的限度，一个看结局。

宦官这个群体的结局来得更快。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大将军何进与袁绍召州郡兵进京，把宦官杀尽。袁绍劝何进动手时，举的先例正是窦武：「前窦武欲诛内宠而反为所害者，以其言语漏泄」（《后汉书·窦武传》）——二十一年前那场失败，被后来者原样学了去。窦武当年缺的诏书与兵，这一回都有了；只是动手的是州郡的武力，收拾残局的也不再是洛阳的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