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灭六国

小吏的编年

湖北云梦睡虎地有一座秦墓，编号十一号。墓主人叫喜，生前是南郡——今湖北中部一带——官府里的小吏。他给自己留下了一份逐年写下的记录：从秦昭王元年起，哪一年秦军打到了哪里，哪一年他自己从军、服役、调任，一年一行，一直写到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扫平六国这样的大事，落在这个普通秦人的履历上，只是行间的几个字。

这份私人年谱记下的事，和《史记·秦始皇本纪》逐年开列的灭国条目对得上。本纪的底本是秦的官方记录《秦记》——司马迁交代过这层来历：诸侯的史书被烧了，「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一个当时小吏的私记，一部经了焚书、又经汉人整理的国家档案，两条互不相干的记录线指向同一张年表，这在先秦史里是少见的运气。这张年表是：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韩亡，十九年破赵，二十二年灭魏，二十四年灭楚，二十五年收燕、代，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齐降。十年之间，立国几百年的六个诸侯依次倒下。问题就从这张年表里长出来：为什么最后收拾局面的是秦？六国并非不懂联合的道理——合纵的主张从苏秦那一代人一直讲到最后一年——为什么到了这十年，每一国都是独自面对秦军？

开战前的家底

秦手里已有的东西，《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秦王政（嬴政，公元前246—前210年在位）即位那年给过一份清单：「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换成今天的话说：关中和巴蜀两块产粮区都在手里，进出关中的四塞门户俱在，黄河以东还嵌着三川、河东、上党三块前进阵地。后来的十年战争，是在这份家底上开工的，不是白手起家。

家底里有一条渠值得单独说。韩国人派水工郑国入秦，本意是让秦把人力耗在土木工程上，无暇东顾——这一节见于《史记·李斯列传》。渠修成之后，《史记·河渠书》记：「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四万余顷」「亩收一钟」是书上的说法，准头如何已无法核；要紧的是「卒并诸侯」四个字——最迟到汉初，人们已经把关中这条渠看作秦能统一天下的物质条件。一件为拖累秦国而谋划的工程，结果变成了秦的粮仓，这事本身就说明：到这个年头，单是「谁害了谁」这种账已经算不动大局了。

打法也不是这一朝新想出来的。秦昭王时，范雎已经把路线讲得很白：「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他还点破了韩、魏两国的位置——「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天下的腰腹。这番话记在《史记·范睢蔡泽列传》里，比这十年战争早三十多年。后来十年的灭国次序，每一步都恰好合于这条线。是照着旧方略走，还是后人拿结果往上对，史料本身不作裁决——秦廷没有留下任何一份议事记录，留下的只有方案文字和结果年表。

战争开打前后，《秦记》一系写成的本纪里还留着另一类条目。秦王政四年（公元前243年），「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粮可以直接换爵位。十六年，「初令男子书年」——男子登记年龄，征发有了簿册的底。每灭一国即以其地置郡：韩地置颍川，江南置会稽。这些条款实际推行到多大范围、办到什么成色，今天查不到；能查到的是它们和战事写进了同一年的记录里——一边打仗，一边还在收粮、造册、接收新地盘。

这十年也不是太平年景。本纪的同一些行间记着：三年岁大饥；四年蝗虫蔽天，天下疫；八年黄河的鱼大量涌上浅滩，百姓驾着车马往东边找饭吃；十二年大旱，六月至八月才落雨；十五年地动；十七年、十九年又各有大饥。后方也出过两次大乱：九年，嫪毐盗用御玺和太后玺，调发兵卒攻蕲年宫；十年，相国吕不韦免职，十二年死。灾荒连着灾荒，内乱连着内乱，东进却一年没停。这些记载说明，秦一样会出事；出了事，仗照打。

金玉与良将

动手的调子，是尉缭和李斯先后定下的。大梁人尉缭——大梁即今河南开封，魏国的都城——入秦见到秦王政，先讲的是风险：「以秦之彊，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诸侯单个看都不足虑，怕的是忽然合力。他开的方子是花钱：收买各国的权贵重臣，搅乱他们的谋划，「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三十万金的「金」按什么计、这笔钱后来实际花没花，全无账目可寻；这句话的价值在于，秦廷自己点破了最怕的事，以及打算拿什么去对冲。

楚人李斯入秦前在上蔡——今河南上蔡——做小吏，他看准的是「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于是西入秦。这是游说者向君主报价时的话，未必是六国实况，但他接下来说的，秦廷照着做了。他劝秦王政抓紧：「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彊，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办法分三步：暗中派谋士带着金玉去各国游说，肯收的厚结，不肯收的刺杀，「离其君臣之计」，然后「使其良将随其后」。财、剑、兵排成前后次序。李斯还有一句具体的落点：先取韩，「以恐他国」。

后来的十年，走的就是这个次序的展开。秦王政十七年内史腾——内史是秦都咸阳一带的长官——攻韩，俘韩王安，韩国第一个亡。十九年破赵，俘赵王迁。二十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入秦行刺，事发，秦军随后攻破燕都蓟——今北京一带。二十二年水灌大梁，魏亡。二十三年起倾国伐楚，二十四年楚亡。二十五年收拾退到辽东的燕王喜和代地（今河北蔚县一带）的赵国残余。二十六年，王贲从燕地南下入齐，齐王建降，「天下大定」。还有一笔要补在前面：早在秦王政五年，秦就在新得的魏地设了东郡，一颗钉子楔进魏的东侧与齐的西侧之间——离得最远的那个国家，从此和中间的几家隔开了。这一串年份放在地图上看，每一步都同时合于三条：打的是最近的，拉住的是最远的，让夹在中间的互相观望。至于是不是一份事先写好的计划，史料给不出答案。

六国的账

六国这一面，最常被记起的是一声叹气：「何秦之智而山东之愚耶？」这句话出自《战国策》，是策士的修辞，当不得诊断。因为这十年里，联合的方案从来不缺，每一国都有人把账算破过。方案摆着，一次也没有兑现——问题不在懂不懂，在谁先付代价。

韩国是第一个，材料也最少。它最弱，离秦最近，又被李斯点名为开头。《战国策》里有人这样形容韩、魏：「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这话是谁在何时对何人所讲，文本本身靠不住，但它说中了这两家的位置——天下联动的枢纽，偏偏贴着秦的门口。秦王政十七年，内史腾攻韩，俘韩王安，韩地置颍川郡。四年后，本纪里多出四个字：「新郑反。」新郑（今河南新郑）是韩的旧都。这次反叛规模多大、如何了结，再无下文。它只留下一个提示：亡国不是「俘其王」那一天就了结的事。

赵国是能打的。赵将李牧此前在宜安、番吾两次击退秦军——其中宜安一役，《史记》的本纪和列传记得完全相反，一处记秦胜，一处记秦败，今天能确认的只是：赵军此时尚能与秦军野战。后来的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是这样讲的：秦给赵王的宠臣郭开送去重金，散布李牧、司马尚要反的话；赵王迁派人接替李牧，李牧不受命，被暗中捕杀；三个月后，王翦急攻，破赵，俘赵王迁。「受金」这一节，出自秦国对手的追记，赵国自己没有留下任何文书可对质；可以钉住的是防线的结局——李牧死后三个月，邯郸（今河北邯郸）城破。同一个郭开，早年在老将廉颇能否回国的关节上，也使过钱——买通赵国派去看廉颇的使者，把老将说老。

燕国把这道题算到了底，然后换了一种答法。太子丹从秦逃归，太傅鞠武给过一个完整的方案：「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讲於单于，然后乃可图也。」太子丹的回答记在《战国策·燕策》里：「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惛然，恐不能须臾。」——合纵的道理他懂，他只是判定它来不及。于是燕国把国运押在了匕首上。秦王政二十年，荆轲入秦，行刺不成；秦军的答复是攻破蓟城，燕王喜退往辽东，又支撑了几年。燕的选择常被讲成侠客故事，放回这张年表里看，它只是一个判定联军来不及集结的国家，把最后的筹码推上了赌桌。

魏国亡于水。秦王政二十二年，王贲「引河沟灌大梁」，城墙泡坏，魏王假请降。司马迁后来亲自到过故大梁城的废墟，记下城中老人传下来的话：「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引泾水的渠让关中丰收，引河沟的水让大梁城坏——同一套水利本事，一正一反，两次出现在这十年里。魏国也有人早把账算破过。《战国策·魏策》里存着一段谏魏王的话，说的是：秦国今天陪你攻韩，明天韩亡了，下一个便利的就是你。账是明的，魏没有躲开——因为躲开的办法只有一个：在别人挨打的时候先出兵。五国最后一次合力攻秦，是秦王政六年，攻取了寿陵，秦军一出，五国各自罢兵。那是灭韩之前十一年，此后直到齐亡，再没有出现一次成形的联合行动。再往前六年，魏公子信陵君曾率五国兵在河外击败秦军——联军并非先天打不了胜仗，只是牵头的人战胜当年，就被秦人花重金买通的谗言夺去了兵权。

楚国是唯一逼得秦倾尽全力的对手。《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伐楚之前秦王问兵：李信说二十万人够了，王翦说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先用李信，二十万人南下，被楚军尾追着打了三天三夜，两座营垒被攻破，七名都尉战死。秦王政亲自乘车赶到频阳——今陕西富平一带——向王翦认错，请他出山。王翦带六十万人出征，按传里的说法是「空秦国甲士」，秦王亲自送到灞上。楚国那边，「乃悉国中兵以拒秦」，两国倾国相持了很久——传文只写作「久之」——直到楚军引兵东撤时被击破，大将项燕被杀，又过了一年多，楚王负刍被俘，楚地尽为郡县。二十万、六十万这些数字出自一百多年后写成的列传，其中虚实已无从核；可以信的是那一对对举的字眼——一边「空国」，一边「悉国」。灭一个大国，要押上全部。楚亡前后还挂着一桩说不清的悬案：一位曾在秦做过相国的昌平君，先被迁到郢，后来被项燕立为荆王，「反秦於淮南」，次年死。他是什么人、楚国算不算复国再战了一场，史文太略，只能存疑。

齐国是最远的，也是最后一个，死得最安静。齐国的君王后主政十余年，「事秦谨，与诸侯信」；秦攻三晋、燕、楚的那些年，「五国各自救於秦」，齐不出手，因此四十余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后胜为相，《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他「多受秦间金」，劝齐王废弃合纵、入朝于秦，不修战备。受金一节同样出自齐国以外人的追记。可以核对的是另外两个被记下、又被否决的方案：有人拦住要入秦朝见的齐王，即墨大夫则请收拢三晋和楚的故地、西向扼秦，「齐王不听」。秦王政二十六年，王贲从北面燕地南下，齐人发兵守西界，秦军直入临淄——今山东淄博——「民莫敢格者」。齐王建降，被迁往共（今河南辉县一带）。齐人后来编了一支歌：「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让大王住进共地松柏之间的，是宾客的话。亡国之民把账算在了主和的宾客头上。至于齐不战，是兵备久废，还是威慑到此已经足够，齐国自己的档案一片无存，这两种解释今天分不开。

把六国的死法摆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笔读数：还能决战的赵、楚，逼得秦用反间、用举国之兵；再往后，燕把军队换成刺客，魏打开城门，齐连城也没守。抵抗一层低过一层，力量对比写在里头。六国各自的选择也摆在一起：赵有一张能打的牌，燕有一套完整的方案，齐有海峡般的距离，每一张牌都换不来「别人先动」。联合的好处归大家，先出兵的代价归自己，于是每一次都是等。能不能换一个走法？当时推演过的路径都在：赵不杀李牧，《史记》给的期限是「后三月」破赵；齐用即墨大夫之策，也不过把决战往后挪。这些替代的路，没有一条在史料里走出过胜利——联军最后一次合力，战绩止于攻下一座寿陵，然后各自回家。这笔账算不到聪明或糊涂头上：联合的方案一次次被提出来，一次次被记下来，缺的只是第一个肯先出兵、先出钱的人。秦的那一套金玉、利剑、良将，恰好嵌在这个缺口上——它不必说服谁，只需保证每一次拖延的代价，都由别国先垫。

后来与讲法

秦王政二十六年，齐亡，十年战争收口。当年秦廷颁下一份给六王定罪的文书：韩王「已而倍约」，赵王「已而倍盟」，魏王「与韩、赵谋袭秦」，楚王「畔约」，燕太子丹「阴令荆轲为贼」，齐王「绝秦使」——结论是「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败者的罪名由胜者书写，这份文书本身就是战利品的一部分。后来秦始皇帝东巡刻石，又把这层意思凿在山上：「六国回辟，贪戾无厌……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六王个人的下落，大多没有下文：赵王迁被俘之后，《史记》正文再无一字，只有后出的注文引《淮南子》，说他被流放到房陵（今湖北房县），死在思乡的歌里；魏王假「请降」之后如何，齐王建迁共之后如何，各书所记参差不齐，有的说法明显是后人的补笔。第一个被虏的韩王安，在被虏四年后赶上新郑反叛，他的死可能就缠在那桩说不清的旧案里——睡虎地那份小吏的年谱里或有一条可校，那是出土文献与传世史书互相对读的工作，此处只能存疑。

同一年，秦把打下来的天下「分以为三十六郡」，「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每破一国，便照着该国宫室的样式，在咸阳北面的山坡上再造一处，掳来的美人、钟鼓充入其中。这套安排后来如何运转，三十六郡是三十六还是别的数目，迁来的十二万户后来怎样，都是另一编的事。这里只记一笔其后留下的实物：湖南龙山里耶的一口井里，出土了秦代洞庭郡迁陵县的大批官府文书，年代从秦始皇二十五年起——那是新征服的土地上，一个县级衙门其后怎样办公的样子。从那些文书往回看，灭国只是开头。

「为什么是秦」，每一代人都给过自己的答案。秦廷的答案写在诏书和刻石上：六王自己有罪。亡国遗民的答案写在怨歌里：错在主和的宾客。秦宫廷内部后来也这样总结——二世时子婴数过三桩：赵王迁杀李牧，燕王喜用荆轲，齐王建听后胜，「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贾谊的名句说秦「续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把功劳分给了六代先人。司马迁在魏世家的末尾写下的是另一句：「天方令秦平海内。」一千多年后，司马光论六国，说它们自撤藩篱以媚盗。这些答案各出自胜利者的文书、亡国者的怨言、汉人的总账和宋人的裁决，层与层之间立场分明，哪一层都不能单独当作结论。

能说的是结构的两面。六国为什么合不到一起：方案、账目、利害，每一国都有人说破过，道理从不缺；垮在另一处——联合的好处归所有人，先出兵的代价归自家，于是每一国都等，等来的是一份按顺序点名的灭国名单。为什么是秦：双粮仓和四塞的家底、战争年头里还在逐年运转的收粮造册条款、几十年前画好的路线、嵌进别国缺口上的金玉与良将——这几样各占多少分量，史料分不开，也不必硬分。倒是另一面可以看得更清：这十年里秦出的错一点不少——内乱、刺杀、一场二十万人的败仗——每一次都被摊平，翻过去接着打。一套制度顶要紧的地方，常常不在于不出错，在于出得起错。仗打完了，这个为打仗造出来的国家，要面对一个再也没有敌人可打的天下——那才是第三编要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