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豪强与庄园

帝乡的庄园

西汉末年，南阳郡湖阳县（今河南唐河一带）的樊家，是县里数得上的著姓。《后汉书·樊宏传》记家主樊重治家：三代不分财，子孙朝夕向长辈问安行礼，规矩齐整得像官府；经管产业，物尽其用，童仆各派各的职事，财利一年厚过一年，田土开到三百余顷。房舍重堂高阁，沟渠引水，池鱼栏畜，家中要用什么不必求外人。他想做一批器具，先种下梓树与漆树，当时人笑话他；过了些年树成了材，器物一件件做出来，当初笑他的人反过来登门求借。家财积到「巨万」，放出去的债有几百万，临终遗命把借契全部烧掉，一文不许儿子们收回。

这个樊重，是光武帝（刘秀，25—57年在位）的外祖父。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朝廷度田，核查全国的垦田与户口，一名进京奏事的郡吏，木牍上有一行与公事无关的小字：「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河南是帝城，多近臣；南阳是帝乡（今河南南阳一带），多近亲——两处人家田宅逾制的太多，没法拿来作核查的基准。帝乡头一户近亲，就是樊家。这样一户人家，与国家名册上的编户是什么关系？编户，是登记在册、按户按口向国家纳税服役的平民；樊家的童仆、求借的邻人、被烧掉借契的债户，却生活在另一本看不见的名册里。东汉二百年，国家的名册与大族的名册之间有一场缓慢的拔河，争的是人：地方大族怎么一口一口，把国家的编户吃成自己的人？

樊氏一门，封侯的有五处封国；光烈皇后的母家阴氏发迹更早，西汉宣帝（刘询，前74—前49年在位）时，阴子方已经「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大族不是东汉才长出来的。《东观汉记》有一段靠后世类书引用存下来的佚文，形容樊家「竹木成林，六畜杂果，檀漆桑麻，闭门成市」——关起门来就是一个集市；可本传也写着樊重「好货殖」，汉末人笔下的豪人更是「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庄园自给到哪种程度，没有一本账簿留下来可查，能确定的只是营生铺得很宽。

国家向编户要的，田租不算重，建武六年（公元30年）已定为三十税一；重的是按人头出的一份：十五岁以上每人每年算赋一百二十钱，七岁到十四岁口赋二十钱，成年男子还要服更役。王莽改制的诏书追述西汉实况，说「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连病残的人也得出钱代役。这些负担，不因为没有田而减免。而田已经渐渐不在下户手里了。田去了哪里，西汉人早有答案：武帝时董仲舒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无地的人「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种豪民的田，收成要交出一半；他说这局面「汉兴，循而未改」。

西汉也不是没想过办法。哀帝（刘欣，前7—前1年在位）时限田的条文明明白白：吏民占田不得过三十顷，奴婢不得过三十人，限期三年，逾限没收入官。条文还没推行，占田养奴最多的人家先坐不住了——哀帝的祖母家傅氏、母亲家丁氏当权，宠臣董贤正贵幸，都觉得不便；诏书一句「且须后」，就此搁下。王莽的手段更彻底：天下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私属」，一律不许买卖——这个办法连同他的朝廷一起亡了。《汉书》还记着西汉的一手旧法：把六国旧族和「豪桀并兼之家」世世迁往皇陵县邑，谓之「强干弱支」。东汉二百年，这样的迁徙在记载里再没有出现一次；度田之后，连查问田主的事也不再提了。

四种名目

吃掉编户，走的是四种名目，四种名目在国家簿册上都没有科目可填。第一种是宾客。这个词在东汉的含义很宽，门客、食客、寄居依附的人都算，不能一律当成种田的依附者；但这批人不以个人名字出现在国家的簿籍里，是一致的。新莽末年，光烈皇后的哥哥阴识起兵，带走的是「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一户人家，随手能拉出上千口人。后来阴家的宾客在广汉郡（治今四川广汉一带）界内屡屡犯法，要太守蔡茂上书朝廷，才有人过问。

第二种是徒附。这个词在东汉文献里几乎只出现一次，在汉末人仲长统的《昌言》里——这本书靠《后汉书》本传摘引保存下来。书里写：「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千群、万计是文章的笔法，不是计数；但同一篇文章给了这个身份一个清楚的定义：豪人「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在国家的什伍里连一个伍长都不是，手里却役使着上千户人家，「埶力侔于守令」，「犯法不坐」。徒附在法律上算什么身份，东汉的律令没有留下条文；留下的只有仲长统这个定义：不在国家的什伍里，在豪人的邑里。

第三种是奴婢，数目反倒有个案可查。广汉折像家，「赀财二亿，家僮八百人」；伏波将军马援的儿子马防兄弟，「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钱从朝廷的赏赐与权势里来，落到地上变成田。顺帝（刘保，125—144年在位）、桓帝（刘志，146—168年在位）两朝的外戚梁冀，把良家子女掠为奴婢，多到数千人，还起了个名目，叫「自卖人」。也有反方向的记载：处士周党把家财散给宗族，奴婢全部放免。

第四种名目离田地最远，离官场最近：门生故吏。谁举荐的孝廉，谁征辟的属吏，受恩的人终身以门生、故吏自待。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朝廷下诏州郡，重新查办党人——被指为结党诽谤朝廷的士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的一律免官禁锢，株连到五服亲属。国家要用连坐来拆这张网，恰恰证明网已经长到必须动手拆的地步。

四种名目有一条共同的来路。人为什么往豪强门下走？单比田租，投靠并不划算：国家的田租三十税一，种豪民的田要交出收成的一半；汉末荀悦的议论由《通典》录存，账算得更直白：「官收百一之税，而人输豪强太半之赋」——官家收的只是零头，依附人家交的却是大半。但编户身上还有田租以外的账：算赋、口赋、更役按人头出，不因无地而减；豪强手里又有国家没有的东西。荒年有粮：汝南（今河南驻马店一带）人廖扶预先聚谷数千斛，年成荒了分给宗族姻亲。官司有庇：王符在《潜夫论》里写底层诉讼的处境，「以羸民之少党，而与豪吏对讼，其埶得无屈乎」——势单力孤的贫民，同有豪强撑腰的吏对簿公堂，哪有不屈的。

崔寔《政论》的辑文把两头画在同一段里：上家「累巨亿之赀，斥地侔封君之土」；下户「踦岖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同一段的末尾，是「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所谓投靠，是在两条都不好走的路上选一条。暴力当然也有：梁冀的「自卖人」是掠，不是卖。但被掠的、自卖的、投靠的各占多少，没有任何时代数过；全国的宾客、徒附、奴婢加在一起有多少，东汉没有统计，后世也没有可靠的数——依附人口从不入簿，留到今天的只有名目与个案。

朝廷的对策

国家不是毫无动作。从建武六年到十四年，光武帝六道诏书放免奴婢：没入官府的、被掠卖的，一律免为庶人；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的一道写得郑重：「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十四年的一道干脆说，被掠卖者自诉放免，「卖者无还直」——买主的钱，不退。这些诏书实际放免了多少人，史书一个数字也没留下。但有一点在条文上是清楚的：六道诏对着的，全是非法掠卖与战乱流失的人；豪族手里既有的、来历合法的奴婢与徒附，一道也没有触及。后来的诏书连王侯家的奴婢也要把名字报上来，「务令实悉」——名册之外的人，从来不止平民。

另一条路是给地。明帝（刘庄，57—75年在位）永平九年（公元66年），诏郡国把公田赐给贫民；永平十三年汴渠修成，渠边新成的好田分给贫人，诏书特意加一句「无令豪右得固其利」——朝廷自己知道，水利养出来的地，豪右会来抢。章帝（刘炟，75—88年在位）元和二年（公元85年）的诏书更周到：无田的人迁往地多人少之处，赐公田，代雇耕工，借给种子、口粮、农具，五年不收租，三年不算赋。名册上多一个人，原来是要花钱换的；只是这笔钱，国家只肯花在新附的人身上。

监察条文里，豪族排在头一位。刺史——监察郡国的官员——巡行郡国，按六条问事，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第六条专防郡守「阿附豪强，通行货赂」。条文是真的；「河南、南阳不可问」也是真的——要查与查不动，两件事在东汉并存了二百年。查得动的时刻也有，全挂在具体的人身上。洛阳令董宣拦住湖阳公主——光武帝的姐姐——的车驾，把杀人的家奴拖下车当场格杀；光武帝起先逼他向公主叩头谢罪，末了却笑着说「天子不与白衣同」，由是董宣「搏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称他「卧虎」。顺帝时，清河（今河北清河一带）大姓赵纲在县界筑起坞壁、缮治甲兵，太守李章设宴请赵纲，席间亲手拔剑斩了他，再赶赴坞壁掩击破之。这些胜利，要么靠皇帝当场撑腰，要么靠太守自己拼命——没有一次靠条文自然运转。

可以设想两条没有走过的路。一条是把哀帝那道限田令拿来，认真办上二百年：逾限的田没收入官。难处先在人——逾制田宅最多的地方恰是「不可问」的河南、南阳，下去办事的手，与那里的外戚、举主、故吏是同一批人；再在簿册——册上从来没有「田主是谁」这一栏，查都无从查起。另一条是国家大减租税，与豪强争人。荀悦当时就把这笔账算过：「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富强也」——减田租，实惠落在有田的人头上；下户的重负在人头钱与役，而那正是朝廷放不得手的进账。两条路，都要从同一批人的手里过。

经学与门生

把大族写成只会吞田占人，是不全的。东汉最出名的一条反例，出在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杨氏。杨震通《尚书》，人称「关西孔子」，五十岁才出来做官。他的子孙常年粗食步行，有老朋友劝他趁在位为子孙置些产业，他不肯，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把清白的名声当遗产留给后人。从杨震到杨秉、杨赐、杨彪，杨家四代人都做到太尉——三公之一——与汝南袁氏并称「东京名族」，东京是东汉人对洛阳的称呼。

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一带）袁氏，是另一种做法的样板。袁安由举孝廉起家，此后四代接连居三公之位，本纪里逐年可查。袁绍出道时「累世台司，宾客所归」，门前「辎軿柴毂，填接街陌」；宫里的宦官赵忠看得心惊，说：「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董卓进京后，有人劝他不要动袁氏：「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树恩」两个字，是时人自己说的。恩怎么树？樊重的孙子樊鯈，在永平元年（公元58年）的一道奏疏里漏了底：「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专挑年轻人举，因为年轻人还有一辈子可以还债。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尚书左雄立新规：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儒生须通章句，文吏须能写奏章，此后十余年「天下不敢妄选」——选官这条线上，国家也在回手。

国家对外戚豪族另有一手软的。永平九年，明帝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专置五经师；四姓，就是外戚樊、郭、阴、马四家的子弟，没有列侯爵位，故称小侯——帝乡那几户最大的庄园主，与这份名单严丝合缝。朝廷把他们的子弟编进读经入仕的快车道，多年后邓太后说得坦率：「所以矫俗厉薄，反之忠孝。」读经的门路不止官学。樊鯈删定《公羊春秋》章句，世称「樊侯学」，先后教授门徒三千余人，弟子李修、夏勤都做到三公。廖扶的学生谒焕做回本郡太守，未到任先派属吏登门向老师行门生之礼——老师、长官、故吏，三种身份在同一个村落里叠在一起。

到灵帝（刘宏，168—189年在位）朝，这张网被朝廷自己拿去换了钱。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宫中开西邸卖官，又私下让左右近侍卖公卿：公一千万钱，卿五百万钱；崔烈花五百万买到司徒，曹操的父亲曹嵩给宦官行贿、又往西园送钱一亿万，做到太尉。门生故吏是世家攒下的本钱，卖官是把同样的本钱折价换现钱，一个记在私人的账上，一个记在宫廷的账上。

坞壁

国家最大的一次动作，是对准一门外戚。梁冀擅权二十余年，一门前后七侯、三皇后、两大将军。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桓帝诛梁冀，梁氏宗亲无论长幼都处死，牵连而死的公卿郡守有几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一门之灭，能让朝堂为之一空；这张网平日有多大，从反面量了出来。没收的财货作价出卖，合计三十余万万钱，诏书说用这笔钱减收天下税租的一半——是哪一年的租、哪一项税，今天已算不清；他圈占的苑囿，分给贫民为业。东汉二百年，国家从豪族手里收回田产，记载里只有这一种办法：先定罪，再没收，再分发。日常的登记之路，始终没有。

梁冀死后七年，党锢之祸起，此后两次兴狱，被指为党人的，本人禁锢终身，门生故吏父子兄弟连坐免官——国家斩的，正是门生故吏这条线。斩得动吗？当时人给名士排号，最尊的叫「三君」，其次「八俊」，其中一等叫「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拿得出钱救人，才够得上这一等。禁锢斩得动官位，斩不动墙内的粮与钱；扛得住禁锢的人，家里有庄园。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大将军何进被杀，替他领兵攻宫的，记载里叫「部曲将」——部曲本是军队编制的词，到这时已带着私兵的味道。天下分崩之后，庄园的墙变成了军事的墙：董卓在郿县（今陕西眉县）筑坞，号「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之储，自己说「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庄园在乱世长出甲兵，太平年月是否家家设防，记载都在乱世与边地，不能反推。同一张人情的网也在兑付：冀州牧韩馥把一州让给袁绍，部下说袁绍不过孤客穷军，韩馥只答了一句：「吾袁氏故吏。」四代人积下的恩，在皇帝还在位的时候，已经可以兑出一个州。帝乡南阳落到袁术手里，《后汉书》写那里「户口尚数十百万」——行文的估写，不是计簿——他靠抢掠供养自己。

这场拔河的输赢，至今称不出。名册上，国家的人口一路回升：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千一百余万口，和帝（刘肇，88—106年在位）朝到五千三百余万——那是登记在册的数；庄园里有多少人，从来没有数。登记在回升，豪族在坐大，两件事同时为真，因为记的是两本不相干的簿。对这场拔河，历来有两种读法。一种说，国家从未真正打过「禁兼并」这场仗：放免、赐田、监察，都在名册上做文章，无一触及占有本身。另一种说，皇权与豪族本长在同一个底盘上：头号庄园主就是皇帝的外家。两种读法都能在记载里找到支撑，也都有解释不通的地方：刺史六条与董宣的刀，不像一家人之间的摩擦；外戚一门一门的杀戮，也不像。能确定的是代价的落处：一头是崔寔笔下「父子低首」的下户，另一头是一百多年后，那些不在名册上的人，成了军阀手里现成的兵与粮。

四种名目本身，后来的路各不相同。奴婢始终是私家财产；「徒附」这个词几乎不再出现；部曲与客，到魏晋才拿到法律上身袭的身份——到那时，国家索性把这场拔河的结果写进律令，承认官僚按品级占客荫户。东汉没有走这么远。它只是用了二百年，把人一点一点挪出了国家的名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