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称霸

赐胙

齐桓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51年）夏，诸侯在葵丘会盟。葵丘是宋国地界，在今河南民权、兰考一带，具体地点后世说法不一（齐都临淄西边另有一处同名的葵丘，不是这里）。这一年也是周襄王（姬郑，公元前651—前619年在位）即位的第一年，新王派太宰宰孔赶到会上，给齐桓公（小白，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送来一份胙。胙是祭祀用过的肉，周王祭祀文王、武王之后把祭肉分赐诸侯，是极高的礼遇，寻常只赐同姓宗亲，齐是姜姓异姓。宰孔传的话，《左传》照录：「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伯舅是天子对异姓诸侯的称呼。宰孔接着传第二道命：天子说，伯舅年纪大了，加赐一等，不必下堂跪拜。

接下来这一幕，三份文献各有写法。《左传》里，答话的是桓公本人，管仲不在场：「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天子的威严离颜面不过咫尺，怎敢贪天子之命而不拜？于是下堂，跪拜，再登堂受胙。《国语·齐语》多出一层：桓公先召管仲商量，管仲说「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桓公这才出去辞谢。《史记》更简：「桓公欲许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赐。」三种写法今天裁不了，能确定的只有共同的那一节：这一拜辞让过，最终拜了。管仲是辅佐桓公多年的老臣；他在三种文献里的出入，后文还会碰到。

受一份特许不拜的礼遇，然后当着诸侯的面执意拜下去，这是春秋第一位霸主登峰造极的一天，也是这套秩序最费解的地方。名号是王室的，事情却要诸侯去办；一个诸侯越过天子管天下的事，管一次不难，难的是管了三十多年，列国还一次次来赴他的会。这套办法由哪几样能反复使用的东西凑成，又为什么在桓公一死就散了场，要从周天子手里还剩下什么说起。

天子缺位

王室手里还剩什么，有两笔账可看。公元前667年，周王派使者到齐国「赐命」——赐命是天子认可诸侯身份的礼，同时请齐国伐卫，因为卫国此前立过叛乱的王室子弟子颓，这桩旧账王室自己讨不动，要借齐国的兵。公元前666年，齐伐卫，败卫师，《左传》记作「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拿王命数落卫国一通，收下一笔财礼，收兵。名义是王的，兵是齐的，收益当场落袋。两年后另一笔：公元前664年冬，齐国伐山戎得胜，次年夏把战利品送到鲁国，《左传》的作者特意记了一句「非礼也」：按旧规矩，诸侯对四夷用兵，战利品要献给天子，中原诸侯之间不互相赠送俘虏。规矩还被人记得、拿来作评判，战利品却不再送到王的面前。

王室的兵在这几十年的记载里几乎不出场。公元前649年，扬、拒、泉、皋、伊、洛诸戎攻入王城（今河南洛阳），烧了东门，赶来救周的是秦国和晋国的军队。北方一线同时在告急：公元前664年山戎侵燕，公元前661年狄伐邢（今河北邢台一带），公元前660年狄人攻入卫国，卫君战死，国家灭亡；淮水流域的淮夷又逼迫杞国迁都。挨打的是中小国，能出头的一个也没有。

轮到齐来出头，有它自己的位置。司马迁写这段历史时做过一次对位：周室衰微，齐、楚、秦、晋四强并立，而晋内乱，秦偏远，楚被中原看作蛮夷，「唯独齐为中国会盟」。齐的底气在海岱之间，背靠大海，有鱼盐。《国语·齐语》说桓公「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今山东半岛一带），使关市几而不征」，司马迁概括为「设轻重鱼盐之利」。只是这些全是后人的追述：齐国当时有多少户、多少兵、多少岁入，一页账也没有留下来；今天能看到的临淄城垣和齐刀币，断代跨着春秋战国几百年，指不到这四十三年头上。

《国语·齐语》还记着一整套内政办法：国都居民编作二十一乡，士乡十五、工商之乡六；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层层编到五乡一军、万人一军；按土地好坏定赋税轻重（「相地而衰征」）；犯罪缴兵器抵赎。同一篇里还有汇总的说法：「三万人」的军队、「革车八百乘」、「一战帅服三十一国」；战国末的韩非子则说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一个说「服」，一个说「并」，口径完全不同，只能当各书的写法看。这些条文的来历也要交代：《国语》写定于何时学界有争议，多认为经战国人加工；题着管仲名字的《管子》，书里处处称桓公，还说到管仲死后的事，北宋刘恕在《通鉴外纪》里引刘昫的话，说它过半是后人所加，南宋叶适断它「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今天读到的「管仲之法」，一半是这个时代的事，一半是战国人替这个时代想出来的事，两半已经分不开。

会与征

桓公自己的来路就是乱的。公元前686年，齐襄公（诸儿，公元前697—前686年在位）被宗室公孙无知所弑，无知旋即又被杀，两位出奔的公子赛跑回国：鲍叔牙护着公子小白从莒（今山东莒县）回来，管仲护着公子纠从鲁国回来。鲁国出兵送子纠，公元前685年与齐军战于乾时（今山东淄博西南），鲁军大败，公子纠被杀，管仲被交回齐国。《史记》添了几笔戏剧：管仲一箭射中小白的带钩，小白装死抢先进城；鲍叔牙告诉桓公，要成霸业非用管仲不可。其中射钩一节，《管子·大匡》里已经写过，比《史记》更早；装死抢先进城则是《史记》独有。这些细节都作记载读；内乱、争位、乾时之败、管仲归齐的主干，各书一致。

新君即位后主持的第一次列国集会，在公元前681年：桓公在北杏（今山东东阿一带）召集诸侯，议题是平定宋国的内乱，遂国（今山东宁阳西北）没有来，同年齐灭遂。公元前680年会于鄄（今山东鄄城北），宋国服齐；公元前679年再会于鄄，《左传》在这里写下四个字：「齐始霸也。」公元前678年同盟于幽（今河南兰考一带），郑国也来就盟。「霸」这个字在《左传》里紧挨着「会」出现，不紧挨着「战」。

战也打过，打过的几笔都不好看。公元前684年灭谭（今山东济南东南），理由是桓公流亡时路过谭国受过怠慢；公元前677年拘押郑国大夫郑詹，因为郑君不来朝见；同一年，此前被灭的遂国遗民假意设宴款待齐国戍卒，把他们杀得精光，《左传》记作「齐人歼于遂」。吞并要付戍守的代价，镇压会遭反噬。齐后来以会盟为主业，是不是从这几次难看的仗里学来的，当时没有留下一句话，今天只能存疑；能核实的只是时序：会越开越多，兼并的记载并未绝迹。

真正的转机在狄患。公元前661年狄伐邢，《左传》记下管仲的进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又引《诗》「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是写在简上的告急文书，同恶相恤，盟友有难不能不救。第二年，狄人灭卫。卫国的遗民只剩男女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两邑的民众凑成五千人，立戴公寄居在曹邑（今河南滑县一带）。齐桓公派公子无亏率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守——乘是战车单位，一乘配多少兵没有定规——又送去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各三百、建屋门材，给国君夫人送鱼轩（贵妇人的车）和重锦三十两。这份清单《左传》记到了个位数；《管子·大匡》另记一笔，说给卫国的是车三百乘、甲五千，两处人数对不齐，只能并置，不能相加减。公元前659年，诸侯把邢国迁到夷仪（今河北邢台西），联军护送，「具邢器用而迁之，师无私焉」——邢人的家当一样不少搬过去，军队不私取一物；公元前658年又在楚丘（今河南滑县东）筑城，重建卫国。《左传》追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卫文公在位第一年，卫国只有革车三十乘，末年恢复到三百乘，这也是个案，推不出国力全貌。传文还把这类事写进礼的条目：「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救难、分灾、讨罪，从此是霸主这名目的本分，新做法就这样被写进了旧规矩。

对楚国用的是另一套。公元前656年，齐率八国联军先侵蔡（今河南上蔡一带），蔡军溃散，顺势伐楚，进驻陉地（今河南漯河一带）。伐蔡的起因《左传》没写，只在前一年记过蔡姬晃船戏弄、被送回蔡国另嫁的家事，没把两件事连起来；《史记》则把两件事连成因果：蔡国把蔡姬另嫁了人，桓公发怒，兴师伐蔡。楚成王（熊恽，公元前671—前626年在位）派使者来问：「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为什么打上门来？出面答话的是管仲，先抬出旧命：召康公授权齐国先君太公「五侯九伯，女实征之」，夹辅周室；再数落两条王室条款：楚国该贡的包茅（滤酒用的茅草）不贡，天子祭祀无法滤酒，「寡人是征」；周昭王南征死于汉水没有回来，「寡人是问」。桓公让楚使屈完检阅联军：「以此众战，谁能御之？」屈完答：「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方城是楚国北境的山（今河南方城东北）。结果是屈完与诸侯订盟于召陵（今河南漯河东），联军班师，没有决战。这支队伍里还死了一位小国君：许穆公死在军中，葬礼破格用侯一级的规格——许本是男爵，死在王事征途上，礼加二等。

盟辞

王室自己的麻烦也把霸主往里送。公元前655年，诸侯在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南）会见王世子郑，「谋宁周也」——王储亲自出席诸侯的会，为的是稳住储位；周惠王（姬阆，公元前676—前652年在位）却私下派人劝郑国倒向楚国，郑伯从会上逃了回去。公元前654年，诸侯围郑的新城（今河南新密东南）。第二年盟于宁母（今山东鱼台东），会上郑国太子华私下向桓公献策：帮他除掉郑国三个氏族，郑国就彻底听齐国的。管仲拒绝，理由是：「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每次盟会的赏罚，各国的史官都会记下；靠接纳奸谋结的盟，这个盟就废了。到手的便宜没有要。公元前652年盟于洮（今山东鄄城西南），郑伯来求加盟；议题是「谋王室也」——此前周惠王已死，太子郑怕弟弟王子带作乱，不敢发丧，先把难处报告给齐国。王位能不能继承，先送交霸主过目。第二年新王即位元年，就有了葵丘的赐胙。

葵丘的盟辞写了什么，今天没有定本。《左传》只记了一句：「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孟子》里另有一份完整的五条，说葵丘之会「束牲、载书而不歃血」——拴起牺牲，把盟书放在牲口上，不杀牲饮血：

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

《穀梁传》又是另一份五条禁令：「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陈牲而不杀，读书加于牲上」。《公羊传》不记盟辞，反而记了一笔扫兴的：「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条目、文字、杀不杀牲都对不齐，它们各自写定的时间都比公元前651年晚得多。几份文本共有的部分，是不许擅自废立储君、不许以妾为妻、不许筑堤损人水利、不许在灾年阻拦粮食买卖——不管哪一份，管的都是列国内政与互市里最常出事的几处。

把这些年的事连起来看，霸主手里能反复使用的是这么几样。名义可以一次次向王室借：赐命、赐胙、王储赴会、王室有难先来告知，都是王室自己送上门，名分没有磨薄，反倒越用越像成例。规则写下来就算数：盟有载书，「无国不记」。违约要付什么代价，能看到的只有郑国完整的一圈：逃盟、被围、再回来服罪——记录与兵都在场，各占几分说不上；别的会盟有没有照着做，没有记载。安全是拿出过真东西的：邢、卫两国从亡国到重建，诸侯亲眼看见；连王城本身的戍守，也由霸主组织列国轮流承担。武力则点到为止：召陵陈师而盟，六年后又以诸侯之师伐晋，走到高梁（今山西临汾东北）就回师，讨其乱而止；齐臣隰朋随后会合秦军，送晋惠公（夷吾）回国即位；围郑新城，受降而止。晋国国君赶来赴会，半路被先折返的宰孔劝回——这位天子的使者私下说，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

这套秩序用到末年，开始失手。公元前647年诸侯在咸（今河南濮阳东南）会盟，兼为王室戍守；次年在缘陵（今山东昌乐东南）筑城迁杞。公元前645年救徐，楚军在娄林（今安徽泗县东北）把徐军打败，《左传》只评四个字：「徐恃救也」——仗恃着有救兵，所以败了。此前楚人已两次在这套秩序运转的年月里灭掉小国：首止会盟的同年秋天（公元前655年）灭弦，公元前648年又灭黄——黄国仗着诸侯与齐和睦，不再向楚人纳贡，它恃的正是这套秩序本身。公元前644年会于淮水（今淮河）边，替受淮夷威胁的鄫国（今山东枣庄一带）筑城，服役的人疲惫，有人夜里登上土丘大喊「齐有乱」，城没有筑成，各自散回。供给一旦失手，信用当场折价；编年史把这些不灵的年月也照实记下，和灵的那些年月排在一起。

身后

继承的事，桓公留下了两份互相打架的话。他三位正夫人都无子，内宠姬妾「如夫人者六人」，各生有公子。桓公与管仲商定，立郑姬所生的公子昭为太子，托付给宋襄公（兹甫，公元前650—前637年在位）；可宠臣雍巫（即易牙）借着寺人貂进献膳食得宠，桓公又应许立长卫姬之子——《左传》先书武孟、后书无亏，《史记》作无诡，所指应是同一人。公元前643年冬，桓公死，易牙与寺人貂仗着内宠杀群吏，立公子无亏，太子昭逃往宋国。丧事拖了很久才办，《左传》所记卒、赴、殡的月日彼此对不上；《史记》添了一笔惨相：尸体搁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这个说法战国末韩非已在用，用作君主不可一味借臣的教训，是不是当日实况，已无从核起。

管仲死在桓公之前。《史记》把他的死系在桓公四十一年（公元前645年），《左传》没有系年，只在桓公死的这年追记一笔，两说裁不了。他在《左传》里的首次出场，是公元前662年一句「城小谷，为管仲也」；而北杏的会、鄄的会、幽的盟、伐卫的王命都在此之前，那几件事里管仲没有出场，拜相的确切年头也无载。所以「先有管仲的改革、后有桓公的霸业」这个顺序，在材料上站不住。退回来设想，没有管仲，齐也许停在「会＋王命＋惩戒」的雏形，召陵、葵丘那种措辞成套的场面未必出现——这也只是推演。何况这个「管仲」，一半是当时人，一半是后来文本造出来的形象。

公子昭能回来即位，是为齐孝公，靠的是宋国出兵。公元前642年，宋襄公率诸侯伐齐，在甗（今山东济南一带）打败齐军，立孝公而还，桓公这才下葬，距他之死已过大半年。讨乱、立适，看起来是霸主那套办法又跑通了一回，只是办事的人换了。宋襄公接着想自己主会：公元前639年先在鹿上（今安徽太和一带）会盟求诸侯，同年秋在盂（今河南睢县）再会，被楚人当场扣下。会盟的程序、讨乱的名义，宋襄公照样搬用；等他自己出来主会，一次也没有成。齐国那套秩序里值钱的成分，是四十多年里一场一场攒下来的记录，这些记录记在桓公和管仲名下，传不到别人手里。

真空当时就有人叫破。公元前641年卫国伐邢——邢正是桓公当年救活迁走的国家，卫国大夫宁庄子劝出兵的话是：「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天下没有霸主主持，邢国又无道，卫国伐它是天意。「无伯」是当时人对这个真空的叫法。同一年宋国的司马子鱼劝谏宋襄公，还拿桓公作尺子量人：「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名号的惯性还延续到下一代：公元前634年齐孝公伐鲁，鲁国大夫展喜到军前犒师，背出一段旧档——当年周成王赐齐、鲁之盟，「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盟府是收藏盟书的官府，桓公纠合诸侯、弥缝其阙、匡救其灾，正是接续这份旧职。齐师因此退兵。这是求和的说辞，真情与外交各占多少，分不开；一条从西周初年传下来的旧盟约还能搬出来退兵，记录在案的东西确有斤两。

回头算一笔账。桓公这套秩序里能反复使用的，是四样东西：向王室借名义，会盟立约存档，救难戍守提供安全，武力点到为止。这四样件件出自周的旧规矩，桓公与管仲做成的是把它们接到一起，跑成三十多年的惯例。齐国是这套秩序受益最多的一方，这不必讳言：它灭过谭、灭过遂，收过卫国的财礼，《国语·齐语》却自夸「军谭、遂而不有」——颂辞记了一面，编年记了另一面，哪面占几成，今天裁不了。同样裁不了的还有钱的来路：戍军、复国、筑城的账单上有个案，钱从哪来，只有后世的书在讲鱼盐，当时的账一页无存。代价落在谁头上也看得见：随军出征死在路上的小国君，筑城筑到夜里喊散的役人，被灭掉的谭与遂。

桓公死后，齐国再没主过会盟，七个公子后来都在楚国做了大夫。霸主这个位置却留了下来：公元前632年，晋文公（重耳，公元前636—前628年在位）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败楚，会诸侯，朝见周王，《史记》的写法是「天子使晋称伯」——王号照借，会盟照开，安全照供，只是经营者换了人。孔子已在感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九」与《左传》数得出的会盟对不齐；《史记》里桓公自夸「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齐语》作「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三六恰好颠倒。会开了多少次给不出定数，不妨碍它成了此后几百年的固定说法。后世人把这套办法概括成「尊王攘夷」，这四个字当时并不存在，是晚得多的时候才有的；当时人的话是「数之以王命」，是「帅诸侯而朝天子」。

这套办法的边界，材料替桓公记下了：能反复，是因为周王的名分可以一直借、齐国的给付记录一场场在攒；传不走，是因为记录拴在人身上。此后两百多年，霸主换了几家，会盟照开，盟辞越写越长——今天的考古挖出过盟书实物（山西侯马、河南温县），比葵丘晚一百五十到两百多年，两处遗址的断代都还有争议，它们能证明载书埋盟的制度后世真实运行，不能反过来证明葵丘的那个秋天。秩序最终换了另一种做法：不再借名分，不再靠会盟，把人和土地直接编进国家的册子。那是战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