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暴动与共和行政

彘之乱

公元前841年，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出了一件此前没有过的事：住在都城里的人联合起来袭击了王宫，周厉王（名胡，元年推算为公元前877年）离开王都，东渡黄河，落脚在彘（今山西霍州），一住到死。这件事《史记·周本纪》用的是「出奔」两个字，《国语·周语上》用的是「流」——一个是自己逃，一个是被迁放；隔着几百年去记同一件事，连王是怎么走的都留下了两种说法。可以钉住的只有骨架：王离开了都城，再也没有回去，而王位一空就是十几年。

王走了，却没有人来坐这个位子。没有诸侯带兵进京，没有人另立宗庙，没有人改换祭祀，十四年过去，当年被藏起来的太子长大成人，被立为新王。这中间的一段，史书给了一个名字，叫「共和」。这是传世史事里，王权第一次被自己都城内部的力量中止：动手的不是外敌，不是起兵的诸侯，是王自己城里的人。问题也就长在这里：一套以王为顶点的秩序，顶点被摘掉了，凭什么十四年没有散架？

国人与专利

先把厉王放回他的位置上。西周晚期的王室并不清闲：西边，秦人的宗支在犬丘被西戎灭族；存世的青铜器铭文里，还留着对噩侯驭方、对猃狁作战的记录。今天还存着几件那一朝的铜器——宗周钟、㝬簋——学者据铭文里的王名，把器主认作厉王本人，铭文里这位王自述的是战事与颂扬。器物上的厉王和古书里的厉王，两副面孔对不上；能说明的只是：一个还能动员军队、自铸颂功之器的王，垮台时垮的不是对外的实力，是王都的内部。

都城里住着「国人」。这个词指住在都城及其近郊的人：有与公室沾亲的贵胄，有担任职事的士，也有靠手艺和买卖为生的人家——各家对其中以哪一层为主，说法至今不一。他们不是乌合之众：从后来的记载看，这些人能集合，能围攻执政大臣的府第，行动有目标，也有边界——这后半句是从事情的结局反推出来的。周人自己的制度设想里，国家危急、迁都、立新君三件大事，是要把这些人召集到宫门前来征询的——《周礼》这条记载成书于何时一向有争议，只能当参照，但它至少说明，都城这批人的态度，在政治里本来就有位置。

矛盾起于「专利」。《史记》记：厉王即位约三十年，亲近荣夷公（荣氏之君，入朝用事），行「专利」；《国语》也记了亲近荣夷公、行专利，只是不给年数。字面上，这是把山林川泽的收益收归王室独占；究竟是全面垄断，还是在既有贡赋之上加征，今天说不清了，收益几何更没有任何账目留下来。能看清的只是触点：山林川泽在王畿之内、都城之旁；至于城里人是否平素靠这些地方取用谋生，那是让这场冲突讲得通的推断，不是记载。大夫芮良夫劝谏的话留了下来：「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这类谏词出自后人的记述，未必是当日原话，但它点出的结构是实的——王室要增收，断的是都城里人的财路。至于厉王为什么这样缺钱，材料只给得出一种推测的方向：连年的战事要花钱，王室的进项在收窄；方向之外，数字一分也没有。

「专利」之后，史书记的下一步是「弭谤」：国人议论王，王找来卫国的巫者监视告发，被告发的人处死；国人不敢说话，路上相遇只以眼色示意。厉王得意，告诉召公虎（召穆公，厉王的执政大臣，古籍或作邵公）：我能弭谤了。《国语》里召公的回答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段对话是不是当日原话，无从核对；能核对的是叙事的排列——谤、监、杀、莫敢言，三年之后，「相与畔，袭厉王」。链条看起来环环相扣，但分寸要留：谏与谤、弭与叛之间的环节，可能是后人编排议论时补齐的，每一环都只能当推断，不能当实录。换个假设想一下：厉王若不动专利、不塞言路，公元前841年这件事未必会发生；可只要王室的钱袋子和都城的生计磨在一起，冲突换一副面孔还会再来——这是推断，不是记载。

共和十四年

暴动留下的过程几乎为零。怎么起的头，谁先动的手，有没有交战，死了多少人——一个字也没有。文本里只剩两个动词：「相与畔」，「袭」。另有一件事，两方面的书都记了：暴动的人围住召公的家，索求藏匿在里面的太子静；召公交出自己的儿子顶替，太子活了下来。这个故事战国时已在流传，值得看的是它的形状：围宫的人要的是太子这条命，不是王这个位子；他们追索血脉，恰恰是在照血脉的规矩行事。

王走之后的十四年，史称「共和行政」。共和是谁，古人自己就没有答齐。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里写：「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可是同一部《史记》的各国世家里，鲁、齐、卫、晋、燕、蔡、陈、曹、宋、楚记到这件事，没有一家点出周、召的名字——明写「大臣行政」的只有齐、晋两家，其余或作「共和行政」，或只记王奔于彘；那位「周公」，在全部早期文献里更找不出一言一行。战国时魏国的一部编年史——晋代从墓里挖出来、后人称为《竹书纪年》的——给了另一个答案：「共伯和干王位。」共是国名（在今河南辉县一带），伯是爵位，和是名；「干」字理解成摄行还是篡居，古人就有分歧。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系年》作「乃归厉王于彘，共伯和立」（整理本释文），同《竹书纪年》站在一边；只是简与纪年同出战国人的笔下，算不得两条互不相干的证据，「立」是立为天子还是立而摄事，也还没有定论。旧题韦昭的《国语》注里又存第三种读法：共和不指任何人，是「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大臣们合力把政事办起来。三种说法摆在一起，今天的材料裁不断它们。三解并立本身是个提示：若「共和」原本就是个人名，这个词本不必生出三种解释；它更像一个指众人合力办事的老词，后人各自替它补上了主语。

不管执政的是谁，这十四年怎么运转，完全不知道。号令从哪一道门里出来，文书署谁的名，宗庙的祭祀由谁主祭，没有一条记载。诸侯的态度同样没有记载：史书里的「诸侯不朝」「诸侯不享」，说的是厉王还在位的时候；暴动之后、新王即位之前，列国对王都的无王状态作何反应，是一片空白。春秋末年，王室内争位的王子朝数落前朝旧事，留下一句「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诸侯放下本职守，参与王政。这句话信周召共和的能用，信共伯和的也能用，恰恰谁都证明不了。那几件铜器倒是当朝的遗物，可铭文记的是战事和颂扬，京城里的事，器物一件不提。

能确定的是结局。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年数另有一两年的读法出入），厉王死于彘，太子静被立为王，是为周宣王（名静，前827—前782年在位，系推算）。《史记》说，宣王即位，「诸侯复宗周」。收场的方式比过程更值得看：无论是二相还政于王，还是摄政者归国，两种讲法的收场都落在交还上——非常时期的权力，用完还了回去。可以设想另一条路：若太子当年死于围宫，若摄政者不肯放手，故事完全是另一个讲法；但当时存在什么样的交还规则，恰恰是记载最缺的部分，这一问只能摆在这里。

纪年之始

这场暴动留下了一样出人意料的东西：中国历史确切纪年的起点。司马迁编《史记》，三代以上只敢作世表——他说，黄帝以来的年数古书里都有，可各种记载彼此对不上，不敢取信，于是世表到共和为止；十二诸侯的年表，从共和元年排起。换句话说，公元前841年以前，年代都靠推算；从这一年起，列国纪年彼此衔接，可以顺着往下数。这个起点不是哪个人的裁定，底下有互证垫着：《史记》各世家记这件事，鲁国记在鲁真公十四年，齐国记在齐武公年间，卫国记在卫釐侯十三年，晋国记在晋靖侯十七年，楚国记在楚熊勇六年——十余国的纪年围在同一件事上。钉住的是一个点：从这一年起，年份接得下去了。至于暴动与出奔是不是同一年、共和算十四年还是十五年，各家的框架还有出入，动摇不了这个点。

秩序为什么没散，只能反着回答。十四年里没有诸侯称王的记录，没有改立宗庙的记录，没有人另起炉灶，最后由旧太子和平继位——「没有散」是从这些空白和这个收场推出来的，当时没有谁写下一句「天下安定」。这个推论还得收窄一层：对多数邦国来说，王在不在镐京，也许本不是天天要感知的事，空白未必是拥戴，也可能只是遥远。说得实的只有一层：赶王的人没有要王的位子，围宫的人照继承的规矩追索而没有越过去，摄政的人——无论是谁——以交还收场。所有人争的是王做得对不对，没有人争要不要王。这套没有人写在条文里的规矩，先绑住的恰是最有条件破坏它的人。

后面的事说明，王位填上了，旧结还在。宣王即位之后，《史记》紧接着记了两件事：不行籍田之礼，在太原查点人口——王室同土地、同人口的紧张原封未动，赶走了行政策的人，问题留给了继位者。数十年后西周在另一场内乱与外患的交叠中崩溃，那是另一段因果，要另起炉灶取证。厉王本人留下的名声比他的王朝长得多：后出的谥法解释这个「厉」字，杀戮不辜曰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从此进了中国的政治语言，此后两千多年，凡论到堵塞言路，话头多半从这里起。战国人回想这段往事，《吕氏春秋》写下「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东汉的注家在这里说，那是十一年没有天子，「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年数与本纪的十四年又对不上，要紧的是这个读法本身：当时被记作一场平稳的空缺，两百年后的读者把它读成大祸临头。那十四年究竟靠什么运转，写下「共和」两个字的人没有回答，今天同样回答不了。知道的只是：从那一年起，中国历史有了可以顺着数下去的年份，而第一个被数进去的年份，恰好是没有王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