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国并行
郡国并行
固陵的价码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冬,楚汉战争打到最后一幕之前,汉王刘邦在固陵(今河南太康南)栽了个大跟头。他追击东撤的项羽,与韩信、彭越约期会师,到了固陵,两家的兵一支也没来;楚军回头猛攻,汉军大败,汉王深沟高垒不敢出战。他问张良怎么办。张良的回答记在《史记·项羽本纪》里:「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办法是当场开价:自陈(今河南淮阳)以东直到大海,全给韩信;睢阳以北到穀城(今山东平阴西南),给彭越,让两家各为自己的地盘去打。价码开出去,兵就来了。几个月后,垓下(今安徽固镇东)合围,项羽自刎,楚亡。
垓下的仗刚打完,诸侯与将相就联名请汉王上皇帝尊号。劝进的话记在《史记·高祖本纪》里:「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汉书·高帝纪》存着七王联名的原文,把次序说得更明白:「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地已经分完,只差名分。刘邦在氾水之阳(今山东曹县北)即皇帝位,《史记》系于正月甲午,《汉书》系于二月甲午,月份两书对不上,次序却一致:先分地,后尊号。这位新皇帝,就是汉高帝(刘邦,公元前202—前195年在位)。
新皇帝接手的,是一张已经分好的版图。楚王韩信——楚汉战争里统兵最多的合伙人——「习楚风俗」,由齐王改封楚王,都下邳(今江苏睢宁北);彭越立为梁王,都定陶(今山东定陶);韩王信——与楚王韩信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韩国宗室之后——王于阳翟(今河南禹州);吴芮由衡山王徙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长沙);淮南王英布——因受过黥刑,史书里也叫黥布——与燕王臧荼、赵王张敖「皆如故」。七个王,不是挪位就是确认,没有一顶王冠出自新皇帝的创制。
把天下一律改作郡县,条件看似现成:秦行郡县二十余年,制度是现成的;汉高帝从秦地起家,关中、巴蜀此刻就按郡县在管。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账要分两本算:一本是打仗欠下的,一本是地盘管不过来的。
分地的账
「王」这个名分,在汉初并没有被取消。《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开头四个字:「汉兴,序二等」——爵分两等,王与侯。郡县也没有废:皇帝直辖的地盘照秦制设郡置县,一套不缺。名分与制度两头都是现成的,问题只在疆域怎么分、王冠给谁戴。
分地在这场战争里一直是买兵的价钱,固陵只是最贵的一次。再往前两年,楚汉相持,谋士郦食其劝汉王封立六国旧王的后人,借名号收揽人心,印已刻好,使者即将出发;张良听说,拿起汉王面前的筷子在案上比划,连说几条不可,汉王骂了句粗话,下令销印。封王的凭证可以刻、可以销,全看战局——它在那时是件支付工具,离祖宗家法还远。
这笔账汉高帝自己认过。即位三个月后,他在洛阳(今河南洛阳)南宫摆酒,席间问群臣:我凭什么得天下,项羽凭什么失天下?高起、王陵的回答记在《史记·高祖本纪》里:「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酒席上的对答免不了互相捧场,要打折听;但话里的算法是真的——城池与地盘是打天下的股份,打完要兑现。
兑现到什么地步,史书留了一个断面。同一篇年表序里,司马迁写高帝末年的版图:「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内史是关中京畿,三河是河东、河内、河南三郡,加上江陵(今湖北荆州)以西的巴蜀、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到陇西(今甘肃临洮一带)的边郡——大体是旧秦国的地盘加黄河拐弯处一块。其余的地方,「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各郡逐年怎么罢、怎么益,记载不全,逐年精确的地图今天拼不出来。
管得住的这一块,还在加固。即位当年,汉高帝听娄敬、张良之言,把都城从洛阳迁进关中;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又把六国旧王族与豪强名家十余万口迁进关中(《汉书·刘敬传》),填在帝陵附近——能打、能聚众的人家,搬到眼皮底下来。人口耗损之狠,从封赏的行情里看得出:《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说「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册上户口只剩承平时的十分之二三;陈平封在曲逆(今河北顺平东南),问过县里的户口,县吏答:秦时三万余户,如今五千余户。一个县推不到全国;各王国有多少户、多少兵,史书一处也没有记,郡与国谁大谁小,今天开不出对照表。看得见的只有列侯一头的行情:大侯封不过万户,小侯五六百户。
七个异姓王
账从即位当年就开始收。第一个撞上来的是燕王臧荼:五年秋,臧荼反,汉高帝亲自领兵北上,把他擒了。空出来的燕王位,走的是合议的过场——诏令诸侯王从功臣里挑有功的,十位诸侯王联名回奏:太尉长安侯卢绾功最多,请立为燕王。卢绾是汉高帝同乡的亲近旧人。反掉的王国,换一个亲信顶上,这个处置定下了此后七年的路数。
第二年冬天,轮到韩信。有人上书告楚王谋反,《史记·高祖本纪》记:汉高帝用陈平的计策,扬言南游云梦(今江汉平原一带的古泽薮),会诸侯于陈;韩信身为楚王,不得不到,一到就被绑了。谋反的凭证,案卷里一样没有;处置是「赦信,封为淮阴侯」——楚王降成淮阴侯,人留在长安(今陕西西安),不许赴封地。从王到侯是一降,不许就国又是一层:名分削了,连那片地也不再让他沾。韩信在长安闲居,史称他「羞与绛、灌等列」——与周勃、灌婴这些列侯同班站队,他觉得丢人。
韩信在长安又住了五年。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春,他家臣的弟弟上书告变,说他准备假传诏书赦免官府的徒隶,用来袭击吕后与太子。吕后(汉高帝的皇后吕雉)与丞相萧何定计,假称叛将陈豨已经败死,召列侯群臣入贺,把韩信赚进长乐宫,斩于钟室。这场谋反的全部底本,是狱中的供词与告变者的口供;实际聚了多少人、部署到哪一步,无从核对。
同年夏天是彭越。此前朝廷征兵,梁王称病,只派将领带兵应命,挨了责备又不敢亲自谢罪;梁国太仆逃出来告他谋反。汉高帝派人突袭,把彭越押到洛阳,「有司治反形已具」——主管官员回奏:造反的形迹已经齐备。皇帝却赦他为庶人,流放蜀郡青衣(今四川芦山一带)。西行路上遇见吕后,彭越哭着求情;吕后带他回洛阳,对汉高帝说:「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于是再指使彭越的舍人告他谋反,廷尉奏请族诛。彭越全族被杀,尸身剁为肉酱,分赐诸侯。旧部栾布出使归来,对着他的头颅汇报完差事,放声哭祭;汉高帝要烹他,栾布当面顶回来:彭越「反形未见,以苛细诛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汉高帝赦了栾布。
肉酱分赐到淮南,英布恐惧,暗中集结部众;正赶上一桩家丑牵出中大夫贲赫逃往长安告变,英布起兵。战前,汝阴侯夏侯婴门下的故楚令尹薛公断言这一仗非打不可:「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两军对阵,汉高帝遥遥发问:何苦而反?英布答得也直:「欲为帝耳。」这一仗从高帝十一年秋打到十二年冬,英布兵败,逃往江南被杀。
靠北的两个王,结局里都缠着匈奴。韩王信先被从颍川改封到太原以北防御匈奴,又自请把王都移到更靠边的马邑(今山西朔州);受了猜疑,索性投降匈奴。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汉高帝亲征,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围了七天。此后他出没胡汉之间,汉将柴武写信招他回来,许的是恢复位号。他回信历数自己的三条死罪,末了说:「仆之思归,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也,势不可耳」——想回来,是形势回不来。他最终在参合(今山西阳高南)兵败被斩。卢绾是最后一个。高帝十年,列侯陈豨在代地造反,牵出卢绾暗通匈奴与陈豨的线索;皇帝召他,他称病不朝,私下对亲信说的话,是这一摞案卷里最直白的供词:
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汉高帝死后,卢绾带着部众家眷几千骑入匈奴,匈奴封他为东胡卢王;夹在胡人部落中间,他常想回来,终究没回成,一年多后死在胡中。从臧荼到卢绾,七个异姓王至此一个不剩。
七王里唯一的例外是赵王张敖——张耳之子。高帝九年,赵相贯高等人谋刺皇帝的案子发作,拷问下来,张敖确实不知情,王位废掉,降封宣平侯:这是七案中查实无涉的一个。七案摆在一起:臧荼、英布、韩王信、卢绾有实际的军事行动,韩信、彭越两案的案卷有缝,张敖一案翻案——把他们写成同一种「谋反」,不合材料;写成同一种「冤狱」,同样不合。能看清的是顺序:先倒的是兵多地近的三个——楚跨淮泗,梁卡在黄河与济水之间,淮南直面大江;靠着匈奴的两个北边王拖到最后;最小最远的长沙,始终没有进名单。
收账的每一步,都还披着一层合议的皮:立卢绾要走诸侯联名「请立」的过场,封自家兄弟子侄,走的也是群臣「奏请」、皇帝批「可」的程序;直到高帝十二年封侄儿刘濞为吴王,领衔奏请的还是长沙王。皇帝一个人说了不算——这道程序一直在,账面就得摆给众人看。
同姓的王国
韩信的楚王印一缴,楚地立刻剖成两半,换上自家人。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正月,族人刘贾封荆王,王淮东;皇帝的幼弟刘交封楚王,王淮西;庶长子刘肥封齐王——「王七十馀城,民能齐言者皆属齐」。国界不沿山川、不沿旧国,按方言划:说齐地话的民户,全归齐王。七十馀城是封域的城数,不是户口数,齐国实际领多少户,没有记载。
齐这块地为什么必须给长子,当时就有人当面把账算给皇帝听。韩信刚被擒,田肯入贺,进言说:秦地(关中)是形胜之国,带河阻山,从那里对诸侯用兵,像站在高屋上往下倒水;齐地东有琅邪、即墨(今山东半岛一带)的富饶,西有黄河为界,「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是与关中东西对等的另一块形胜之地——「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汉高帝称善,赐田肯金五百斤。这番话记在《史记·高祖本纪》里,它把封同姓的道理当面说穿:管得住的攥在手里,管不住又最要紧的,交给血缘最近的人。
封同姓是一盘早谋好的棋,还是走一步看一步,材料两存。《史记·荆燕世家》存着一句像总蓝图的话:「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贤,欲王同姓以镇天下。」可对上时序,每次分封都挂在一件具体的事上:韩信一废,才有荆、楚、齐三王;彭越、英布的地腾出来,才有梁、淮阳、淮南封给儿子们。蓝图写在世家里,逐案的节奏写在本纪里,两种读法各有文本,今天裁不开。
到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四月汉高帝死,这张版图的总账记在《史记·吕太后本纪》里:齐、楚、吴、淮南、梁、赵、淮阳、代、燕,九个王国全姓刘——七个儿子,一个弟弟,一个侄儿;异姓只剩长沙一家,吴芮死得早,此时在位的是他的儿子吴臣。功臣封侯一百四十三人,剖符为信,丹书铁契。王归宗室,侯归功臣,郡县归皇帝直辖,三层各有一份凭证。
这些王国,与周天子座下的诸侯不是一回事。按《汉书·百官公卿表》的条文:诸侯王佩金玺,国中「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太傅辅导国王,内史管民政,中尉管武备,丞相统领百官,建制照抄长安,班固的形容是「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朝廷手里捏着王国丞相的任命:《史记·五宗世家》的赞语说,高帝时诸侯王自置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汉书·高五王传》却又记,齐王刘肥一度「得自置二千石」。两条条文口径不一,任免的实际边界、各王国内的财政吏治,今天说不清。有一件实物可对照:长沙马王堆二号墓的墓主利苍,是长沙国的丞相,墓中同出他的轪侯之印——朝廷派去的王国丞相,自己又是汉廷的列侯。这是一国的个案,推不到九国头上,但它与「汉独为置丞相」的条文对得上。
王国与朝廷的来往,按帝国的章程走,不按宗法走。高帝十年十月,七个王到长安朝见长乐宫,名姓一一在案:淮南、梁、燕、荆、楚、齐、长沙。次年二月,诏书把朝献的规矩定死:诸侯王、列侯每年十月到长安朝见献纳,按封国与郡的在册人口,每人每年六十三钱,「以给献费」。六十三钱是诏书定的数,实际征多少无考;诏书自己还承认毛病:「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借献纳加征,王国加得最狠。版图也不是钉死的:封梁王,「罢东郡,颇益梁」;封淮阳王,「罢颍川郡,颇益淮阳」;吕后当国,割齐国的济南郡做吕王的封邑,又割琅邪郡立刘泽为琅邪王。郡与国的界线逐年挪动。后来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即位前,大臣们议论这套布置,说法是「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
唯独长沙国姓吴,留了下来,而且一传五世,直到文帝末年才因没有后嗣除国。留它的理由,有两种现成的说法。官方的登记写在《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序里:「长沙王者,著令甲,称其忠焉」——法律条文里写明表彰他忠。汉文帝初年,贾谊算的是另一笔账:
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汉书·贾谊传》)
二万五千户是贾谊上疏举的数,口径不明,只当约数听;要紧的是他的算法——功劳最小所以保全最完整,地位最疏远所以最忠,这与人性无关,是形势使然。此外还有一层南边的实务:吴芮受封时,诏书划给他的五郡里,南海、桂林、象郡三郡那时已在南越王赵佗手里,长沙国实际替长安挡在南越的门口。令甲写的是忠,贾谊算的是形势,地图上摆的是缓冲,三说并存。
白马之盟
高帝十二年十月,平定英布回师,路过故乡沛县(今江苏沛县),汉高帝在沛宫摆酒,自己击筑而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守四方要靠人,这是他打完最后一场仗时的心事。几个月后,十二年三月,他下了近乎结总账的诏书,自述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接着说:「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功劳大的封王,其次封侯,再其次食邑,我对天下有功的人,没有亏欠。再过一个月,他死在长乐宫。
与这道诏书相配的,是那条著名的白马之盟。它的材料只有转述,没有原件。吕后当国时,右丞相王陵当面引过:「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把它系于「高祖末年」,措辞是「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到高帝的孙儿景帝在位时,条侯周亚夫还在引:「高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几处转述措辞互有出入;盟约缔于哪一年、与盟的都有谁、全文几句,一概查不出——司马光编《资治通鉴》,通篇没有为它单立一个条目。钉得住的只有另一头:它后来几十年里一次次被大臣当面搬出来,当作仍然有效的规矩使用。
盟约灵不灵,很快就试过一回。汉高帝死后,儿子汉惠帝(刘盈,公元前195—前188年在位)在位七年,大权在吕后手里;吕后称制,要立吕家的人为王,王陵当面搬出盟文力争,吕后不听,把他架空;吕台、吕产、吕禄相继封王,南北军落入吕氏之手。盟文拦不住手里有兵的人。事情另有一面:吕后一死,「大臣共诛诸吕」,安在诸吕头上的罪名正是违背高帝旧约;齐哀王以高帝嫡长孙的名义起兵西向,诸吕派去迎击的灌婴到了荥阳停兵不前,反与齐王联合。王国成了讨吕的支点。太史公写这十几年,「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班固写《汉书·诸侯王表》序,说平定诸吕、成就文帝之业,「亦赖之于诸侯也」。两种归因并存,今天裁不开。盟文在这件事里起的作用很具体:它没能阻止封王,却预先写好了讨罪的条款。
刘邦为什么不直接全设郡县?答案分两半,各管一段。五年的时候,是收不回:固陵演示过赖账的价钱——价码不开,兵就不动;七王的地是战争里预支的货款,帝号是货到之后补的票据。那时宣布天下一律改郡县,等于当着尚未解散的联军作废全部凭证,联军的反应,固陵已经预演过一次。到十一年、十二年,账收回来了,异姓王的故地照旧封王,只是改姓刘——可见不换制另有原因:管不动。皇帝直辖的半径就到十五郡,齐国的国界要按「民能齐言者」划,划界的人心里明白,那些地方朝廷派郡守去管不下来。
另有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材料对不上。「刘邦吸取秦亡的教训,所以分封子弟」——「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出自班固的《汉书·诸侯王表》序,是汉高帝死后几十年才落笔的解释;五年那些封王诏书里,没有一个字提秦。「分封是复辟周制」——周代的诸侯没有「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的建制,没有按口六十三钱的朝献定额,也没有犬牙相错的疆界。还有一个出自韩信本人:他被绑上囚车时感叹,兔子死尽,猎狗就该下锅——后世缩成「兔死狗烹」四个字。它解释不了动手的次序为什么循强弱远近,也解释不了一百四十多份封侯的铁契为什么照常兑现。韩信的悲愤是真的;拿悲愤当解释,不够。
制度的麻烦,隔了一代人才总爆发。同姓王的块头比异姓王大得多——「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僣於天子」。汉文帝初年,贾谊看出「树国固必相疑之势」,开的方子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大国拆小,拆到反不动为止。文帝部分照做,把齐国一分为六;到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57—前141年在位)朝削藩,矛盾爆发为吴楚七国之乱——起兵最力的吴王刘濞,正是高帝十二年亲手封的那个侄儿。这场安排替汉高帝的儿子们挡过一场宫廷政变,也给他的孙辈留下一场内战。此后从贾谊的疏、晁错的削藩策到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的推恩令,三代君臣对付的都是同一张版图——高帝五年铺开、十二年定稿的这一张。它怎样一步步变成祸端,是下一章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