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

太仓与文簿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十一月，北京，仓场侍郎郭朝宾——仓场侍郎是总管京师仓粮的户部官员——上了一道奏疏，逐项奏报太仓银库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十二月到万历元年十一月这整整一年的收放。太仓银库是户部在京师的总银库，边镇军饷、京官俸银都从这里出。奏疏按当时报销的格式分四项：旧管，上一年结转下来的存银，四百三十八万五千余两；新收，这一年收进的，二百八十一万九千余两；开除，这一年支出的，二百八十三万七千余两；实在，年终库里还剩的，四百三十六万七千余两。四项之外，另有金四百六十五两、铜钱一千六百余万文和一批珠宝珍玩，不入这份银账。同一座库、同样以银计，库里存着的和一年里进出的分列开来，年头的数和年尾的数对得上——新朝廷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底：收支大体相抵，库存四百多万两。

同一个月，内阁首辅张居正等人上了另一道奏疏，通篇没提钱粮，说的是公文。内阁是替皇帝阅奏章、草拟批复的班子，首辅就是里头排第一的大学士；张居正是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人，万历帝即位之初，前任首辅高拱被两宫太后的旨意逐走，他接了首辅，又兼着给少年皇帝讲读经史的差事。这道奏疏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近来章奏繁多，各衙门天天批复，「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请求立下规矩：六部、都察院（中央的监察衙门）凡承办的事，先立定完成的期限，另造文册两本，一本送六科注销，一本送内阁查考。诏书依议施行。这时的皇帝万历帝（朱翊钧，1572—1620年在位）十一岁，即位刚一年；生母慈圣太后搬进乾清宫亲自照看，内廷交给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宫里最有权势的宦官。《明史》写这十年的格局，是「大柄悉以委居正」。

两道奏疏摆在一起，就是这场改革开场的样子：国库说不上空，新朝廷先动的也不是钱，是给公文立期限。此后十年张居正当国，收场时留下的最要紧的遗产是一部税法——一条鞭法：把一个州县里的田赋、徭役、土贡和各项杂费合成一条，折成银子上缴。这就留下两个问题：折成银子的，是些什么东西？银子又从哪来？前一个有条文可查；后一个，明代的账本里没有记，要追到海上去找。

账外的田

要答这两问，得看明朝财政那份底稿磨到了什么程度。这里和后面引的田亩、钱粮数字，大多出自清人修的《明史·食货志》；修史依据的是明代的实录与档案，来历有根，但每一笔算的是什么、按什么算的，得分开看。开国时立下的规矩靠两套册子：量田画图的叫鱼鳞图册，登记户口当差的叫黄册。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核定天下土田，账面上是八百五十万七千余顷。这套册子有个先天的缺口：额外开垦的荒地「永不起科」，永不征税。劝农的政策，另一面是账面之外永远合法地长着一片不纳税的田；年深日久，册是册，地是地。

比册地分离更麻烦的是，「一亩」本身就没有准数。北方的情形最乱：土著先占的地亩子大，迁民屯种的地亩子小，屯地叫小亩、社地叫广亩；宣德年间官府拿大亩折算小亩去凑旧额，有「数亩当一亩」的。《明史》说得直白：「步尺参差不一，人得以意赢缩，土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量地的尺子长短不一，官府想多算少算都有余地。所以后来任何两个田亩数字摆在一起，差出来的部分可能是地变了，也可能只是尺子变了。

账目磨蚀到什么地步，弘治年间已经摆在那里。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明史》记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同一部《明史》的另一处总叙却又说，弘治时官民田总共六百二十二万八千余顷。两个数差了二百万顷，出自同一部书，今天无法判断哪个对，也无法判断它们是不是按同一种算法得出来的。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奉命修《会典》的官员霍韬上疏说：「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於王府，则欺隐於猾民。」他看到的是账面；实际少了多少，核不准。要紧的是他指的方向：田没有消失，是从国家的册子上消失了。同一时候，桂萼、顾鼎臣等先后疏请履亩丈量，「丈量之议由此起」；安福、裕州试过，福建造过经、纬两册，田多的人家照样能上下其手。

开支这一头在长。《明史·食货志》记嘉靖朝的账：「是时天下财赋，岁入太仓库者二百万两有奇」。嘉靖中期边费骤增，宫里的工程、斋醮又「月无虚日」；二十九年，蒙古俺答部兵临北京城下，增兵设戍，饷额翻倍；三十年，京师与边镇一年开支到了五百九十五万，户部尚书孙应奎没有办法，议定在南畿——南直隶，约当今江苏、安徽——和浙江等州县增赋一百二十万，「加派於是始」。正额之外另派，这个例从这时开。此后京边岁用，「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馀万，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各地又常以备倭、采木、兵荒为由奏留请免，「即岁额二百万，且亏其三之一」——二百万只是定额，连定额的三分之二都收不齐。

隆庆初年，户部尚书马森把军费的走向说得很清楚：边镇军饷里有一笔朝廷年年拨给的「年例」银，「其初止三五十万耳，后渐增至二百三十余万」；屯田亏耗、盐课打折、民运拖欠，都拿年例去补，结果是「在边则士马不多于昔，在太仓则输入不益于前，而所费数倍」。征收这一头，《明史》写隆庆、万历之际：「增额既如故，又多无艺之征，逋粮愈多，规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馀年，未徵而报收。」粮已经解运了，账上拖十几年不销；还没开征，先报了收数。一县拖欠有到十万的，多的县各数十万——原文没写明是银是粮，只能看出拖欠面广，算不出总数。

册上的田在漏，开支在长，征收的账在烂，三条线缠在一处。到万历初年，哪一条都还没有到立时断掉的地步——库里毕竟还存着四百多万两。这场改革要对付的，就是这么一种局面：没有一处立刻要命的伤，可册、钱、粮三处都在一点一点地坏下去。

考成与清丈

改革没有一开场就动田亩。万历帝即位那年，朝廷借给两宫太后上尊号的大礼颁下一道恩诏，条款里有一条专讲量田：「丈地均粮本为良法」，可是地有肥瘠等则，官府不能沿丘履亩，事情势必落到粮长、里长和吏书手里，贿赂交通、挪移等则；「一旦纷更，田未及均，民先被扰」——所以「再不许妄行丈量、自立新法扰民，违者以变乱成法论」。新朝廷开头的话，是把量田列为禁事。六年之后，万历六年，《明史》记：「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这道通行诏的原文，现存的《明神宗实录》里查不到；能查到的是万历六年十一月先命福建一省「著实清丈」，万历八年十一月户部奉旨把清丈条为八款颁行各省。从明令禁止到全国通行，隔了六年，先立起来的是考成法。

考成法的机关在公文的流转上：章奏交办，立定期限，置簿登记，办完拿着文册去核销。核销一级看着一级：抚按官——巡抚、巡按，朝廷派到省里的长官和监察官——办事拖延的，由六部举发；部院核销文册时包庇隐瞒的，由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的言官——举发；六科自己包庇隐瞒的，由内阁举发。「月有考，岁有稽」。条文通篇讲的是公文的期限与核销，没提钱粮；后世说这场改革「以钱谷为考成」，那是它运转起来之后的效果，条文本身不长那样。效果是有的：此前部院交办抚按查办的事，常常搁置不回报；《明史》说考成行后，「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

考成很快和催科绑在了一起。万历四年定下的规矩：当年应征钱粮「分毫不许拖欠」，完不到九分的，府州县掌印管粮官照例降调；旧欠每年再带征二分。隆庆五年的旧例是完不到八分停俸，如今及格线抬到九分，外加带征二分——户科都给事中萧彦替纳粮的人算了一笔：「是民岁输十分以上也。有司惮考成，必重以敲扑。民力不胜，则流亡随之。」十分以上是这位言官往满了算的推算；但九分与带征是白纸黑字的规定，考成的压力最后落在什么人头上，他指的方向是清楚的。反对的声音也一个个被摁下去：御史刘台上疏劾张居正「专恣不法」，罪名里有一条正是「创为章奏考成」，判的是杖一百、远戍；张居正上疏救解，免了杖，削籍为民，后来到底还是被谪戍到浔州（今广西桂平），死在戍所。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礼他该回家守孝，皇帝下诏「夺情」留任——夺其守孝之情；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等五人上疏反对，各受廷杖。

清丈就是在这样的压力里落下去的。八款里最重头的一款是「严欺隐之律」：自首历年诡占和开垦未报的免罪，首报不实的连坐，豪强隐占的从重发遣；其余各款定的是：田额缺了的才丈、额全的免丈，省里由布政使——一省的行政长官——总领，府州县官专管本境。进度直接挂在考成上：万历八年九月，福建一省报竣，朝廷命把结果刊定成书、造入黄册；万历九年十二月，松江（今上海松江）、池州、安庆、徽州（后三府在今安徽）四府以「清丈田亩怠缓」，知府与掌印同知各罚「住俸戴罪管事」——停发俸禄，戴着罪继续办。一奖一罚，全国的丈量就按这个节奏往限期赶。

到万历九年清丈收尾，《明史》记下总数：「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视弘治时赢三百万顷。」同一篇文字紧接着又说：「然居正尚综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上头以多报为功，下面就换短丈量的弓尺去凑数，或者加紧摊派现有的田充作虚额。两截话必须连着读：多出来的三百万顷里，有从豪强那里清出的隐田，有弓尺归一多出来的数，也有为应付考成凑出来的数——三部分各占多少，已经分不开了。朝廷自己后来也承认有假：万历十年九月的诏书说，清丈中如有「短缩步弓、虚增地亩」，以及把山陂湖荡、屋基坟墓升则派粮的，准许查明更正；同一道诏书又堵死了全面复核的路——「不许概行覆丈，反增劳扰」。留下实数的个案只有浙江一省：革除冒免人丁四万三千七百八十丁、粮六万三千八百余石；全国是什么比例，没有材料能回答。

也可以反过来设想：不立考成法，只颁下清丈的条文，亩数收得齐吗？史书里留着一次事后的对照：张居正死后考成松弛，朝廷明明承认了有「虚增地亩」，却连一次全面覆丈都发动不起来，只能准许局部更正。纠错尚且如此，当初凭空收齐全国亩数，更无从谈起。只是同一股压力催出了进度，也催出了虚数，两件事各占几成，分不出来。

一条鞭

清丈管的是田亩，一条鞭管的是征收；清丈报上来的亩数，正拿来做一条鞭「计亩徵银」的分母。先要说清的是，一条鞭不是张居正的发明。《明史》自己记：「嘉靖间，数行数止。」嘉靖二十七年，山西平阳、太原已有「一条鞭徵收」的记载；嘉靖末年，巡按御史庞尚鹏在浙江见百姓苦于徭役，「为举行一条鞭法」，万历四年又以原职巡抚福建再推；海瑞从当县官起就「力行清丈，颁一条鞭法」，万历三年巡抚应天十府——应天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照旧推行；江西也不晚，万历二年兵部的公文里已提到该省「近年举行条鞭之法」。后来的《大明会典》在隆庆四年江西一条则例下批了句「此一条鞭法之始」，可同书自己就收着更早的山西成例——这句批语是官方的追认，不是这件事的起点。折银合并这件事，在张居正当国之前，已经在地方上试了几十年；拿银子折算官府收支，从弘治年间盐课开中折色算起，也已经走了近九十年。

它的内容，《明史·食货志》有一条完整的定义：「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於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徵银，折办於官，故谓之一条鞭。」——「鞭」是「编」的通假，合编成一条的意思。拆开看，折成银的是四类：田赋（运京的和存留地方的都在内）、徭役（亲身当差的力差折成工食费，纳钱代役的银差加上解送损耗）、进贡的土产、各项摊派的公费。合并的单位是一个州县，摊派的标准以田亩为主、人丁仍列在内——「量地计丁」，地是主，丁没有取消。原来征粮的、签役的、派贡的、收杂费的几本册子合成一本；原来百姓分头纳粮、亲身服役，改成按亩出银，由官府拿钱雇人应役、统一解运。

「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明史》用这九个字给一条鞭定了案。可同一时期的圣旨里留着另一种说法。万历四年十二月，户科都给事中光懋弹劾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条鞭，闹得「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说「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户部复议，请江北照旧、江南听抚按酌议。圣旨答的是：「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万历五年十一月，给事中郑秉性再论赋役，户部复议时直说「条鞭一例徵银，使下地与上地同科，贫民与富民同役，法之不均莫甚于此」；圣旨又答：「条鞭之法，前旨听从民便，原未欲一概通行，不必再议。」两道旨意摆在那里，「尽行之」只能理解为官方定调与大势所趋，撑不起一道铺满每个州县的律令。哪些地方行了、哪些没有、行成什么样子，没有留下全国的清单。

北方反对者的账，算得比这场改革还早。隆庆元年，张居正还没有当国，户部尚书葛守礼就上疏说：国初征粮，户部定好仓库名目与石数，完欠了然可稽；「近乃定为一条鞭法，计亩征银。不论仓口，不问石数。吏书夤缘为奸，增减洒派，弊端百出。」收解又变出「一串铃法」，「收者获积余之赀，解者任赔补之累」。他的道理立在另一头：「工匠及富商大贾，皆以无田免役，而农夫独受其困」——差役按人户身家派，是天经地义；并到田亩上，没有田的商人、工匠脱了役，担子全压回农夫。葛守礼自己是理账的好手，在户部立过《国计簿》；他反对的是把役从人身挪到地上这个挪法。北方地瘠、亩制最乱，这一挪在山东、畿辅（京城周围）引起的惊惶是实的；可在江南，同一个法「犹有称其便者」。两边的话都留了下来，谁代表「民意」今天断不了，能看清的是各算各的账。

推行中出的毛病，行法的一方自己也认。万历四年，户部侍郎李幼滋说，行了一条鞭，「金花与各项钱粮无别」——金花银本是折粮上供京师的专项，混在别的钱粮里催征，「有司莫知所辨」。万历七年，户部覆议时承认：「条鞭新立，规额未定，法令朝三暮四，徵派阳减阴增。」名目合并了，旧款项的界线也被抹平；界线一没，灾年的蠲免、额外的加派都失了凭据。《明史》在另一处写：行了一条鞭，「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一边是「阳减阴增」，一边是「民力不大绌」；同一个法在各州县是什么面目，材料只够并陈，不够裁断。

折银的清单开得越全，后半个问题越躲不开：银子从哪来？明朝开国的财政原本不要求银——收的是粮，派的是身役；如今按亩征银，纳税的人先要在市面上换得到银子，才缴得上税。银不产于税法本身，来路只有两条：国内的矿，海外的换。海外的通道是实的：嘉靖四十五年，朝廷析龙溪、漳浦之地设海澄县（今福建漳州龙海），次年铸印；福建的互市开了又禁，万历年间重新开放，只禁硝黄。漳州出海的船多去吕宋——今天菲律宾的吕宋岛——《明史》说它「去漳州甚近」，渡海去经商的福建人「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占据吕宋的佛郎机人就是西班牙人，拿帆船从美洲运白银来买中国货。另有一路从日本流入，记载更零碎。量是多少？明代没有给任何一路留下官方数字；现代学者对这几十年流入白银的总量做过估算，从几千万两到几亿两都有，出入极大，而且都是估算。能确定的只有这条通道本身：漳州的船出去，银子从海上进来，东南沿海的人早已惯于用银。民间用银和白银流入都走在前头，一条鞭收编的是既成的事实。

清算与存留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死。清算来得很快：十二月，冯保被逐出内廷、抄家；万历十二年四月，籍没张居正家产；八月，把他的罪状榜示天下，家属戍边。抄家的场面，《明史》记得很冷：奉命抄家的官员还没到，荆州地方官先把张家大门封死、人口登记，「比门启，饿死者十余辈」；抄出的东西是「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长子张敬修受刑不过，自诬有三十万金寄存别人家，随后上吊死了。此前有个正得宠的宦官张诚向皇帝密报，说张家「宝藏逾天府」——那是告密的话；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是官方的账面；两者之间差着多少、有没有被转移隐匿，今天不知道。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朝廷下诏恢复张居正的原官。

这场清算冲着人来，没有冲着规矩来；可两样规矩，往后的命不一样。考成法靠人盯人活着：继任首辅张四维、申时行「相继柄政，务为宽大」，申时行要收人心，「罢居正时所行考成法，一切为简易」。这个「罢」更像名目与劲头上的松弛：万历十二年还有御史张文熙奏请永革「考成簿送阁察考」的旧制，被驳了回去。可劲一松，月考岁稽渐渐成了虚文。一条鞭不在清算的清单上，它是编审征收的规矩，已经嵌进州县的册籍，退不回去。留存是一回事，完好是另一回事：《明史》记「条鞭法行十馀年，规制顿紊，不能尽遵」，粮长、里长「名罢实存」，各种差役到头又签派到农民头上。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河南巡抚范景文说，自从变了条鞭法，「以境内之役均於境内之粮」，本该松一口气，「乃民间仍岁奔走，罄资津贴，是条鞭行而大户未尝革也」。崇祯初年朝廷编《赋役全书》，户部尚书毕自严说：「《全书》之作，自行一条鞭始」——往后全国赋役册的体例，都从一条鞭来。至于为什么十几年就走样，一说在继任者刻意求宽，一说在法本身抹平了旧款项的界线、蠲免与加派失了抓手；两说都有当时的话可引，今天分不出各占几成。

改革那十年，财政是不是真的好转了？当时改革一方的自述是好转的：万历十年二月，张居正等奏请蠲免积欠，疏里说「今考成法行，公私积贮颇饶」；查得隆庆元年至万历七年各省拖欠钱粮一百余万，苏松两府占了七十余万，朝廷下诏全数蠲免，只把当年正额责令完足——免的是旧欠，紧的是新账；蠲免单子里，上供宫廷的金花银不在其列。清修的《明史》追述这十年，说「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又说太仆寺——管马政的衙门——因减养种马、令百姓折价纳钱，「积金四百余万」。一边是粮，一边是原文只写作「金」的一笔积存，两座库两样东西，加不到一处；且都是修史时的追述，不是当年的奏销账。

当年太仓的收放总账，眼下查得到的只有首尾：开头是万历元年那四百多万两的存银；张居正死时库里精确存多少，没有查到记载；再往后是万历十七年户部所报，这一年太仓岁入三百二十七万余两、岁出三百四十六万余两，「计岁出之数浮于岁入」，万历十九年再报，岁入三百七十四万余两，仅各边年例一项就支了三百四十三万五千余两，「所出已浮于所入」。这两次赤字都在张居正死后七到九年，成因档案没有单列，记不到改革头上；反过来，「改革把国库充实了」这句话，也没有一串当年的实收账撑得住，只能停在推测。即便在改革年份，宫里从太仓支银也在涨，《明史》记「时帝渐备六宫，太仓银钱多所宣进」，张居正请皇帝「量入为出，罢节浮费」的奏疏，留在宫里没有批。

再往后的账，常被拉来给这场改革结总账。万历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同年冬天起朝鲜用兵，前后八年，费七百余万；万历二十七年播州（今贵州遵义）用兵，又费二三百万。《明史》记的是「帑金」，那是内库支出的账，和太仓未必是一本账。万历四十六年，辽东战事吃紧，骤增辽饷三百万——这已在改革收场三十六年之后——「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户部尚书李汝华援引征倭、征播的旧例，每亩加派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再加三厘五毫，又明年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崇祯朝又添剿饷、练饷，从万历末年算起，先后增赋累计到一千六百七十万。这些加派都是定额，实收几成，没有账；拿它们证明「改革无用」或者「改革积蓄被吃光」，两头账各是各的，又隔着年头，接不起来。接得上的是另一点：一条鞭合并的是旧有的款项；正额之外另派这条路，从嘉靖年间「加派於是始」起，一次也没有堵上过。

这场改革改变了什么，代价落在谁身上，可以结一次账。改变是实的：赋、役、贡、费合成一条，按亩征银，官收官解，此后明清两代征收钱粮都顺着这条路走；负担的计量从人户转向田亩，转了一半——「量地计丁」，丁还列在册上，把丁银彻底并入地亩，是一百多年后清朝摊丁入亩的事。清丈从豪强手里清出了一部分隐田，也把一部分虚数钉进了册子，两者从此分不开。代价的落点零零碎碎记在史书里：山东百姓「欲弃地产以避之」的惊惶，北直隶（约当今河北）、湖广（约当今湖北、湖南）、大同、宣府（今山西大同、河北宣化）按溢额田添上的新赋，九分及格线底下管粮官的板子和板子底下的人。折银合并这条路，在张居正之前地方上已经走了几十年，他做的是把既成的趋势收编成全国的规矩；他死后，靠人盯着人的那部分散了，嵌进册子的那部分留下了。

还有半笔账没有着落：银。全国的税都折成了银，银子的来路却没有一条攥在朝廷手里：漳州出海的船、吕宋的西班牙人、日本的商路、国内的矿。朝廷在供给这一头动过的大手脚，是开矿收税：三大征后国用大匮，万历二十四年起，矿监、税使陆续派往各地；有人报告说吕宋有座机易山，「岁可得金十万、银三十万」，都御史温纯当时就把这类话驳了回去——「机易山在海外，必无遍地金银，任人往取」。闹到万历二十九年末，武昌、汉阳先出了民变；次年，腾越（今云南腾冲）也出了民变；这一年皇帝病重，下诏罢矿税，第二天病好了，又把诏书收了回去；直到万历四十八年他驾崩，遗诏里才「尽罢天下矿税」。一个连每年流入多少银都无从统计的朝廷，本也谈不上调节银的供给。此后海上银流的畅滞，直接关系到一个按银征税的国家收不收得上税——海外明史研究者阿特韦尔（William S. Atwell，《约1530—1650年间的国际白银流动与中国经济》，1982年）一系的学者推测，十七世纪海外白银流入的收缩，与明朝末年的财政困顿相连。这是假说，中间每一段都缺着数字；但它提出的问题是真的：当海上的银流变动时，一个以银完税的国家，拿什么来应付？这场改革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也轮不到它回答；它把问题留给了后面几十年的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