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

迩英阁之辩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十一月，开封（今河南开封）宫中的迩英阁——皇帝听讲经史的场所——讲官读完书，本该告退。这一天宋神宗（赵顼，1067—1085年在位）把进读《史记》的讲官王珪和进读《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留下，赐坐，屏退左右，问起一件正在推行的新政：朝廷每变更一件事，满朝士大夫就汹汹然说不可，又不能指名说出哪里不便，到底是哪件事？

司马光答得很直：朝廷散青苗钱，这件事不好。乡间富户趁贫者缺粮时放债，收获时本利并收；贫农寒耕热耘，一季的收成还没离场院，已经全归了债主。富民与贫农一样是编户百姓，没有上下名分与刑罚之威，单凭有钱尚且能这样蚕食细民，何况官府督责催逼——他担心百姓将不聊生。在场的吕惠卿——王安石最倚重的助手——反驳：这事由富户做是害民，由官府做正是利民；青苗钱让百姓愿借就借，不愿借的不勉强。司马光再答：愚民只知借债的好处，不知还债的害处——不止官府会强派，富民放债也不是样样自愿。他举本朝一件旧事：宋太宗（赵光义，976—997年在位）平定河东（今山西）后立和籴法，官府定价买粮，米一斗十几文、草一束八文，百姓乐意与官府做买卖；后来物价涨了，和籴不取消，成了河东人世代的祸患。「臣恐异日之青苗，亦如河东之和籴也。」神宗说：这法子在陕西行了很久，百姓不以为病。司马光答：臣就是陕西人，只见其病，不见其利。一来一往，两人争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国家该不该亲自下场理财？

这段对话是司马光自己记在《涑水记闻》里的，辩胜的一方记录自己的辩论，读的时候要记得这一层。但分歧是真的，而且它把一个此后争了二十多年的问题摆得清清楚楚。民间的高利贷，两边都承认是真事——主持变法的王安石一系同样说「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分歧只在下一步：官府放债收息、设官营商，是补上民间借贷的不足，还是与民争利？吕惠卿相信官府的信用天然不同于富户，司马光担心官府的督责比富户的催逼更难逃脱。这场争论在道理上分不出胜负，答案要看法令下到州县之后变成什么模样。

钱的去处

朝廷为什么缺钱，账本是现成的。宋英宗（赵曙，1063—1067年在位）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的全国总账：收入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余，支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余，常支之外另有一笔「非常出」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余。账面入不敷出是真的，但读这行数之前得先交代口径：宋人记账，钱（贯）、粮（石）、帛（匹）、银（两）混在一起合计，这一亿多的总数既不能当成货币额，也不能拿去和别朝的钱数比。同一篇《宋史·食货志》里，至道末年（公元997年）的天下总入单算钱，是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缗；天禧末年（公元1021年）的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已是钱帛粮草混算——两个「总入」根本不能比。

钱花到哪里，大头有三处。第一是兵。枢密院——最高军政衙门——的兵籍，登记在册的数，宋代长期缺额，实际人数要打折：宋太祖（赵匡胤，960—976年在位）开宝年间三十七万八千，宋太宗至道年间六十六万六千，宋真宗（赵恒，997—1022年在位）天禧年间九十一万二千，到宋仁宗（赵祯，1022—1063年在位）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涨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这串数是韩琦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奏章里引的；他的判断是，辽与西夏虽说通好，西北屯边的兵却常年像等着敌人上门一样养着，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给。第二是官与宗室：领俸禄的宗室、吏员，真宗时九千七百八十五人，皇祐年间（公元1049—1054年）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三，治平时又比皇祐多出三成。第三是岁币与典礼：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与辽立约，每年给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由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三个衙门合称，总管全国财政——派人送到雄州（今河北雄县）交割；庆历二年绢、银各加十万。对西夏每年赐缯茶二十五万。景德年间祭南郊，一次赏赉的缗钱金帛合计六百万出头；皇祐年间祭明堂，一次一千二百余万——两种祭礼规模不同，不能说成翻倍，但越来越贵是明摆着的。

有一种印象是朝廷穷在打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陕西用兵之前的三路账，恰恰说明不全是：陕西一路（约当今陕西一带）每年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二千一百五十一万——还没开战就已入不敷出；河北（约当今河北中南部及豫北一带）入二千一十四万、出一千八百二十三万；河东入一千三十八万、出八百五十九万。用兵之后，陕西入涨到三千三百九十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这些数是三司使王尧臣奉旨核算上报的，同样是钱帛粮草混算。养兵、养官、岁币、祭祀赏赉这几个口子，各有各的名分拴着：兵连着边防，岁币连着和约，宗室连着皇亲，祭祀连着体统，哪一头都砍不动。

管钱的衙门自己也是分裂的。仁宗朝的谏官范镇上过一道奏疏：中书省（宰相的衙门）管民政，枢密院管军政，三司管财计，三家互不通气，所以财用已经匮乏，枢密院还在不停添兵；百姓已经困乏，三司还在不停取财。这是当时人自己的诊断：毛病出在各管各的，没有人对总账负责。

对着这样的账，朝廷里摆着三条路。头一条是省着花，神宗自己先看到这一头：「今财赋非不多，但用不节，何由给足？」他举的例子都在宫里——一个私身的俸给有到八十千的，嫁一位公主费七十万缗，沈贵妃每月料钱八百缗。第二条是加税，这条路没人敢提：两税之外另辟利源，名分上是自破体统，后来范镇批评青苗法就借了这个由头——外面议论纷纷，说自古没有天子开课场的。第三条路是王安石提出来的：不省、不加，由国家亲自理财，把钱的收放抓到官府手里，让财用在流转中生息。据司马光一系的记录，王安石说过「善理财者，不加赋而上用足」，司马光当场反驳：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是设法暗中夺取民利，害处比加赋还大，「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这段对话只见于司马光学派的记录，《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没有收，只能算「据司马光所记」；但两种判断的对立是真的——司马光认定天下财货有个定数，官府多拿一分，民间就少一分；王安石认定财货可以经官府调度生出增量。这是对官府能力边界的两种估计。

青苗钱

熙宁二年二月，第三条路启动：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在三司之外特设的起草新法的机构，由参知政事（副宰相）王安石主持。苏辙上书言事，被召入条例司做检详文字，也就是起草文件的属官。王安石拿出青苗法草案给他看，苏辙当场反对：把钱贷给百姓、收二分利息，本意不在图利；可是出纳之际，吏员必然借法舞弊，有法也禁不住；钱到百姓手里，良民也不免乱花；到该还的时候，富民也不免逾期——这样一来鞭子板子必然用上，州县从此多事。他举唐朝刘晏作比：刘晏掌财政从不放贷，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四方没有大贵大贱的病；他说，「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王安石听了这番话，一个多月没再提青苗；苏辙自请外调，被派去做河南府（今河南洛阳）推官。

把青苗法重新翻出来的是王广廉。他奏请拨几千道度僧牒（官府出售的出家凭证，能换钱）作本钱，搬用陕西转运司试行的青苗钱法，春放秋收，正合王安石之意。王安石随即奏请先在河北、京东（约当今山东一带）、淮南（约当今江淮之间）三路推行，派王广廉等人做专管此事的提举官。熙宁二年九月，条例司正式奏请推广到各路：常平、广惠仓——官府的储备粮仓，旧制用于平抑粮价与荒年救济——现存钱谷约一千五百万贯石以上（这句的传本一作十五万，显有脱字），除照旧贵粜贱籴（贵时卖出、贱时买进）之外，再拿出现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预给」，随两税偿还，借粮折钱都听自便，遇灾伤准许下一料再纳。奏章自己写明宗旨：「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颁行的细则更具体：五户以上结为一保，按家产定量，每户须借到一贯以上，「不愿请者，不得抑配」。利息是每料收二分——一料约半年、一茬庄稼，不是一年二分。

法令变样来得很快。熙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法令颁行才四个来月，朝廷下诏：诸路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并取民情愿，「今虑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骚扰」，令各路提点刑狱官——一路的司法长官——随时查访；凡不取人户情愿而强行摊派的，当地官员要把名字报上来。朝廷一边立「情愿」的法，一边防「抑配」的弊；禁令本身，就是摊派已经发生过的证据。

为什么会变样？条文里先埋着两可的余地：一面写「召民愿请」「不愿请者不得抑配」，一面又写「每户须俵及一贯以上」。推它变形的，是赏罚的导向。史书里留了一句评语：「提举官务以多散为功。」提举官是朝廷派到各路专管新法钱谷的使臣。有没有一道明令把散钱多少定为考课等第？现存记载里找不到这道命令；能找到的是实际的督责：司马光在他的记录里说，州县所敛青苗钱，使者督之，「须散尽乃已」。知青州（今山东青州）的欧阳修把里面的道理说破了：朝廷一面丁宁约束州县不得抑逼百姓请钱，一面提举官往来催促，钱不尽散不罢手——提举官以不能催促尽数为失职，州县吏以钱散不尽为懒散无能，「上下不得不递相督责者，势使之然，各不获已也」。

法令到了州县，各处模样不一，方向却相同。王广廉在河北路，一等户派给十五贯、二等十贯、三等五贯、四等一贯五百、五等一贯——自愿请贷成了按户等摊派；民间喧然不以为便，王广廉入奏却说百姓欢呼鼓舞、歌颂圣德。河北还出现过收息三分的——条文明明是二分——被韩琦在奏章里点名为「提举官违条抑配」。河北有一县，管案牍的司录陈纮把另一层说破了——这话留在王安石驳韩琦的奏章里：「若朝廷更遣人体问百姓，反称情愿，则奈何？」百姓怕的是说了不愿，朝廷派人来查时反惹麻烦，于是连状纸都不敢递。开封府陈留县（今河南开封南）知县姜潜照条文办：告示张贴在县门与乡村各三日，没有一个人来借，他撤下告示说「民不愿矣」——府里和司农寺（此时主管新法钱谷的衙门）怀疑他壅塞号令，派人查验却查无违令，姜潜自己托病辞了官。同一部法，在陈留是无人来借，在河北是摊派到户，差别出在办差的人头顶上悬着什么。

熙宁三年二月初一，做过宰相、此刻判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的韩琦把账算给皇帝看：初诏说得好好的，「务在优民」「公家无所利其入」；如今乡户自第一等以下都定死了借钱数目，三等以上还许加借，城里坊郭户有物业抵押的也照青苗例支借——而这些上三等户与坊郭有物业户，从来就是兼并之家。「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诏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这一千三百也不是随口说的数：韩琦奏里引着的条文明言，物价贵时，借户愿纳现钱而不纳粮的，还款照原借数目加，十分中不得过三分——借一贯，到头还一贯三百；这比条文二分息多出来的一分是什么，两边的说法对不上。但官府在放债收息这一点，被他钉死了。神宗从袖子里抽出韩琦的奏章给执政们看：「琦真忠臣。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王安石对答：「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并称放贷收息本是《周礼》里周公的遗法，把驳斥韩琦的奏章刻版颁行天下。神宗心里到底存了疑，王安石称病不出——然后一切照旧。三月，条例司自己发文逐条承认走样：有的把钱粮抑配给人，有的图催纳省事、专贷给物力高强的大户——归结为一句「自是州县官吏弛慢，因缘为奸，不可归咎于法」。

欧阳修擅自停散本州的青苗钱，落了个「特放罪」——不予处分，罪名记录在案。他的奏章里留着一条没有被采用的路：青苗钱该「任民情愿，专委州县随多少散之，不必须要尽数，亦不必须要阖县之民户户尽请」——不要求散完，自然没有抑配。假如采行会怎样？配上户的动机随「尽数」二字消失，摊派会收窄；但残余仍在：真愿借的贫户到期还不上、灾伤积压、吏员舞弊，那是苏辙早就预言的双输；而散多散少全听自愿，息钱必然缩水，「上用足」这个本意就要落空。神宗后来在一份手诏里承认，某道诏书中催督的两句话「乃为文督迫之过」——他知道这个取舍，而不改导向，因为朝廷要的正是足数。

再设想一条更彻底的路：不设条例司、不设提举官，把青苗交给三司按旧常程办，会不会好些？当时就有人这样主张——吕公著前后五次上奏请罢条例司，苏辙在司里待了五个月，临走前上疏点破「别立赏罚，以督增亏」的毛病。专管新法的一路使臣正是「以多散为功」的依托，撤了它，摊派应当会收窄；但两头都不能占便宜地说：不设它，更可能的是青苗法根本推行不动——条例司正是为了绕开「患在不行」的旧常平机构才设的；何况河东和籴并没有专设使臣，照样成了世代之患。剩下能说的只有：这个机构既是下场理财的依托，也是变形的依托，两者是同一个东西。

诸路与诸司

青苗法之外，同几年颁行的还有均输、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农田水利诸法。均输法改的是淮、浙、江、湖六路上供物资的采运，苏辙同样反对：官府自己去做买卖，买进必贵，徒然逼得商旅不行。免役法于熙宁四年十月颁行，罢差役，使民出钱募役。条文一开头就留了余地：「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轻不一，民贫富不等，从所便为法。」当役人户按户等出钱，叫免役钱；坊郭户与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日不服差役的，如今也要出钱，叫助役钱。收钱的原则是先核算本州县雇人当差要花多少，再按户等摊取；雇足之外另增二分，备水旱欠收，叫免役宽剩钱。

定额由人而定，路的差别极大。利路（约当今陕西汉中至四川广元一带）转运使李瑜——转运使是一路的财政长官——想定四十万，他的判官鲜于侁说「利路民贫，二十万足矣」，各上各的奏，神宗准了鲜于侁。后来侍御史邓绾又说，利路一年实际需要不过九万余缗，李瑜却已征到三十三万。两浙路（约当今浙江与苏南一带）一百四十余万户，一年输役钱七十万贯；京城所在的畿内十六万户，也出十六万贯——按户均算，畿内百姓的负担比两浙重一倍。这些是制度规定的额征数；实收多少、折纳多少，没有账留下来。免役钱落到第四、五等贫户身上是轻是重，当时新旧两党各执一词，户籍等第与产业记载又太粗，今天断不了。能断的是户等一错、钱数就错：熙宁五年五月，开封府东明县（今河南兰考一带）几百个百姓到府里告自家户等被超升，府里不受理；他们径直冲进王安石的私宅，王安石说相府不知道这事；再告到御史台，也不受，劝令散去。

收上来的钱去了哪里，有一笔是明账：养吏。熙宁以前，京城发给吏人的俸禄一年仅四千缗；到熙宁八年，已是三十八万有奇——这还只是京城之数，外路不在内。给吏人发俸，本意是让有禄而贪赃的加等治罪。市易法又是另一路：有人上书说，天下商旅货物到了京城，多被兼并之家压价困住，该出内藏库（皇宫内库）的钱帛在京城设市易务，贱时增价收买、贵时减价卖出。细则照旧写明「不得抑勒」「不得过取利息」：赊请官钱，半年还出息一分，一年出息二分。市易法在京城以外行得怎样、有没有像青苗一样变形，现存材料没有取齐，不好说。

熙宁三年十二月，京畿各县先行保甲条制：十家一保，一家两丁以上、年满十五都充保丁，自备弓箭学武，夜里轮差巡警——到元丰末年（公元1085年前后），议论的人说，这等于从乡村两丁抽一、教他们作战，农民一半成了兵。吕惠卿兄弟又奏请行手实法：官府定出田产中价，让百姓照价自报家业，隐匿的许人告发、以三分之一充赏；告发之门一开，「所在骚然」，行了一阵就罢了。刹车是有的，只是只刹闹得最凶的近处。

理财这件事自己也要花钱，而且有账可查。熙宁五年，朝廷嫌天下账簿太繁，命曾布删定账簿格式，专设帐司审核。到元丰三年撤销时算了一笔：首尾七八年，设官吏近六百人，费钱三十九万缗，查出来的失陷钱不过一万缗。熙宁六年，朝廷又命三司核算这一年天下财用出入的总数上报，后来设三司会计司，不久也罢了——变法给国库增收了多少，朝廷自己始终没能算出一笔全国总账，今天能给的只有一府一路的个案。张方平判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时留下一本府账：正税之外，这个府一年纳役钱七万五千三百余贯，散出青苗本钱八万三千六百余贯，累计息钱一万六千六百余贯——息钱约当本钱一料二分，与条文相合；但这是一府之数，推不出全国。张方平更担心的在另一头：旧税多数折成谷帛缴纳，以现钱缴纳的部分很少，如今役钱、青苗都要现钱，官库出得少、民间收得多，「常赋之外，钱将安出」——这就是他所说的钱荒之忧。钱荒是否真的由此而起、经过什么路径，没有材料能够验证；能确定的只是，这位两度掌管国家财政的老臣，在熙宁初年已经感到了现钱的紧。

废不掉的账

反对的声音一直没有断，而说话的通道在收窄。欧阳修擅止散钱被「特放罪」；吕公著五奏请罢条例司，随后被黜——他被指称说过韩琦可能像赵鞅那样起兵清君侧。这桩指控，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注里并列了王安石的《时政记》、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吕氏家传等四份互相矛盾的记录，声明只从司马光所记，「不敢用家传证国史」。赵抃说，财利是轻、民心是重，不罢财利而失天下民心，是去重而取轻——随后他也出守杭州。台谏官——御史台与谏院的言官——孙觉、李常、张戬、程颢都以论青苗罢黜，知亳州（今安徽亳州）富弼、知青州欧阳修也因顶住不行而移镇。熙宁五年正月，京城设逻卒查访谤议时政的人。说新法不便的外放，说新法便民的进用——有个叫李定的官员入京后说自己不过据实而言，不知道京城里已经「不得言青苗之便」。

熙宁六年七月到七年三月，京畿一带没有下雨，东北方向的流民扶老携幼塞满道路。看守京城安上门的小官郑侠把所见绘成图，奏疏递到阁门不被接纳，他假称密急公事，用驿马递进了银台司（收发奏章的衙门）。图和疏里写的是：流民身上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把麦麸麻籽掺着米煮糊吃，甚至有人身戴枷锁、拆下房上的瓦和木料变卖来偿还官府。韩维入对，退而上疏：「近畿内诸县，督索青苗钱甚急，往往鞭挞取足，至伐桑为薪以易钱货。」旱是旱，催债是催债，两件事同时发生；旱灾与青苗钱之间有多深的牵连，史料给不出答案，但当时人把它们写在了一起。神宗命韩维起草诏书征求直言，诏书里自问：是不是赋敛失了节制？是不是忠言堵在下面、阿谀堵住了上面？这一年，王安石罢相离开朝廷；八年复相，九年再罢，此后终神宗之世不再被召回。新法没有停，由神宗自己接着往下推。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去世，年幼的宋哲宗（赵煦，1085—1100年在位）即位，祖母高氏尊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下诏：常平仓恢复旧法，罢青苗钱；差役参照嘉祐旧制，市易法废。这道废令当年就晃过一回：四月，朝廷以国用不足，下敕再立常平钱谷给敛出息，台谏交章反对，司马光抱病请对，到八月青苗钱才罢定。同年九月，司马光去世。元祐年间，一位叫毕仲游的官员写信警告司马光：当年王安石用「兴作」说动先帝，根子是朝廷总嫌财用不足；堵不住想兴作的心，只禁散敛变置的事，就是「百说而百不行」。何况如今内外任职的，十有八九还是行新法过来的人——「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这封信后来句句应验：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户部尚书蔡京奉诏筹措财利，奏请「检会熙、丰青苗条约，参酌增损，立为定制」，青苗钱恢复，照熙宁、元丰的旧约条文办。同一轮议论里，淮南转运司副使庄公岳请求散青苗钱「勿立定额」，说这样才「自无抑民失财之患」——二十多年前欧阳修开过的方子，又有人照着开了一遍。到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南宋朝廷派驾部员外郎喻汝砺清查常平司旧账，把「熙、丰以来所谓青苗钱」的积年本息括出八百余万缗，拿去养军。法废了立、立了废，账上的名目一直在。

变法的所得与代价，落在不同的人身上。被配上户等、不愿借而不得不借的是富民和上户——保内连坐、代偿欠款，司马光预言的「贫者无可偿，富者责代偿」，韩琦奏章里也把同保人户均陪列为「将来必有」的祸患；两句都是事前的警告，代偿后来应验到多大范围，没有账留下来。真借了钱的是下户，到期还不上，赶上灾伤，等他们的是鞭挞和「伐桑为薪」。官府得到的是息钱、役钱，和一套靠督责推动的使臣人马。反对者付出的是位置：一批老臣与言官或罚或黜，换上来的，是能把钱散出去、收回来的人。

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是：法是好法，坏在吕惠卿、蔡京这些「小人」手里。这个说法两派都爱用——条例司当年自辩「不可归咎于法」，把责任推给州县吏；元祐以后骂新法的人把责任钉在奸臣头上，苏轼替朝廷起草吕惠卿的贬词，劈头就是「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两拨人都有动机把账算到「人」的头上，这样的解释，证据上先打折扣。对照四件事：最早报忧的是韩琦、富弼、欧阳修、范镇，全是体制内公认的端方老臣，与奸邪无关；反对的人坐上办事的位置，照样变形或受罚——欧阳修在青州就是一例；绍圣二年把熙丰旧约「参酌增损」捡起来的蔡京，后来在史书里成了头号奸臣——同一张条文，谁拿着都收息钱；元祐把法废了，账却舍不得废——毕仲游的警告在先，建炎的括息在后。人事决定的是变形来得快不快，机构与赏罚的导向决定的是变形会不会普遍；两股力各占多大，史料分不开，只能说到这里。

今天读到的《宋史》是元朝人修的，所据的宋代国史在元祐、绍圣之间几番改写，基调随胜负而移。神宗本纪的赞语说「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这更像胜负已分之后的定调。连「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句最有名的话，《宋史》的写法也是「甚者谓」：是有人这样说他，不是他的自述。九百年里评价翻了过来：梁启超写《王安石传》（1908年），把旧案整个翻转——那是梁启超自己的时代在为变法寻找先例。李华瑞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把这九百年的评价排成谱系，两边的话都要连同说话人的处境一起读。

熙宁二年冬天迩英阁里争的，是国家该不该亲自下场理财。到建炎元年那笔八百余万缗被括去养军的时候，该不该的问题早已没有人问：元祐废了机构，绍圣照条文恢复，建炎把熙宁、元丰积下的本息直接括走——名目换了几轮，账一直在那里。司马光担心青苗会变成河东和籴那样世代甩不掉的负担，五十年后应验了；吕惠卿说的「不愿者不强」，也一直写在历代重颁的条文里，只是谁也没有办法让它兑现。该不该下场，争了二十多年没有定论；下场之后怎么收手，此后各朝也没有回答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