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水利

疲秦之计

《史记·河渠书》里记了一笔战国末年的旧事，年头约当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嬴政，公元前246—前210年在位，后来称始皇帝）即位那年，秦国已强过六国中的任何一国，挡在秦军东出路上的第一个，是韩国。照《河渠书》的讲法，韩国打听到秦国喜欢兴办大工程，想出一条计：派一个叫郑国的水工到秦国去——水工，照后来注家的解释，就是会治水的专门匠人——劝秦国凿开泾水，修一条几百里长的大渠灌田，用这种花钱费人的工程把秦国拖疲，叫它腾不出手向东出兵。渠修到一半，计谋被秦人察觉，秦人要杀郑国。郑国说：我开头确实是来做间谍的，可这条渠修成，得利的也是秦国。秦人觉得有理，留他把渠修完。渠成之后，关中（今陕西中部渭河平原）成了沃野；十几年后，秦军东出，第一个灭掉的正是韩国。

这个故事，《战国策》里没有。那是一部专收战国谋臣说客言辞的书，各国的奇计收罗了不少，偏偏没有这一条；它见于《史记》，距事情发生已过了一百多年。但故事本身把一个问题摆得很清楚：修渠是敌国拿来害秦的计策，秦国识破了，照样修，而且修完了。一条大渠在当时人的算计里算个什么东西？一河之水、一片碱卤之地、成批的役夫，怎么就能换成粮仓、租赋和兵源？国家为什么开始修这样的大工程？

人、水、地

开渠引水这个行当，并不从战国开头。《河渠书》把战国的几条渠和更早的水道排在同一处讲：从荥阳（今河南荥阳）以下引黄河水向东南开出鸿沟，连通宋、郑、陈、蔡、曹、卫诸国，与济、汝、淮、泗几条河相会；楚国在西面通渠于汉水与云梦之野，在东面开沟于江淮之间；吴地通渠于三江、五湖；齐地通渠于菑水、济水之间。这些水道，司马迁说「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浸」——能行船，余下的水灌田。可见修渠一事，春秋以来各国都在做，战国的新处在规模与次数的跳升。鸿沟在战国已经是一张旧网：《史记》记纵横家的说辞，已把鸿沟算作魏国腹地的水印；它没留下开凿者的名字，也没留下年代。这样一条来历不明的大渠横在中原，本身就说明水道工程在战国以前已是平常物。

到战国，水道又多出一重用途：害邻国。西汉末年给朝廷上过治河策的贾让回头总结，说「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大规模筑堤从战国兴起，各国把大河壅起来、挡出去，各顾各的利。他举的例子在黄河下游：齐与赵、魏以河为界，齐国地势低，筑堤离河二十五里，河水被齐堤挡住，就向西淹赵、魏两国的地。堤防是这样，渠道也是争出来的。修大工程的资格，却不是哪国都有：一条几百里的渠，先要三样东西凑齐——数得清的人，量得准的地，引得动的水。

这三样，在战国传下来的文字里各有痕迹。地的一头，汉代人记魏国的旧制：国家授田，每户以一百亩为率，唯独邺（今河北临漳一带）授二百亩，因为邺地瘠薄。授田按亩点数、瘠地加倍，说明国家把土地量到亩、分到户，这是开渠之先就要有的一层本事。人的一头，战国到汉初的文本里到处是官家的句式：「发民」凿渠，「使之」为令，「使他人遂为之」；至于一条渠究竟用了多少人、修了多少年，战国没有留下一个数字，能看清的是调发的名目，看不清的是调发的规模。水的一头，战国末年的书里，田间灌排的名目已经成套：《吕氏春秋》讲农事，田里作垄开沟各有尺寸；《周礼》排出一整套蓄水、挡水、放水的名目，那多半是战国到汉初人编排的制度，实行到什么程度不好说；《吕氏春秋》还专门立下一条，说农忙之时「不兴土功，不作师徒」——工程与农时抢人，已是写进政论的常识，而这条常识要立，正因为大工在当时已是常态。

三样东西，哪国凑得最齐，哪国的渠就修得最大。七国之中，秦国把人和地数得最狠：从秦孝公（嬴渠梁，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时起，商鞅之法把户口编进什伍，田宅挂在爵级上，按户征发，按名追责。这套点数之法立起来在先，大工程在后，这个次序不能颠倒：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秦昭王（嬴稷，公元前306—前251年在位）已经在调发倾国之师打大仗，那距郑国渠开工还有十几年。渠修不修得成，先看这套数人量地的本事；秦国的这套本事，立在秦国两条大渠之先。

三条渠

魏国的渠在邺，引的是漳水，开工约当魏文侯时，公元前五世纪末到前四世纪初。渠是谁开的，《史记》和《汉书》说的就不一样。《河渠书》只有十四个字：「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汉书·沟洫志》把首功记给另一个人：魏襄王——魏文侯的曾孙——在位时，有个叫史起的臣子当面进言，说魏国授田每户百亩、邺独二百亩，正因为邺地田恶，漳水就在旁边，西门豹不知道用，是不智；于是魏王以史起为邺令，引漳灌邺。战国人编的《吕氏春秋》记的也是史起一说，字句又有出入；西汉末褚少孙补写《史记·滑稽列传》，仍说是西门豹「发民凿十二渠」。清代的校书人早就指出，西门豹与魏襄王对话，年代本身就对不上。四种文本、三种分配方案，谁先开的哪一段，今天已经说不准；能确定的只有：战国的魏国在邺旁反复引漳，把盐碱地灌成了稻田。当地人的歌一直唱到汉代：「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舄卤，就是盐碱地。

引漳的代价，《吕氏春秋》里那段话讲得最直接。史起对魏王说，这渠我若去修，「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百姓一定恨我，重则要我的命；我死之后，请大王另派人接着修完。大工程要付什么价，当时人是用主事者的性命来计算的。水通之后，民得其利；两百多年过去，汉朝初立，地方官嫌渠道碍着驰道，想把三条渠并成一条架桥，邺地的父老不肯，说这是西门君立下的法式，改不得。当年怨过的人的子孙，把渠认成了自家的产业。

秦国的渠有两条，一南一北。南边的一条在蜀地。公元前316年秦取蜀，随后筑成都城、置蜀守；守蜀的某一位，司马迁只记得他的官和名：「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离碓是岷江出山处江中的一处堆积（今四川都江堰市），凿开它，分出两条江水流过成都，水害变成水利。这是《史记》关于此事的全部记载——没有姓，没有年，没有面积。到班固的《汉书·沟洫志》，同一段总叙写作「蜀守李冰」，他才有姓；到东汉末应劭的《风俗通义》，才有「溉田万顷」的数目和斗杀江神的故事；到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溉灌三郡、立石人石犀测量水位，一整套工程始末才齐备，「水旱从人」「号为陆海」的说法也出在这本书里。书越晚，事越详，稳妥的说法只能停在《史记》那一句上：秦的一位蜀守名冰，整治过岷江出山处的水道；是把旧有水道收进一套统一的安排，还是平地新创，材料分辨不了。司马迁自己到过蜀地，说他「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到西汉中叶，离碓还是立在江里的一件实物。

北边的一条，就是开头那段故事里的郑国渠。渠线从今陕西泾阳一带的瓠口引泾水，沿北山向东，《史记》说长三百余里——这个里数，与下面要说的几个数一样，都是汉代文本的说法。这个故事在汉代内部有三个版本，值得并排摆开。《史记·河渠书》是短本；《汉书·沟洫志》的同一段，郑国的说辞多出一句：「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史记·李斯列传》里这事又是一副面目，没有说辞，只有后果：郑国的事被察觉，秦的宗室大臣借机进言，说来秦国做事的诸侯人多半是替其主做间谍的，「请一切逐客」，引出一场逐客风波。三处文本各讲各的用处；韩国君臣怎样定计、郑国赴秦前如何受嘱，一个字也没有留下来。所以「疲秦」是否实有其事，只能存疑，当不得信史；能钉住的是渠与年代。汉代人说「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从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倒推一百三十六年，落在秦王政元年前后——渠是真的，开工的年头也不是后人编的。

渠成之后的功效，《河渠书》这样写：「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诸侯。」引浑浊的泾水灌进盐碱地，泥淤下来，瘠田变肥——唐初人颜师古注《汉书》，正是这样讲的。但「四万余顷」是渠成那年的数，还是司马迁时代关中灌区的总数，今天分辨不了。「亩收一钟」是多少，汉唐人只注得出「一钟合六斛四斗」；一亩折一百步还是二百四十步，唐人杜佑记下的就是两制并存。这个数到东汉王充的《论衡》里还搬了家：王充说魏国行田百亩、邺独二百，西门豹引漳灌邺之后，邺田「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同一个数字在两处灌区之间搬家，可见它是汉人夸田肥的套话，当不得哪条渠的实测。至于这条渠用了多少役夫、修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战国没有留下任何数字，也只能不给。

水工的手艺，同时是攻城的手艺。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攻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一带），「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河沟，就是鸿沟系统的水道。会修渠的人，才会引水灌城；楚汉之际引水灌废丘，后来景帝朝平七国之乱，攻邯郸还是引水灌城，用的都是同一手。一条渠能行船、能灌田、能挡水，也能淹城；国家肯为大工下大本钱，算的本就不是一笔账。

灌区的后来

韩国的计策如果真有过，结局是个反讽：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韩国亡，是六国里第一个。郑国本人后来怎样，史书再无一字；他的渠留了下来，连名字也留了下来——「因命曰郑国渠」。汉代人接着这副骨架往上加。汉武帝时，内史——京畿的长官——儿宽奏请开凿六辅渠，浇郑国渠旁地势高、旧渠浇不到的田。《汉书》还记下皇帝的一句话：「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内史辖下稻田的租，比外郡的重，皇帝下令议减。灌区的田租得比别处多，这一条是国家把灌田的增产收回自己账上的直接证据。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还是武帝朝，一个叫白公的官员再引泾水，开出白渠，灌田四千五百余顷——这是汉代的数字。关中百姓编了歌：「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郑国的渠成了汉家京师的粮仓，它比秦的国运活得长。

「蜀守冰」的后来，走的是另一条路。他的事迹在纸上越滚越大，人也成了神：宋代，蜀中永康军（今四川都江堰市一带）的李冰庙，先封广济王，又改封灵应公；元至顺元年（1330年），朝廷加封李冰「圣德广裕英惠王」，连他的儿子二郎神也一并封王。治堰的口诀「深淘滩，高作堰」——后世通行的本子作「低作堰」——元代的记载已把它托名在李冰名下。今天都江堰的堰体，是历代重修叠出来的，元代才以石工替代旧法，拿今天的规模去讲战国，是讲不通的。留下来的还有一笔常年开销：宋代每年修堰，记载里有吏员盗领工钱、减省役夫，以致堰坏田失水、连年饥荒的事；元代每年春修，役使兵民多的时候上万人，工期七十天，不出役的人每天缴三缗代役钱。这些数字属于宋元，不能回头当作战国的规模；它们说明的是另一件事：大工程修完不算了结，是年年要花钱花人养下去的一份家业。

开头那个问题——国家为什么开始修大工程——到这里可以作答。先要它手里有三样东西：可数的人，可量的地，可调的水。这层资格是战国各国一点点挣出来的，秦国挣得最足。再要算得过来账：一条渠同时是田、是租、是路、是兵。本钱与收益之外，还有一头代价要记：修渠靠役夫，养渠靠重租，史起预备着被怨恨的百姓处死，内史灌区的租额重到要皇帝下诏议减，这两头都落在农户身上。至于「渠成而秦强、卒并诸侯」，《史记》确实是这样写的，汉代人也确实这样信；可是长平之战在这条渠开工之前十四年，秦取郢都、取蜀地更早，秦的强大排在这两条渠之先。把统一天下的账记到某一条渠头上，是后人的倒放。也不妨设想过两回：秦人若真杀了郑国、停了工，韩国多半还是第一个亡，关中少的只是后来六辅、白渠一层层叠加的收益；韩国若不曾派人来，引泾灌田这样的事，秦国多半也会自己走到这一步——一百五十年后白公重开泾水，动机与郑国渠一模一样。两头想下来，只能这样讲：大工程是从这套国家的身体里长出来的，记不到哪一个主意的头上。

《河渠书》首先是汉武帝时代的书。司马迁动笔前的几十年，黄河在瓠子决了口、又举国之力塞上——他自己也去背过柴；朝廷大修漕渠，又在关中试凿龙首渠，「用事者争言水利」——谈水利是那个年月的热闹。他把战国的几条渠压进篇首的三行半，是给自己的时代作序；我们今天看见的「战国大修水利」，有一部分正是《河渠书》的编排造成的。但编排堆不出实物：汉人在郑国渠上加渠、加租、加歌，邺人替西门豹守着旧渠不让合并，离碓到汉代还立在江里——被一代代接着用的渠道，编不出来。鸿沟也没有随战国结束：又过了不到二十年，刘邦、项羽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汉魏之间的注家，已把鸿沟认作当时的汴河。国家学会了把人、水、地换成粮与兵，这笔账就一直做了下去：汉武帝朝更大的河工与漕渠，都排在这三条渠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