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东征

大诰

今文《尚书》里有一篇《大诰》，是周人东征出发前的一篇动员文告。所谓今文《尚书》，是汉代人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传写下来、一路传到今天的那一个文本。这篇文告最扎眼的地方，是它老实记下了反对出兵的声音。文告以「王若曰」开头，向友邦君和群臣宣布：殷人的残余「诞敢纪其叙」，扬言要恢复旧业，反过来鄙弃周邦；如今占卜得了吉兆，「肆朕诞以尔东征」——要带着众人东征了。听话的人不买账，回了一句：「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违卜？」——事情太难，民心不安，带头作乱的又是王宫里的亲族；依我们看，何不违了这卜，干脆不征？发诰的人自己也知道这是在赌命：「予惟小子，若涉渊水」——我像一个要渡深渊的人。占卜和天命被抬到最高处，才把这场东征硬推了出去。

这篇文告，得放回克商之后的局面里看。周武王（姬发）克商之后没几年就死了——克商之年，二十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拟为公元前1046年，这只是被讨论的方案之一——儿子周成王（姬诵）年幼，武王的弟弟周公（名旦）摄政。就在这个当口，武王留下看守殷遗民的两位弟弟——管叔（名鲜，排行还在周公之上）、蔡叔（名度）——联合纣王的儿子武庚（名禄父），连同奄（在今山东曲阜一带）、徐、薄姑（在今山东博兴一带）、淮夷等东方族群起兵。按断代工程的通行区间，这件事约在公元前1042年至前1036年之间，具体系年随克商年代的各家推算浮动。叛乱起于自家人，武王留下的安排几年就破了产。后来的周人给出的答案，是把亲戚功臣分封到东方各地，再在洛水边营建一座新城——洛邑（今河南洛阳一带）。打下来的天下，怎么靠分封和营洛邑坐稳？这套答案又是怎么从这场叛乱里长出来的？

《大诰》开口就埋着一层争点：「王若曰」的这个「王」是谁？成王年幼，诰命实际出自摄政的周公一系，但既然用「王」字开口，周公是不是一度自己称了王，从汉代经师到今天的学者，争了两千年没有定案；周初的青铜器铭文里，「王」与「周公」各自出现，哪一方也压不倒对方。发号施令出自谁口，文书自身给不出一个确定的名字，这是这场东征留下的第一个争点。这篇文告所在的一组周初诰命——《大诰》《康诰》《召诰》《洛诰》《多士》《多方》等——多数学者认为它们含有西周初年文书的内核，只是经过后世长期传写；改动的幅度有多大，仍在争论。

家底与裂口

周人的根本在渭河流域，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一带。新打下来的地方在千里之外的东方：殷人的旧都在今河南安阳，奄、徐、薄姑、淮夷散布在黄河下游与淮水流域。从关中进入平原，中间隔着崤山与函谷的通道，胜利者的兵力铺不满这么大的地面——铺不满到什么程度，没有数字可查，留下来的只有武王自己的不安。《史记·周本纪》记他克商之后「自夜不寐」，登上高阜眺望商邑，念叨着洛水与伊水之间那片平地，说那是「有夏之居」，又在洛邑「营周居」——筑了个据点，然后回西边去了。这段描写出自汉人的叙述；《逸周书·度邑》里也有一段同源的文字，记着武王同样的盘算。《度邑》成篇较晚，但两种文本在「武王生前已看中洛地」这一点上相合，不像是凭空编出来的。

武王留下的善后安排，是一套监守之局。纣王的儿子武庚继续留在殷墟，奉殷人的祭祀；管叔、蔡叔派在殷都周边，「相」着武庚——就是监视辅佐他治理殷遗民。汉代人讲起这套安排，常说「三监」。这个名单在汉代就有两种讲法：一派说是管、蔡、霍（霍叔名处，也是武王之弟）三位叔父；《汉书·地理志》却说，殷都一带分成三块，武庚占一块，管叔、蔡叔各管一块——武庚本人也算一监。两种讲法打到今天。《逸周书·作雒》的一种文本里只数得出管、蔡两个名字，通行本却多出一位霍叔，历来校勘的人疑心脱了字，也定不下来。三监是哪三个人，存疑；能确定的是叛乱的核心——管叔、蔡叔和武庚，各种记载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同一批名单里，太公望（姜姓，周的开国功臣）封在齐，周公封在鲁，同姓元老召公奭封在燕，可这些人多半留在朝廷，封国并未实际前往——周公的儿子伯禽代父就封于鲁，还是叛乱起来前后的事。「受了封」与「到了国」，在那一代人身上常常是分开的两件事。

这套安排还有一道裂口，裂在名分上。武王的同母兄弟共十人，管叔排行在周公之上。《孟子》里记着战国人的议论：「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兄长看着弟弟掌权，心里怎么想，无从知道；能知道的是流言起来了：《金縢》记作「公将不利于孺子」，《史记》记作「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字句略有出入，传的是同一条流言。幼主小到什么程度，汉代人已经说不清，一种说法是武王死时成王十二岁。《大诰》里还有一句自白：「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连老家的地面都不安稳。放在一起看，武王的安排是几个监视点，不是一张驻地的网：东方的第一座大城，要到叛乱平定之后才动工——《康诰》开篇「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就系在事定之后。先有监、后有城，这个次序在几处的文本里是一致的；至于它能否坐实「武王时东方无重镇」，那是从「文献先有什么、后有什么」推出来的推断，不是直接的记录。

东征

叛乱趁着国丧爆发。汉代人讲起这段，有一段生动的对白：《尚书大传》写奄君劝武庚说，武王死了，成王还小，周公又被猜疑，「此百世之一时」——正是起事的好时机。这段对白是历代层累出来的故事，不能当事实；但「趁主丧起事」这个时机判断，在各种叙述里都成立。真正决定走向的，是周人内部那两幕：邦君集体请「违卜」，主事者以「天命不僣，卜陈惟若兹」强压过去。假如顺着反对者的意思不打，会怎样？武王式的监守安排，已经被这场叛乱本身证明守不住；不打，周的势力只能退回西边，后来《康诰》封卫、《多士》迁民那一整套安排，都不会有前提。周人选择了打，带兵的是周公——「周公东征，四国是皇」，《诗经》里就这么唱；至于出兵的命令以谁的名义发出，正如前面所说，争讼至今。

仗是怎么打的，文献几乎没有留下。诰命里只有誓言和结果：在哪里打了哪些仗，对方动员了多少人，今天一概不知。《诗经·豳风》里留着两首士兵的歌：《破斧》唱「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斧头砍破了，兵器缺了口；《东山》唱「我来自东，零雨其濛」「自我不见，于今三年」。这两首诗是不是东征当时人所作，学界有争议，稳妥的系年只能放宽到西周至春秋；它们至少证明，一场旷日持久的东方征役，在周人的记忆里是斧破人疲、三年不归的苦差。

结果记得很齐：武庚与管叔死，蔡叔被流放。细目有两种讲法——《史记》说「诛武庚、管叔，放蔡叔」，《逸周书·作雒》说武庚向北逃走、管叔自缢、蔡叔被囚在郭凌；流放的规格，《史记·管蔡世家》写给了蔡叔车十辆、随从七十人，《左传》里春秋人的追述又说车七辆，两说并存。这些是个案数字，推不出一般。用了几年，各本打架：《金縢》说周公「居东二年」，《史记·周本纪》说「三年而毕定」，同一部《史记》的《鲁周公世家》却说「二年而毕定」；汉代的《尚书大传》干脆排成一份整齐的日程——「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伐奄」。这些说法谁也并不到一处，逐年的行程今天排不出来，能说的只是：东方之事历经数年而后定，奄国最后被灭。战国人提到战果，喜欢给整数：《孟子》说周公「灭国者五十」，《荀子》说他「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那是战国叙述里的成数，不是当年点过的战果。

成周

打赢之后，周人在洛水边营一座大城——成周（今河南洛阳一带）。今文《尚书》的《召诰》《洛诰》留了一份逐日的作业记录：太保召公奭——太保就是王室里最高的辅佐官——先到洛水边「卜宅」，卜得吉兆，就「以庶殷攻位于洛汭」——驱遣殷遗民动手划定基址；五日之后基址立成，周公随后赶到，祭天、祭社，再向殷人和四方诸侯宣读营城的号令。哪一天测地、哪一天祭社，干支记得清清楚楚：戊申、庚戌、甲寅、乙卯、丁巳、戊午、甲子。这些日期是不是当时人逐日实录，随整组诰命的年代之争浮动，也不能换算成今天的年月日；但至少在文本里，营洛是一件按天推进的工程，而且动用的主力劳力，正是刚刚被打败的殷人。《召诰》里周公说，建这座大邑，是要「其自时中乂」——从这里居中而治。《康诰》开篇也系着同一工程：「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

这座城还配了一件实物作证。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一件青铜尊，以作器者得名何尊；器内铸铭文一百二十余字，一种有影响的意见定为成王时所作。按通行的释读，铭文说「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又追述武王克商之后向上天告祭，要「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住到天下之中，从这里治理万民。「中国」两个字连起来写在实物上，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次。但此处的「中国」不是后世的国名，指的是伊、洛之间被当作天下正中的那片地方；铭文里的「王」是成王还是追述武王、铭文作于哪一年，各家释读不一。有意思的是，今文《尚书·梓材》里也有「中国」二字：「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器物与文献对得上号：在周人自己的表述里，营建成周是一次「占据天下之中」的郑重声明，做给上天看，也做给四方的邦国看。

与营城咬合在一起的，是迁民——迁完还要说服。《多士》是对迁到洛邑的殷遗民发布的一篇文告。它讲天命，论据就地取材：「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你们殷人的祖先有册有典，上面记着殷革了夏的命；如今周革殷命，是同一个天命在转移。许诺与威胁在同一篇里：「尔乃尚有尔土」——恭顺就还有田种；「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不恭顺，连田也保不住。《多方》把处置的次序讲成原则：「教告之……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先讲理，讲不通再动武，一而再，再而三。同一篇里还留着一句「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你们臣服于周的监管，已经五年了。用殷人自己的历史劝殷人，配上「至于再、至于三」的武力押后，说服与强制配在一处用；至于殷人心里服不服，没有任何材料量得出来。

还有一件事，是把人重新摆一遍。纣王的儿子不能再留在殷墟，殷人的香火改由殷的旧贵族微子（名启，《史记》避汉讳写作「开」）接续，封在宋（今河南商丘一带）；殷墟故地封给武王的幼弟康叔（名封），建立卫国，就在今河南淇县一带的旧商都上。春秋晚期人祝佗追述当年的分封清单：分给鲁国「殷民六族」，分给卫国「殷民七族」，各族带着自己的宗族、分支与部属，整族整族地配给封国；治理的公式是八个字——「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政事顺着商人的旧俗办，疆土按周人的规矩划。这套安排的道理，春秋人自己说得明白：「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伤于两位叔父的叛乱，才把亲戚们封出去做周的屏障。用兄弟之国监视殷人失败了，换来的办法是让儿子和最亲的人去实地坐镇，并把殷民拆散、配给各国。哪些国君哪一年就封，争讼很多；「东征之后还有一次大规模分封」，是杨宽《西周史》一系的学术主张。稳妥的说法是：东征之后，分封的铺开明显加快了。

营洛的动机，留下的说法也不止一种。一种说是武王本有此意，《史记》和《度邑》都这么讲；一种说是为了居中而治，《召诰》的「中乂」即此；晚出的《作雒》另有一种冷峻的讲法——「予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怕的是自家人再打过来，所以要居于天下之中。几种动机并存，坐实哪一种都越过了证据。还可以反过来想：假如胜而不营，打完还像武王那样回西边去，从关中管到平原的老问题原样还在，下一场叛乱只是时间问题——武王的监守之局，恰好就是这场叛乱的起因，等于现成的对照。营城、迁民、配封、说服配成一套，单拿哪一件出来都不顶用。代价记在谁身上也清楚：被迁离故土的殷人，被拆散配给各封国的氏族。

后来

东方并没有一次定完。今文《尚书》里的《费誓》，是鲁国的一篇誓师辞，开头就是「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周公之子伯禽就封鲁国之后，徐夷仍打到了曲阜的东郊，城门都不敢开。成周洛邑此后长为西周的东都，与宗周镐京东西相望，这套两都格局行用得久了，汉代司马迁写《周本纪》还要特意澄清一句：周「复都丰、镐」，洛邑不是常居的都城。周公本人，摄政七年，还政成王——这是《史记》的叙述；其后还拖着一串解不开的传说：有人向成王进谗，周公一度出奔楚国，成王打开封存的金縢之匮，见到他当年祈祷愿代武王而死的册书，哭着把他迎了回来。这些情节是不是实事，定不下来；能确定的只是，这场猜疑的传说在文献里一路留了下来。

周公后来成了争论的题目本身。战国时《荀子》公开为他「履天子之籍」辩护，说君臣易位也不算不顺；《礼记·明堂位》写他「践天子之位」，六年朝诸侯于明堂，七年致政成王；《尚书大传》把救乱、克殷、伐奄、建侯卫、营成周、制礼作乐排成一份逐年的日程。文本越晚，周公的事业越完整、越整齐。那场叛乱与随之铺开的安排，出于一人的谋划，还是一路修补出来的，从这些层层加工的叙述里已经分辨不清；能分辨的是方向——每一步都在补上一步的漏洞：监守守不住，于是营大邑；殷人聚在故土难制，于是迁的迁、拆的拆；单靠刀剑不稳，于是把天命的道理讲到殷人自己的典籍里去。武王克商是破，东征与营洛是立：周人从一支克商联盟的盟主，变成一个在东方长期驻留、靠城邑与封国支撑天下的政权。

何尊上「宅兹中国」四个字，当时说的是伊、洛之间的天下之中。这两个字后来走了一条很长的路，长成这片土地的名字——那是后话，中间隔着几百年的变迁，不能从这里一笔连过去。此刻它能证明的是另一件事：至迟在西周早期，周人已经把「住到天下之中去」当作一项需要向上天报告的事业，郑重地铸在了礼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