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 贵族世界的瓦解
第二编 · 贵族世界的瓦解 春秋战国

曲沃代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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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目录
  1. 晋侯墓地
  2. 本末
  3. 六十七年
  4. 一军
  5. 宗邑

曲沃代翼

晋侯墓地

山西曲沃、翼城两县交界的天马—曲村遗址里,有一片晋国国君的家族墓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清理出九组十九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大墓,墓中随葬成组的青铜礼器、编钟与车马器,不少铜器上铸着晋侯的名号。这片墓地从西周早期一直用到春秋初年,晋侯与夫人按先后一排一排葬下去,次序井然——礼制的规矩,在地下守得一丝不乱。

同样是这批晋侯,在传世文献里的遭遇是另一副样子。《左传》与《史记》都记载,从公元前八世纪中叶起,晋国的国君一个接一个死于非命:有死在国都的,有被俘之后杀掉的,有被诱出来杀掉的,最后一位连国带君号一起丢了。动手杀人的不是外国,是晋国公族自己的一支旁系——受封于曲沃的小宗。这片墓地恰恰用到内战开始前后——文献里「乱」了的那一段,在地下没有留下位置;末尾的大墓对应文献里哪几位晋侯,要靠世系对应方案去认,而方案到今天不止一种,定不下来。

墓地里的次序与文献里的杀伐,中间隔着同一套规则:嫡长子一系为大宗,继承君位;分封出去的兄弟子侄为小宗,服从大宗,各守其邑,各安其分。这套规则是当时贵族都会拿来讲的道理。晋国这场前后三代人的内战,留给后世的问题是:这样的规则,在什么条件下会被武力直接推翻?

本末

事情的起点,是一次完全合乎规则的分封。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即位,把叔父成师封到曲沃(今山西闻喜一带;另有一说,春秋的曲沃就是天马—曲村这一带,两说至今并存)。成师是晋文侯之弟,按宗法,他这一支从此是晋侯家族的小宗,号为曲沃桓叔;君上之都仍在翼(今山西翼城一带,地望也有异说)。诸侯分封子弟、为亲族立家邑,是当时通行的制度——这次分封本身,挑不出一点毛病。

《左传》在三十多年后追叙这件事时,记下晋国大夫师服的一段话:「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本根要比枝叶粗壮,国家才立得稳;照师服的意思,晋在服制上不过甸服一等,国中却又立起一个国来,「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这是后出的追记,带着往回看的味道,但它讲的是当时通行的道理。到西汉司马迁写《史记·晋世家》,话说得更直:「曲沃邑大于翼」;又说成师受封那年已经五十八岁,「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曲沃比君都更大——这个判断只见于《史记》,大到什么程度、靠什么供养,没有任何材料能回答;能核实的只是后来几十年里,曲沃一支败了有处可退、缓过来还能再战,看得出这块封邑耗得起一场打不完的仗。

师服的道理里有一个没有说出口的空当。本大而末小,靠的是人人自觉遵守;可若真有一个末长大了,由谁来把它削小?这条规则写明了怎样才对,没有写明谁负责动手:天子的手伸不进一国之内的封邑,国君自己封出去的邑,转过身也未必收得回。

六十七年

规则的第一次考验来得很快,而它守住了。约公元前739年,晋国大臣潘父杀死昭侯,迎立曲沃桓叔;桓叔要进翼城,晋人发兵抵抗,桓叔败回曲沃,晋人立昭侯之子为孝侯,杀了潘父。一次里应外合的政变,手里只有一个内应,封邑的经营不过六年,就此扑灭。假如这一年桓叔进了翼城,史上不过多一次成功的政变;正是这次失败,使此后六十几年成了另一回事——一场要靠反复攻杀才见分晓的消耗。

十五年后,公元前724年,桓叔之子庄伯攻入翼城,杀死孝侯。《左传》《史记》和后世辑出的《竹书纪年》都把这一年记得很死,是全案系年里最没有分歧的一个点。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年动手,各书都没有留下一个字;两次攻翼之间的十五年里,曲沃在做什么、翼城在做什么,同样无考。能看到的只有结果:翼人又立了孝侯之弟为鄂侯(《史记》与今本《竹书纪年》作孝侯之子),曲沃的军队退走了。君位还在大宗手里,但弑君这件事,已经做到了第二回。

往后的走向,也不是曲沃一路壮大的直线。鲁隐公五年(公元前718年,《左传》记事用的是鲁国国君的纪年),庄伯联合郑国、邢国伐翼,周桓王(姬林,公元前719—前697年在位)先派尹氏、武氏帮助曲沃,鄂侯逃奔随邑;接着「曲沃叛王」,王室又转而命虢公讨伐曲沃,为翼城另立了哀侯。天子先帮小宗、再打小宗,翻覆的缘由《左传》不载;《史记》把命虢公伐曲沃记在周平王(姬宜臼,公元前770—前720年在位)名下,而平王那时已死——两部书连出手的是哪位王都对不上。今本《竹书纪年》里还留着两条《左传》《史记》都没有的记录:翼侯曾烧掉曲沃的庄稼,又曾伐曲沃而大获全胜,新即位的曲沃武公(庄伯之子,名称)向翼城求和,才算了结。这两条出自后出的辑本,分量要打个折扣;但它们说明,至少另有一种传统记得:这是一场拉锯,翼城也曾把曲沃打得低头。

约公元前709年,武公伐翼,屯兵陉庭。《左传》在头一年的记事末尾留了一笔起因:哀侯侵夺陉庭的土地,陉庭南鄙的人便给曲沃军队引路。这一仗在汾水边的低湿地打完,翼侯战车的骖马被绊住,武公连夜俘获哀侯,连同他的师傅栾共叔。《国语·晋语》记下了后面的事:武公劝降,许栾共叔「为上卿,制晋国之政」;栾共叔答,人所事者三,事之如一,于是战斗到死。按杜预的注,他的父亲栾宾,正是当年桓叔受封时的傅——父子两代,各殉其主。哀侯不久被杀,晋人立他的儿子为君,史称小子侯;约公元前705年,武公把小子侯诱出来杀了。一国之君被诱杀,现存记载里看不到任何诸侯出面声讨——这里只能说记载不载:从前703年到前678年,《左传》对晋国的内乱整整二十六年无一字,记录的空缺与事情的原貌,已经无从分辨。

王室最后一次为翼城出手,在约公元前704至前703年:周桓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缗为晋侯,次年,虢仲会合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五国伐曲沃。今本《竹书纪年》另有他辞,说其时芮人进犯京邑,荀人、董伯叛离曲沃——果如此,五国之伐就不全是替大宗出兵,还夹着曲沃阵营内部的离心;两种系年相差十二年,今天裁断不了。能确定的是结果:此后王师再未介入晋事,二十多年后它再度出现时,手里拿的已不是兵器,而是一道册命。把六十七年铺开来看:前739年曲沃手里只有一个内应,败了;到前678年,它有一块耗得起败仗的封邑,对面的大宗换到了第六任国君,其中两回是弟弟接哥哥的位(鄂侯一代只有《左传》作弟,《史记》作子),君族近支越立越窄——而天子先自相矛盾、后二十多年不出一兵。这三样各占多少分量,材料分不开;能看见的只是,缺了任何一样的年份里,规则都守住了。弑君的代价也一次比一次小:第一回,主谋者授首、来者败退;到第五回,灭人之国的人反受册命。人心的忌讳怎样一寸一寸磨掉,文字照不见;照得见的只是,每一回都没有了上一回那样的后果。

一军

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伐晋侯缗,灭之。《左传·庄公十六年》记这个结局,只有一句话:「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周釐王(姬胡齐,公元前681—前677年在位)派虢公把晋侯的名分颁给武公,规格是一军——按当时的军制,天子六军,大诸侯三军,一军是最小的一等。这个规格是刻意压低,还是顺着曲沃原有的军制,旧注没有说死。六十七年前,这一支还刚从翼城的公室里分出去;如今以最低的一等名分,写进诸侯之列。同一年的记载里还并着另一件事:诸侯在幽地会盟,齐桓公(姜小白,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开始称霸。天子册命的笔还没搁下,另一种更有分量的秩序,已经在旁边起身。

到《史记·晋世家》,这笔交易多出一面:「尽以其宝器赂献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灭国所得的宝器,尽数孝敬了天子;一个「赂」字,名分成了可以购买的东西。只是这个说法只存于《史记》一系:《左传》记册命,通篇没有一个赂字;《史记》自家的《周本纪》也不载此事;今本《竹书纪年》「以宝献王」一句,后世辑校者判定是从《史记》抄去的。是太史公别有所本,还是他按「小宗灭大宗而遽然得命」的常理补写了这一笔,材料不够裁断。能落稳的判断只在《左传》这一层:从这一年起,名分开始追认既成的事实——天子不再裁决谁该为君,只为打完的人补发凭证。

假如周釐王拒不册命,又会怎样?武公手里已有晋国的土地;受命当年,他的军队在《左传》里已经改叫「晋师」,转身就去伐夷。不颁名分,损不到他的统治,损的是天子自己最后一点用场——对晋国,王室早已没有惩罚的兵力,若连承认都不肯给,便连开口的资格也没有了。裁决与承认,本是周王手里同一样东西的两面;六十七年的仗打完,裁决那一面作废,剩下的一面留了下来——此后谁打赢,名分就发给谁。

宗邑

受命的第二年,武公死了。他改称号为晋武公,《史记》替这场战争结账:自桓叔初封曲沃到武公灭晋,「凡六十七岁」。继位的是他儿子晋献公(诡诸,公元前676—前651年在位)。献公上台后遇上的第一件烦心事,《左传》记得明白:「晋桓、庄之族逼,献公患之。」桓叔、庄伯的后裔——也就是献公自己的近支——人众势重,逼到国君头上。大夫士蒍替他分三步处置:先离间群公子,再杀其中最强的一族,最后在聚邑筑城,把群公子迁进去;约公元前669年,晋军围聚,把他们全部杀光。十几年后,虞国大夫宫之奇劝谏国君勿借道于晋,说晋灭同宗的先例就在眼前:「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逼」这个字,落在了胜利者自己的近支头上。《国语·晋语》里,献公的宠姬骊姬把话说得更白:「自桓叔以来,孰能爱亲?唯无亲,故能兼翼。」这是后宫进言的记录,字句未必原样;但它说明,到公元前七世纪中叶,晋人自己已把这场胜利归因于不认亲。

曲沃这座城的身份,也跟着翻了过来:叛邑成了宗邑。此后的《左传》里,晋国太子居曲沃、祭于曲沃,公子重耳——后来的晋文公——归国即位,先入曲沃,次日朝于武宫:武公之庙,成了新君告祭的正处。晋公的枝叶却再没有长回来:骊姬之乱后,晋国盟誓「无畜群公子」,公室自此无公族;到晋成公时,只好以卿大夫的嫡子充任公族,授以田地。文本把「无公族」直接挂在骊姬之乱名下,不挂在曲沃代翼名下;要把这条线一直连到一百多年后韩、赵、魏三家分晋,中间这一段没有文书可指,靠的是先例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段路只能说到这里。曲沃本地倒是又演了一回旧戏:公元前550年,被逐出晋国又潜回的晋卿栾盈,带着「曲沃之甲」在白天攻入晋都绛(今山西侯马;晋于公元前585年迁都新田,此后绛指新田),事败,晋人克曲沃,杀尽栾氏一族。楚人范无宇后来对楚灵王数落「国为大城」的祸害,举的例子里就有曲沃——同一座城,一百二十多年前是小宗夺国的根本,这一回是叛臣的家邑。

再往后的晋国公室,一寸一寸空下去。规则本身并没有被谁宣布废除;只是在晋国,到前678年它被搬出来时,用场只剩一个:承认已经打赢的人。到战国年间的晋幽公时,文献中的晋国只剩绛与曲沃两城,晋君反而要去朝见韩、赵、魏的君主——当年小宗起兵的曲沃,与后来公室安身的绛,成了公室最后的全部家当。曲沃之名后来属魏,渐渐从史书里淡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