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度田

陈留吏牍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光武帝（刘秀，25—57年在位）下诏各州郡检核垦田顷亩与户口年纪，又命考实二千石长吏中阿枉不平的人。这道诏书就是史书里说的「度田」——即位第十五个年头，朝廷要全国把田地与人口的册数重新核一遍。诏书下去，各郡照例派吏员进京奏事。洛阳宫中，光武帝翻阅这些文书，在陈留郡（治今河南开封东南）一名吏员的木牍上，看见一行与公事无关的小字：「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颍川（治今河南禹州）、弘农（治今河南灵宝北）都是洛阳西面的郡。光武帝叫那吏员来问这行字的来历，吏员抵赖，说是在长寿街上拾来的，不肯认账。

光武帝的儿子、十二岁的东海公刘阳——就是后来的汉明帝（刘庄，57—75年在位）——当时站在帐后，插话说：吏员从郡里领受吩咐，那是让他们把各郡的垦田数拿来互相比较。光武帝问：既然如此，为什么河南、南阳不可问？刘阳答：「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踰制，不可为准。」河南是京城所在的郡（今河南洛阳一带），住的多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南阳是皇帝的家乡（今河南南阳），住的多是皇亲，这两处人家的田地宅院超过制度限额的太多，没法拿来做核查的基准。光武帝命虎贲将再去诘问，吏员这才照实招认，与孩子说的一般无二。田亩是可以丈量的，吏员心里那杆秤量的却是田后面的人——查得动田亩的国家，查得动占有田亩的人吗？

这段事记在《后汉书·刘隆传》里，《后汉纪》《资治通鉴》都有转述，个别字眼互异，核心一致。册数还没核完，办事的人已经把天下分成了「可问」与「不可问」两块。建武十五年这场清查留下的全部材料，几乎都在回答这个问题的一半：查田亩，查到了什么地步；查占有，停在了什么地方。

册上两个数

那行小字为什么有分量，要看国家手里有什么。诏书要查的是两样东西：「垦田顷亩」与「户口年纪」。起因记在《后汉书·刘隆传》里：「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后汉纪》《资治通鉴》同记此事，《通鉴》还点明田数是民户「自占」——自己申报的。至于实际瞒报了多少，建武年间的田籍户籍没有一册留存下来，今天无从核对。

这两个数各连着国家的一项进账。田租按亩收，建武六年（公元30年）已定为三十税一，诏书明说「如旧制」；人头税按口收，汉代通行的旧额是十五岁以上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七岁到十四岁每人二十钱——上限止于五十六岁还是六十五岁，两种记载并存，而且这是条文上的规定，东汉实际收了多少，没有材料。情理上可以说，查田是为田租打底册，查口是为人头税与徭役点名册，但史料没有一处把这两层目的明写出来。国家能看见的「天下」，就是册子上这两个数。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册上有口五千九百余万；东汉再留下全国册数，已是中元二年（公元57年）——在度田之后十八年——口二千一百万余。中间隔着王莽末年的战乱，册上少了近四千万人，其中死去的、流散的、只是没有登记的各占多少，已经分不开。

这两个数平常就有人经管。每年八月，县里「案户比民」，挨家当面对验；岁末，县把户口、垦田、钱谷汇总报郡，郡再派吏进京上计。以孝行列入《后汉书》的江革，恰好留下一个对验必须本人到场的细节：每到案比时节，母亲年老经不起颠簸，他就自己立在辕中拉车，载母亲去县里受验。田数与户口由民户自报，再由乡里认定等差。乡里有秩、啬夫这类最底层的办事人，职掌写得明白：「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谁家穷、谁家富、谁家该出多少赋役，由他们评定，而他们与那些被评定的人家，住在同一片乡土里。

所以建武十五年的诏不造新册，只在已报之数上另作一次复核；诏书第三句预告了能够问责的对象——二千石，各郡报数的长官。这道命令处分得到的是报数的人，处分不到瞒报的人。田在谁的名下，令文从头至尾没有问。南宋人叶适读汉代史，把这层一语道破：

当时但问垦田几亩，全不知是谁田。（《文献通考·田赋考》引）

元代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里引来这话，又加按语：汉代官府从来没有授田、限田的法令，所以豪强田连阡陌，贫弱无立锥之地。这是后人回看汉事，是否道尽当时的实况，可以商量；但「只问几亩、不问谁田」这八个字，与建武十五年的令文对得上。

优饶与侵刻

命令交到州郡，办出两种毛病，方向恰好相反。《后汉书·刘隆传》记的是：「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资治通鉴》记的是另一面：有的太守借度田之名，把百姓聚在田里，连住房、村落一起丈量进去，「民遮道啼呼」。对豪强放宽，对贫弱连宅基地都丈进田数。怎么个放宽法，史书没有留下一笔具体的账；留下的具体动作，全在另一头。

两种方向出自同一批办事的人，缘由不难想见：丈量的、认定的，就是每年评定「谁家该出多少」的那些本地吏员。要把豪右的田往少里算，落笔时松一松就行；要把交代下来的事办出模样，就往无物可隐的人家身上紧一紧——贫弱户没有田可瞒，庐屋村落一并丈入，数就上去了。拦路哭喊的是后者，木牍上「不可问」挡的是前者。压力落在没有东西可隐的人头上。若只是个别太守的操守问题，此后东汉历代纠察度田的诏书，不会反复斥责同一种毛病。

陈留吏员把「不可问」写在牍上，也不是他一人的胆大。他自己招认，那是郡里交代下来的口径。木牍的全文与写的人今天都不可考，但这行字能落在奏事文书上，多半因为在办事人那里，这已是通行的做法。朝廷也不是查不动。陈留吏牍事发后，光武帝派谒者——身边传旨办事的近使——下去考实，「具知奸状」——查是查明白了。难处在查明之后：河南、南阳的踰制田宅，此后再没有一条记载说朝廷专门清丈过。南阳是帝乡，到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册上南阳一郡有五十余万户，是天下数得上的大郡；那里皇亲近臣的田宅究竟占了多少，没有一条记载留下来。

度田不实

诏书第三句已经把要死的人预告了：「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问责与检核绑在同一道命令里，罪名落在报数的长官头上。建武十五年冬十一月，大司徒欧阳歙先下狱死。大司徒是三公之一，欧阳歙家八世为博士，是当时儒学的宗师。他的罪名有两说：《后汉书》本传作「坐在汝南臧罪千余万」，记的是他汝南（今河南驻马店一带）太守任上的赃罪，《资治通鉴》则把两件事连写，作「坐前为汝南太守，度田不实，赃罪千馀万」。哪一说为重，今天无从判定；能确定的是场面——千余名儒生守在宫阙前为他求哀，有人剃光自己的头发，平原郡（今山东平原一带）十七岁的礼震上书，请求代他一死。书奏上去，欧阳歙已死在狱中。

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秋九月，轮到郡守。河南尹张伋与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后汉书·光武帝纪》）。河南尹就是京师洛阳所在那一郡的长官；「十余人」是这一批的数，不是全国处分的总账。罪名本身有一层分别：「度田不实」定的是报上来的数不实，不是隐匿田亩；入罪的全是二千石，没有一个以占有者的身份坐罪。

同一罪名之下，结局各异。南郡（治今湖北荆州）太守刘隆是跟随光武帝打天下的功臣，一并下狱，以功臣之故免死，革为庶人；河内（治怀，今河南武陟西南）太守牟长免官；东海（治今山东郯城）相鲍永被征问罪，走到成皋（今河南荥阳西），诏书迎面而来，反拜他作兖州牧；东平相王元——当年隗嚣的旧将，降汉后做官做到王国相——也坐垦田不实下狱死。这几人的传文没记年月，只能归入同一罪名之下。同一道诏书催出来的案子，有人死，有人贬，有人反升——罪名是实的，收放全在朝廷。

为什么杀得这样重，史料没有一句明言。一种解释是：皇帝不能逐县复核报数，只能拿主官的性命逼实数出来。这解释说得通，也只是推测。当时留下的另一层是皇帝自己的反应：他后来对虎贲中郎将马援——就是后来南征交趾的伏波将军——说，「吾甚恨前杀牧守多也。」马援答：死得其罪，有什么多？只是死了的不能再活。光武帝大笑。这段对话见于《后汉纪》与《资治通鉴》，《后汉书》本纪不载，只在《五行志》里留下一句「世祖怒，杀十余人，然后深悔之」。南宋人钱时在《两汉笔记》里的批评不留情面：郡守因度田不实就置之死地，那么比度田更大的事该定什么罪？这是秦人苛刑的余毒，光武竟然沿用。

杀了人，事还没了。建武十六年秋冬，「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官府，杀害长吏，青、徐、幽、冀四州（约当今山东、苏北、河北一带）最烈；郡县追讨，兵到则散，兵去又聚。这些人为什么起事，本纪一个字没写。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推断：民变紧接在度田杀人之后，多半是度田激出来的。这是后人的推理，不是当时的记载。起事者都是些什么人，史书只给了一个合称——大姓、兵长、群盗混在一起，与「侵刻羸弱」受害的方向对不齐，谁是主力，今天已分不清。

朝廷的处置是两招。一招分化起事者：听其自相检举，五人合斩一人的免罪。一招放宽守令：境内有盗贼而不收捕的、怯懦弃城的，一概不再追究，只按斩获多少排名，唯独窝藏的治罪——守令的罪名，从此不再系于境内盗贼的多少。乱平之后，朝廷把领头的魁帅迁到外郡，分给田地粮种，让他们安家生产。史书跟着一句「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说的是乱后的治安，与度田的成效无关。那些魁帅是各郡起事者的头目，史书没有留下朝廷对他们手里的人口查册的记载，只见给田安插，迁走的魁帅大约就此成了新郡的编户。

簿册之外

度田没有随建武十六年收场。此后一百多年，东汉朝廷反复办这件事，反复办不实，而每一道修补，方向仍在册上那两个数。

明帝永平年间，宗室大臣刘般上书说的是反方向的毛病：郡国因牛疫水旱垦田减少，朝廷本意是劝民区种增产，「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办度田的人一心要超过从前的册数，连不种的地也摊进田租。明帝全部采纳，命刺史、二千石「务令实核」，虚增的与夺人田的同罪。章帝（刘炟，75—88年在位）建初年间，山阳（治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太守秦彭——后来被写进《后汉书·循吏传》——每到农月亲自下田丈量，按肥瘠把田分作三等，各立文簿收存乡县，「奸吏局蹐，无所容诈」；朝廷把他立的条式颁行三公府、下达州郡。这是丈量方法上的真进步——分等立簿，防的是虚报，仍然不记田主。

再往后，诏书自己承认了毛病的顽固。和帝（刘肇，88—105年在位）永元五年（公元93年）的诏书说，郡国上报贫民，把衣服锅灶都算作财产，豪右却从中「得其饶利」——连「谁算穷人」这样的认定都有人做手脚。殇帝（刘隆，105—106年在位，恰与那位免死的南郡太守同名同姓）延平元年（公元106年）的诏书说，郡国贪图丰收的虚名，隐瞒灾情，「多张垦田，不揣流亡，竞增户口」。安帝（刘祜，106—125年在位）元初四年（公元117年）的诏书说，连每年八月的案比，「郡县多不奉行」，发给老人的糜粥也一半掺着糠。从建武十五年到元初四年，七十八年，纠敕一道接一道，内容全是「核实」，没有一道改成登记田主。

册上的数另有走向。东汉人伏无忌记下的各帝崩年册数，由《后汉书》郡国志的注保存下来——这是登记在册的数，传抄各本互有异文：中元二年口二千一百万余，到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增至五千三百余万，不到五十年，扩到原来的两倍半。里面有没有度田与历年检核找回隐漏人口的成分？多半有，但乱世之后人口自然生长、流民重新落籍也在同一个数里，三者分不开；而且册上的数不等于地上的人。同一时期册上的垦田不增反略减，和帝时七百三十二万顷，顺帝（刘保，125—144年在位）时六百九十万顷上下——口上去了，田数下来了，为什么，解释有多种，没有定论。

汉末人回看自己的时代，看见的还是同一件事的两头。仲长统《昌言》写豪人之家，「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他开的方子里有一条「明版籍以相数阅……限夫田以断并兼」，仍是要把册子做真、把占田设限。汉末史家荀悦的账算得更直白：「官收百一之税，而人输豪强大半之赋」——国家收的田租只是收成的一个零头，依附人家交给豪强的却是收成的大半。这两人距建武一百五十年上下，他们的话证明的是：到那时，册籍与占有对不上的格局还在，人能想到的办法仍是「册」与「限」。

后世不少论者把度田看成朝廷向豪强争人争田的开局，成败由此论起；这道命令本身问不问得到占有，是另一回事。东汉自己为什么走不出这一步，可以设想一条没走过的路：光武帝若不顾一切查到底，会怎样？材料都在手边——谒者考实已经「具知奸状」，就这一次而言，查明没有难住朝廷；难在查明的对象。同一罪名之下，功臣免死，鲍永走到半路反升——量刑的松紧跟着身份走；帝城帝乡的田宅，此后再没有查过的记载。把罪名从报数的郡守伸到占田的皇亲，等于把刀口转回自己身边。况且就算查出真数，只要册上仍只记面积与人数，数仍由民户自报、乡吏认定，过不了几年照旧走样。这条路走不通，不全在皇帝敢不敢，更在这套办法问不出那种事。「是谁的田」这个题目，东汉原样交给了后世。

后世换着法子接这个题目。东晋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废「度田收租」，改为王公以下按口纳米——那是东晋按亩收租的税制，与东汉这场清查只是同名，不是一回事；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评它「度民以收租，而不度其田」。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下均田诏，诏书前的叙事自认同一个困境：「民多荫附」，豪强向荫附人口收的租倍于公赋，于是国家按丁授田，把人从豪强手里争回来。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行两税法，「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不再问田主是谁，只按人现在住在哪里立册、按贫富定等，国家换了问法。旧问法也还活着：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朝廷仍在遣使度民田，馆陶县令因括田不实被杖责流放海岛，距建武十五年已经九百二十二年。

「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那行小字画出的，是国家的手伸得到哪里、在哪里缩回来。建武十六年的结局已经把这个边界坐实：报数的郡守死了十几个，功臣免死，起事的魁帅得了田，帝城帝乡踰制的田宅，史书再没有记过一笔。此后清丈的册子修得越来越细——分等、立簿、实核——占有一栏始终空着，直到两税法索性不再设这一栏。叶适那句「但问垦田几亩，全不知是谁田」，说的是汉，问的却是这以后每一次沿用这问法的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