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战争

元狩四年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夏，出塞的汉军回到长城以南。这一仗在史书里记得很热闹：大将军卫青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骠骑将军霍去病出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各将骑兵五万，后面跟着步兵和运送粮草辎重的役夫数十万；卫青一路追到大漠以北的阗颜山（今蒙古国境内），霍去病向东两千余里，在狼居胥山（也在今蒙古国境内，所指山峰后世说法不一）筑坛祭天。匈奴单于率数百骑突围远走，史书随后记下一句：「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大漠以南，不再有匈奴的王庭。

同一年里，《史记·平准书》记下的是另一笔：「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馀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立功将士的赏钱发不齐；随军的马死了十几万匹；这还不包括运粮运甲的开销——「金」指黄金还是折成的钱，注家没有定说，只能照录原文。《汉书·武帝纪》这一年的条目里还挤着几件事：关东七十二万五千口贫民迁往西北各边郡，由官府供给衣食农具，「用度不足」；朝廷下令收银锡另铸钱币、以白鹿皮造币；又头一次开征算缗钱，一种按商人家产征收的税。最大的胜仗、成批的移民、新铸的钱、新开的税，都落在同一个年份。这场仗的钱，从哪来，花到哪去？

汉朝没有留下军费的年度总账，能见到的只是散在各篇里的单项记载。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决裂算起，到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下诏罢兵，这场仗打了四十四年；把这些单项拼起来，拼不出「一共花了多少」，拼得出的是这场仗靠什么付账、以什么为限度、最后怎么收场。

和亲的账

这笔账要从八十多年前记起。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汉高帝（刘邦，公元前202—前195年在位）亲自率军北击韩王信，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围了七天。解围之后，谋臣刘敬的判断很直白：天下初定，士兵疲敝，匈奴「未可以武服也」。和亲之约就此定下：把宗室女嫁给单于（匈奴最高首领的称号，其正妻称阏氏）为妻，每年送絮、缯、酒、米、食物若干，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每年送多少，史书写的是「各有数」——数没有留下来。

这笔钱没有买来安静。惠帝（刘盈，公元前195—前188年在位）、高后、文帝（刘恒，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几朝，和亲之约反复破裂又反复重修，匈奴骑兵反复进来。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攻入上郡、云中两郡（在今陕西北部与内蒙古中南部一带），史书所记来骑各三万——这类数字都是汉方的记载，虚实无从核验——烽火一路传到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和长安。和亲的岁奉对国库是小额定项，北边郡县年年挨的掳掠是另一本账，付利息的是沿边的编户。不过从高帝七年到武帝即位，六十多年里双方没有打过一场大仗：条约没有买来太平，买来的是把大冲突往后推、把烈度压低的一套办法。

对方也在算这笔账。文帝遣送宗室女入匈奴时，随行的宦者中行说投降了单于，劝单于警惕汉物：匈奴人口抵不上汉的一个郡，强就强在衣食自给、不仰仗汉；若举国改用汉的缯帛酒食，「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汉货只要运进来一两成，匈奴就要整个倒向汉。他教单于左右的人「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教匈奴登记人口牲畜；又把国书的规格改过来——汉廷用一尺一寸的木牍、措辞恭敬，匈奴就改用一尺二寸，措辞倨傲。馈赠这套办法的分量，两边都清楚。

汉这边的家底在六十年里厚了起来。《史记·平准书》写汉武帝即位初年：「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国库的钱多年用不动，穿钱的绳子朽了，粮食一年压一年，堆到仓外。同一段里还有一笔：「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民间的马也多起来了。东汉史家班固回顾这段积累，直接把它写成后来远征的本钱：文帝、景帝（刘启，公元前157—前141年在位）两朝与民休息，「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如何如何——这是史家事后的总结，「故能」两个字里的因果要打折听；但国库与马群的充盈，是两部史都记了的。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匈奴又来请和亲，武帝交下廷议，两种算法当场摆开。大行（朝廷中掌管诸侯与四夷事务的官员）王恢是燕人，做过边地官吏，他算的是旧约的坏账：「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和亲维持不了几年匈奴就背约，不如出兵打。御史大夫韩安国算的是新账的风险：「千里而战，兵不获利」，匈奴人「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没有固定的城池土地，像鸟一样来去，千里运粮去追一支居无定处的军队，划不来，不如照旧和亲。群臣多数附和韩安国，武帝许了和亲。一年之后，朝廷翻了过来。

马邑与朔方

元光二年，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州）的豪绅聂翁壹（《资治通鉴》写作聂壹）通过王恢向朝廷献计：匈奴刚和亲，对边地不设防，可以用财利诱他们来。汉军伏兵三十余万——这是动员规模的记载数，不是投入战场的实兵——藏在马邑城旁的山谷里。单于率骑兵入塞，走到离马邑百余里处，攻下一座烽燧，捉住武州尉史（边郡派出来巡察的小吏），问出了实情，叹了一句「几为汉所卖」，全军退走。出主意的王恢下狱死：《汉书》记他「坐首谋不进」，《史记》记的是廷尉以临阵逗留判斩、王恢向丞相田蚡行贿后自杀。这场落空的伏击该由谁负责，两种记载笔法不同，今天不必裁定。

落空的伏击改变了北边的记账方式。史书写此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约撕破了；而「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边市还开着，两边都舍不得关。司马迁把国家财政变味的起点就记在这件事上：自马邑之后，「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北边的开支，从一笔可停可续的岁出，变成年年要筹、越筹越大的常项。匈奴可以跑，汉不能停——这一层不对等，此后四十多年会越来越清楚。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军四路出塞，各将一万骑，结果只有一路像样：车骑将军卫青（卫皇后的弟弟）直捣龙城（匈奴祭天之地，在今蒙古国境内，地望说法不一），斩首七百；骑将军公孙敖一路损失七千骑，名将李广全军覆没、被俘后只身逃回。此后汉军几乎连年出塞。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一带），朝廷在那里设置朔方、五原二郡，招募十万口内地百姓迁往朔方，又筑起朔方城。

要不要在河套设郡，朝廷里争过一次。谋臣主父偃力主设：朔方「地肥饶，外阻河」，秦将蒙恬曾在那里筑城逐匈奴，立郡屯守可以「内省转输戍漕」，省掉内地长途运粮运兵的开销。大臣公孙弘反对，举的也是旧账：秦曾发三十万人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两派争的是同一本账——往前线送补给要花多少。当时政论里留下两个约数：《平准书》说通西南夷道时「千里负担馈粮，率十馀锺致一石」；主父偃说秦人从黄海之滨运粮到北河，「率三十锺而致一石」。一锺是六石四斗——前一句是六七十石粮上路、送到一石，后一句是近二百石送到一石。两句都是政论里的约数，不是粮官簿上的实测，场合不同、比率也不同，指向的是同一个量级：陆路远程运粮，路上要吃掉九成以上。武帝用了主父偃的算法。把前沿改造成产地，让当地产的粮喂当地的兵，是此后设郡、移民、屯田一路做下去的共同思路。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卫皇后姐姐的儿子，十八岁入宫为侍中）两次出兵河西（今甘肃河西走廊）。秋天，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余部众降汉，朝廷把降众安置在沿边五郡的塞外，在其故地设武威、酒泉二郡（今甘肃同名二市）。《汉书》把「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记在次年——河西一得手，旧边郡的守兵可以减半；《史记》把同一句话写在元狩二年的封赏诏里。系年有两说，事是一件：边疆向前推一截，内地的守备账就能省一截。匈奴一侧也在改算法。降过汉、后来又归匈奴的翕侯赵信替单于出主意：汉兵越过大漠，人马疲敝，不能久留。单于把辎重尽数迁往大漠深处，以精兵守在漠北（今蒙古国大戈壁以北），等远征军自己耗竭。

马政与赏功

元狩四年那场决战，是按一举了结的规模筹备的。《史记·匈奴传》记：「乃粟马，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先用粮食精喂战马，发骑兵十万，士卒私下驮运行装的从马又有十四万匹，运粮的车马还不在内。这些数字是史书的记载，夸饰与否无从核验；可以核验的是方向：朝廷为这一战把能集中的马都集中了。

战果与损耗的数字，几笔账拼不拢。斩获之数，《史记·匈奴传》合记「八九万」，《汉书·武帝纪》分记为万九千级与七万余级；霍去病一军的战损，《史记》所录封赏诏作「师率减什三」，《汉书》作「减什二」；而《史记》又说「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书》帝纪作「两军士死者数万人」。斩获的数字出在封赏的诏书里，损耗的数字出在记财用的书里，各有说话的场合，拼不成一张自洽的总账——这本身就说明，报功的级数不能当战果的实数用。能取的是量级：胜是胜了，胜完马没了。「汉亦马少，无以复往」，《资治通鉴》把话记全：此后汉「不复大出击匈奴矣」。几年之后，朝廷下了一道与战报无关的命令：「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国家出面给公马定价，一匹二十万钱。马荒写在行政文书里，比战报更靠近实情。

马的补充有它自己的章法。汉朝在边郡设苑养官马，又立「马复令」：民间代养官马，可免本人徭役。马是这场战争里最硬的瓶颈：骑兵的决战打一次，马的存量就去掉一截，补回来要以年计。漠北之后三十年，汉军再没有发动同等规模的北伐，马不够了。

赏功是另一本要现钱的账。元朔年间一次大捷之后，《平准书》记：「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立功将士的黄金要发，降汉的几万匈奴人也要公家管饭；下文接着是「大农陈藏钱经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国库的旧存吃完了，常赋也吃完了，还是不够养军队。出路写在同一段里：设置「武功爵」，爵位分等定价，「级十七万，凡直三十馀万金」——这段价目的文字在两部史书里小有出入，具体怎么折算，历来注家没有定说；能确定的是爵位分等、明码出售，买爵者可以补吏、可以减罪。武帝在置爵的诏书里自述理由：「北边未安，朕甚悼之。」爵卖出去多少、入账几何，史书没有记载。

轮台诏

国库的旧存与常赋都吃完，钱就要往民间去筹，名目一项项出台。元狩四年当年：收银锡造白金，以白鹿皮为币，又「初算缗钱」。算缗的条文是：商人放债买卖，本钱每满二千钱出一算，手工业与冶铸每四千钱出一算——「算」是税额单位，通行旧注作一百二十钱；车、船另算；有市籍的商人和家属不许买田；隐匿家产不报、报而不实，罚戍边一年、没收财产，告发的人分其一半。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朝廷下告缗令，把「告发者分其半」落到全国。结果《汉书·食货志》记作「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所得「财物以亿计」——「以亿计」是形容其多的笔法，实数无从核查；能确定的是方向：中产以上人家普遍破产，「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官府煮盐铸铁、贱买贵卖调运物资）也在同一时期铺开。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主管财政的大臣桑弘羊报功，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同一部史里，朝臣卜式骂的是另一句：「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官方的绩效与同朝人的批评，两部史都照录了。还要交代边界：这些名目同时也供应通西南夷、平两越、击朝鲜的开支，不能全记在匈奴的账上。

战争的后半场换了形态。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前101年）远征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一带），史书所记是出敦煌时六万人，回来时「入玉门者万余人，马千余匹」；朝廷自己总结的损兵原因是「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兵败投降。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七万人出五原，另两路各数万，单于照旧把辎重迁往大漠深处，汉军诸路「不见虏而还」，李广利兵败降匈奴。主父偃早年那句话在后半场句句应验：匈奴「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匈奴那边是愿意恢复旧账的：漠北战后不久，单于就遣使「好辞请和亲」；汉使任敞到了草原，却要单于对汉称外臣，单于发怒，扣了使者。匈奴肯付的价是照旧的岁奉与关市，汉廷要的是臣属的名分，两本账对不上，于是低烈度地互相消耗，谁也付不起决战，谁也谈不拢结算。

不妨设想另一条路：元狩四年大捷之后就此收手，能不能省掉后面三十年？决战形态当年就停了——马没了，无从复往；收不掉的是另一半。朔方、河西的郡县、城障、渠田一旦立起来，就是年年要养的开销：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一线「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七十二万五千口移民的衣食农具由官府包下来。停战省得下战马与赏金，省不下郡与田。战争要真正收尾，得有人肯为「停在哪里」的既成事实年年付费——这笔续费，一直要付到那道诏书下来。

征和四年，搜粟都尉（掌管农事粮政的官员）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大夫联名上奏，请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以东增开屯田五千顷，向西修筑亭障、连成一线。武帝下诏「深陈既往之悔」：先驳回一件旧议——先前有司奏请每口加赋三十钱补助边用，诏书说这是「重困老弱孤独」；又把征和三年李广利之败的决策经过翻检了一遍；末了定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诏书之后是两句后果：「由是不复出军」；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车千秋「无他材能术学」，因上书替冤死的戾太子（武帝太子刘据，征和二年死于巫蛊之狱）辩白，「一言寤意」，旬月之间由大鸿胪升任丞相封侯，连匈奴单于都听说了，讥笑「汉置丞相，非用贤也」。

这道诏书怎么定性，历来有两说。传统的读法把它读成「罪己」，读成国策的总转向；现代学者辛德勇等人考辨，认为它只是驳回眼前这份轮台屯田案的局部处置，谈不上转向。两说姑且并存，可以核对的是后来的事实：从这道诏书到武帝死，再到汉昭帝（刘弗陵，公元前87—前74年在位）一朝，汉军没有再大举渡漠北伐；而屯田没有停——昭帝即位后「用桑弘羊前议」，以杅弥（西域小国）太子赖丹为校尉，照旧派兵去轮台屯田。收的是远征，留的是据点。几十年里花钱立起来的东西，一样样留了下来：河西四郡——元封元年又分置张掖、敦煌二郡（今甘肃张掖、敦煌）——以及沿边的烽燧与屯田网。西汉晚期的居延汉简，出土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比卫青、霍去病晚一百多年，里面还留着候长按月领粮三石三斗、马料按月登记出入的簿记——打仗立起来的这套边塞体制，此后照常运转了很久。筹钱的那些名目也没有随战争退场，盐铁、均输沿为汉制，直到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才被摆到台面上清算。匈奴没有被「消灭」：四十一年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匈奴内乱，呼韩邪单于入朝于汉宣帝（刘询，公元前74—前49年在位）——那是草原内斗促成的另一段历史，不能记在这场仗的战功栏里；这场仗留给那一刻的，是北边那道郡县与烽燧连成的边。

四十多年的仗打完，胜负没有结算，账结清了。这场战争的形状由一层不对等决定：匈奴可以跑——草原上没有可夺的城池与仓廪，汉军的打击对象是移动的帐幕与畜群；汉不能停——旧约一撕破，边备就成了年年要付的常项。远征能打到多远、打多久，不由前线决定，由后方出得起什么决定：陆路运粮，路上耗掉九成以上；一战死马十几万匹；斩首一级有一级的赏价。三样先后见了底，仗就打不下去了。轮台诏是汉朝第一次把「打不起」写进诏书。当时人留下的总评有两种笔墨：《汉书·五行志》借灾异论事，说武帝「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这话出在以灾异论政的文字里，死去的、逃亡的、只是脱籍的各占多少已分不开，不能当人口统计读；元帝（刘奭，公元前49—前33年在位）初年，严安上书追述武帝一朝，说文帝时民赋四十钱，武帝事至「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而代价是「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奏疏的笔墨与簿籍不同，但「女子乘亭障」五个字，把转输戍守的末端记给了家庭。班固后来总评汉与匈奴两百年的争论：「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这位东汉史家把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从钱与马的账上看，边界在议论之前已经画好了——账上最后留下的，是河西走廊上的一串郡县，是一套活在汉制里的筹钱工具，也是一代戍卒与移民家庭里的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