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

范阳的兵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甲子日，范阳（今北京）城里的诸将被召到一处，看一道密旨：皇帝命安禄山带兵入朝，讨伐宰相杨国忠。密旨是安禄山自己假造的，「众愕然相顾，莫敢异言」。在位的皇帝是唐玄宗（李隆基，712—756年在位），已经当了四十三年天子；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节度使是沿边军区的长官，到这时已把一道之内的兵权、财权、监察权集于一身——经营这道东北防线，前后将近十年。当月，他发所部边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诸部南下。《资治通鉴》记其兵力「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旧唐书》记「蕃、汉之兵十余万」；两个数都是史官后来的记载，军中实数没有册籍留下来，各族各占多少，也只留了名目。

叛军的推进快得出奇。十一月从范阳出发，十二月就攻进洛阳（今河南洛阳）——唐朝的东京，帝国的第二座都城；陷落这一天，《资治通鉴》和《旧唐书·玄宗纪》都记作丁酉，《旧唐书·肃宗纪》追叙却作丁未——异文出在同一部书的两纪之间。次年——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朝廷这边的应对是另一番景象：拿出内府钱帛在京师募兵，十一万人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号天武军；派去迎战的高仙芝，部下是飞骑、彍骑——京师宿卫的旧名目——加上新募兵与留在京师的边兵，拼起来的五万人；名将封常清自请到洛阳就地募兵，募来的「皆白徒，未更训练」。一个户口、仓储、疆域都处在高位的帝国，为什么一场叛乱八个月就打到长安？又为什么，此后花了八年才勉强扑灭，而河北从此再没能收回？

说「高位」，是账面上的原话。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封禅泰山之后，《通典》记下了一斗米十三文的价码：两京米价不到二十文，绢一匹二百一十二文，从宋州、汴州直到岐州，大道两旁店肆相连，招待来往客旅。同一部书的下一页，记着另一笔账：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以后，范阳进奉的驼马生口「不旷旬月」地送往长安，沿途郡县要供给熟食、酒肉与草料；朝廷连年用兵南诏（今云南一带），「去者万不一全」，路边的店肆大多关了门。盛世的物价与叛乱前夜的疲耗，写在同一批年份里。起兵之前的帝国，两本账都摆在那里。

边兵与腹地

唐朝前期的兵，本是从农民里征发来的。府兵制下，各地折冲府的军户平时种田，轮番到京师宿卫，战时征发成行。这套办法依托的是均田与册籍，它败坏的过程，留下来的只是制度条文层面的记录：先是轮番宿卫的人渐渐凑不齐，开元年间改为招募，号「彍骑」；再往后，各折冲府的军士「益多不补」，折冲将积年不得升迁，「士人皆耻为之」。《新唐书·兵志》把这一百多年的变化收成三句：「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到玄宗朝后期，宿卫京师的武力名存实亡，帝国的精兵全在边上。

边上摆着多少兵，《资治通鉴》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记下一份编制：范阳节度使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任务是「临制奚、契丹」；平卢节度使治营州，兵三万七千五百，「镇抚室韦、靺鞨」；河东节度使治太原，兵五万五千，「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另有朔方六万四千七、安西两万四千等。全国的账，《旧唐书·地理志》有个总数：十节度使加三经略守捉使，镇兵四十九万人，战马八万余匹；每年的边费，衣赐折绢一千零二十万匹段，军粮一百九十万石，史官把绢与粮并成一个「大凡千二百一十万」的总数。这些数有两层口径要交代：它们是编制与额定之数，各镇实有多少兵、实花多少钱，没有账留下来；绢与粮单位不同，只能当作规模看。但同一段还有一句明白话：开元以前，每年边用不过二百万。帝国把国防主力换成了关外常年供养的职业兵，价钱是开元以前的数倍。

兵在边上，领兵的人也换了一路选法。《资治通鉴》追叙这条线索：唐朝开国以来，边帅都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开元年间开始久任，皇子与宰相开始遥领，盖嘉运、王忠嗣开始一人兼统数镇；然后宰相李林甫上了一奏：文臣为将，怯懦不敢亲临战阵，不如用寒门出身的人与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玄宗称善，「始用安禄山」。史官叙到此处，写下「天下之势偏重」六个字，紧接着又把全部因果收成一句，说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前半句是对位置的描述，后半句是宋人事后的判语——同一篇文字自己就列着，久任、遥领、兼统三样变化，没有一样出自李林甫这道奏：久任与遥领在他拜相之前已起，兼统的盖嘉运、王忠嗣也在他上奏之前就已一人专制数道。把账全算在他一人头上，是史家的收束，不能当因果用。

安禄山本人是这道防线的产物。两唐书说他出身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是「杂种胡」，本无姓氏，名轧荦山，母亲阿史德氏是个突厥巫师，长大后通晓六种蕃语——两书所叙小有出入，这类出身记录经过传记化的加工，只能当传记材料读。他的军队里有同罗、奚、契丹、室韦诸部从征，这一点是明文；近代史家陈寅恪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写成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用「河北胡化」来解释这场叛乱的根子，学界至今争论未定。同一时期的另一笔记载，压着这条解释的分寸：起兵次月，河北十七郡同日归顺朝廷，共推平原郡（治今山东德州一带）太守颜真卿为主帅；真正跟着安禄山走的，当时只有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长安的玄宗起初连河北起兵拒贼都不知道，感叹「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他既不知道范阳在做什么，也不知道河北在做什么。这道线按军事集团划开，不按族群。

八个月

这场叛乱为什么恰在这一年发动？《资治通鉴》说安禄山「专制三道，阴蓄异志，殆将十年」，因为皇帝待他厚，原打算等皇帝驾崩再动手——这类写别人居心的句子，是史官事后的追叙，当时无人能作证。但这句话留下一个有用的线索：如果蓄志十年之说成立，那么单有野心并不起兵，起兵的时机另有缘故。长安那边的缘故是明白的：宰相杨国忠与安禄山互相疑惧，已到了不能共处的地步；起兵的名分——那道假造的密旨——点的就是杨国忠的名。后世常把这八年之乱说成一个人的野心作祟，这个说法有一半是真的：发动的时刻与打起旗号的名义，确实出自安禄山一人的选择；但叛军推进的速度、战争的旷日持久、河北的最终结局，没有一样装在任何一个人的脑子里。

朝廷在战场上先输掉的是两员统帅。高仙芝、封常清退守潼关（今陕西潼关），监军宦官边令诚入奏二人「桡败」之状，玄宗大怒，就派边令诚带着敕书回到军中，把两人一起斩了。监军是皇帝派到军中监视将领的宦官，这道安排战前就有，乱中越做越重。杀将没有换来战力，潼关守将换成了哥舒翰，朝廷手里的兵，还是临时募来的与拼凑来的。

潼关之战是怎么打起来的，三笔记载拼得出一个轮廓。哥舒翰守关不战：灵宝（今河南灵宝）以西的函谷故道「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守优于战，这一点事后看得很清楚。长安有人对杨国忠说：「今朝廷重兵尽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杨国忠大惧，反过来向玄宗奏称，潼关大军虽盛而后无继，应该促他出战。玄宗接连派出宦官催促，「项背相望」；哥舒翰「抚膺恸哭」，于天宝十五载六月丙戌引兵出关，在灵宝西原中伏溃败。守关的兵数，各书记载不一——八万、十万，对外号称二十万——溃败后，部将火拔归仁当面责他：「公以二十万众一战弃之。」促战这笔账记在谁头上，时人与后人争了很久；能看清的是三层：促战的压力有往来催逼的诏使为证，哥舒翰自己对战机有过判断，而「翰若援旗西指」那句话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皇帝与统帅之间，已经没有可以放心等待的信任。

长安随之不保。六月，玄宗出延秋门西逃，随行的将士饥疲愤怒；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这一天的干支两书记载不一），禁军将领陈玄礼以祸乱起于杨国忠，通过东宫宦官李辅国告知太子，《资治通鉴》记「太子未决」——马嵬驿之变是不是预谋，史书留下的最诚实的记录就是这四个字。兵变杀了杨国忠，缢死了杨贵妃。叛军那边，安禄山没料到玄宗走得这么快，派人叫崔乾祐把兵停在潼关，一停十天，才派孙孝哲带兵进长安。七月，太子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是为肃宗（李亨，756—762年在位），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改元至德。从范阳起兵到两京易手，八个月。

假如潼关不出战，局面会怎样？事后能看到的材料是：河北十七郡已经归顺，叛军后路有义军牵制——「兵二十余万」是号召之数，实数无从查考；潼关的地形利于坚守。守优于战，当时在前线的人自己就看得明白：哥舒翰奏称，安禄山久习用兵，「是必羸师以诱我」，官军据险扼守，「利在坚守」；郭子仪、李光弼也上言，请引兵北取范阳、捣其巢穴，潼关大军「惟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但另外两笔账当时没人算得出来：关中屯军号称二十万，粮草是一笔没有着落的开支，从江淮接济的方案要到当年十月才有人提出；而「翰若援旗西指」点破的处境是真实的——要求朝廷不促战，等于要求皇帝与宰相把身家安危托付给一位拥兵的统帅。所以能下的结论只有一半：八个月丢掉长安，其中有一段是一次被政治压力改写的军事决定；守不守得住，守住了又能不能平叛，史料回答不了。

八年

长安失陷以后，朝廷手里既无兵也无饷。帝国的财赋重地早已移到东南的江淮；从东南到关中，靠运河接上黄河，再进渭水。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官员第五琦在彭原（今甘肃宁县一带）见到肃宗，献策：把江淮的租庸——唐前期赋税的名目——就地换成轻便货物，溯长江、汉水而上到洋川（今陕西西乡一带），再陆运转到扶风（今陕西扶风）供军。肃宗采纳，随即加他山南等五道度支使；他又立了榷盐法，食盐由官府专卖，「用以饶」。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十月，第五琦以户部侍郎专判度支——总管财政的使职——《唐会要》记了一句「自后遂为故事」：战时应急的筹饷办法，就此长成了朝廷的常设衙门。

这条财赋线的咽喉，是睢阳（今河南商丘）。叛军要取江淮，必经此城。守将张巡、许远自己算的就是这笔账，讨论弃城时他们自断：「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于是死守。守城之初，张巡手下兵卒仅万人；守到粮尽，《旧唐书》记下了城里后来的事：「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城破三天之后，援军统帅张镐才赶到。《资治通鉴》记这一守前后杀贼十二万——与「二三万」一样，都是史书的记载值，城中实况无从复核。唐人自己当时就争了起来：有人责张巡，「与其食人，曷若全人」；李翰作传为他辩白，《新唐书》的史臣甚至说「天下不亡，其功也」。战略的账与人命的账，唐人并排放着，今天也只能并排放着。

钱要一段段运，兵也要外借。至德二载（公元757年），肃宗「欲速得京师」，与回纥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唐军合朔方等军与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号二十万，史载数），从凤翔（今陕西凤翔）出发，收复了长安。回纥叶护要按约开掠，广平王李俶——就是后来的代宗（李豫，762—779年在位）——拜在他的马前，求他缓到东京再履约；收复洛阳后，城中父老凑了罗锦一万匹，把这场掳掠赎了下来。五年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再借回纥兵收复洛阳，这一回没有赎：回纥入城「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而同一座城，朝廷自己的朔方军、神策军也把洛阳一带当作敌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直到「士民皆衣纸」。雇来的兵与自家的兵，在抢掠这件事上没有分别。借兵的价目就写在史书里；不借能不能收复两京、要拖到什么时候，当时没有人算得出另一份账。

最难解的死结在指挥。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九个节度使的军队围攻邺城（相州，今河北临漳一带）——城里守的是安庆绪：至德二载正月，安禄山已被他的儿子安庆绪、谋臣严庄与贴身阉人李猪儿合谋杀死。朝廷不为九镇之师设元帅，《资治通鉴》记的理由是「难相统属」，改派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居中协调——「观军容之名自此始」。围城自冬涉春，城中粮尽，「一鼠直钱四千」，而城外诸军「既无统帅，进退无所禀」，「上下解体」。三月壬申，史载官军步骑六十万列阵于安阳河北，史思明亲率精兵五万来战；会战之日大风忽起，官军溃而南奔，史书记的损失是「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六十万、五万、万匹、十万，都是记载值。溃败之后，节度使鲁炅部下抢掠最凶，鲁炅惭惧，喝药自杀。大风是偶然的；一支不设统帅的军队在偶然面前有多脆弱，却是事先就定了的。只是这「不设」另有苦衷：把九镇之兵交到一个人手里，朝廷不敢——潼关那一幕，所有人都还记得。

叛军这边，八年里内讧了两次。安禄山死后，乾元二年正月，他的旧部史思明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筑坛，自称大圣燕王；邺城解围之后，他吞并了安庆绪的部众，把他缢杀；两年后，史思明又死于自己的儿子史朝义之手。两次内讧都是朝廷的机会，可红利兑现得很慢：安禄山死的那年收复两京，两年后的邺城之败又把主动权丢了出去；史思明死后，战争又拖了两年才到头。

河北的册子

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正月，史朝义走投无路，在林中自缢，李怀仙取了他的首级献给朝廷——这一年七月改元广德，史书或系于宝应、或系于广德，是同一年。仗打完了，善后的手续办得很快：正月，朝廷任命史朝义的降将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在原地任幽州、卢龙节度使，另有李宝臣分帅一部。河北的节钺，交到了叛军的降将手里。《资治通鉴》在同一段里记下三层动因：降将们迎着统兵受降的仆固怀恩拜于马首，「乞行间自效」；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乐得奏留他们作自己的党援；而「朝廷亦厌苦兵革，冀无事，因而授之」。三笔账哪笔最重，史料分不开。

朝廷手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剿灭降众、自己驻兵河北，需要兵和钱——邺城之败后诸军「上下解体」，榷盐设立不过数年；把降将打散内徙，需要朝廷直接掌握河北的州县版籍——而河北早已不在册内。同一个广德元年，吐蕃入大震关（今陕西陇县西），尽取河西、陇右之地，随后开进长安，立故邠王李守礼之孙广武王李承宏为帝，剽掠府库市里而去。刚刚「平定」了叛乱的帝国，连西边的京城都守不住。授节钺这道任命，更像给已经发生的失控补办的手续——河北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经不在朝廷手里了。

失控的程度，在户口册上量得最清楚。天宝十三载，户部「见管」的数是户九百六十一万余、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余——这是登记在册之数，不是实在人口；《通典》另存两套：天宝元年户八百三十四万余，天宝十四载户八百九十一万余，并注了一句「此国家之极盛也」。三本账断代与口径各不相同，哪本最接近实况，今天断不了。乾元三年（公元760年），户部的「见到帐」只剩一百六十九个州、户一百九十三万余；《通典》自己算了一笔「损户五百九十八万余」。这两笔账不能直接相减去读：乾元数只算了朝廷「见到」的州，河北、河南大片不在册内；「损」里有多少是死亡与流亡，有多少是册籍散失、州县失控，没有任何材料分得开——把账面落差读成人口死了几分之几，是错读了这两本账的性质。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朝廷算得见的帝国缩小了。到大历年间，在籍户只剩一百三十万；建中初年，朝廷派黜陟使——巡查各道的专使——清查户口，约得土户一百八十余万、客户一百三十余万，清出来的户口，一大半是旧册上没有的。

战争留下的制度，各有去处。财政：第五琦之后，刘晏接着整顿盐法与漕运；到大历末年，《资治通鉴》记全国一年征赋所入一千二百万缗，盐利占了大半——这笔总数涵盖哪些州，账目本身没有交代——又记「以盐为漕佣」，从江淮到渭桥，运一万斛粮的佣钱是七千缗。朝廷的命脉，从此固定在盐与漕这条路上。军事：邺城的观军容使把宦官监军抬到了统辖诸军的位置；李辅国在灵武时已判元帅行军司马，还京之后「专掌禁兵」，宰相百官奏事都要经他关白——《新唐书·兵志》所说的「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就是从这条线上长出来的。河北：《新唐书·藩镇传序》论此后「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讫唐亡百馀年，卒不为王土」——这是宋人的判语；近年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2018）据河北出土的墓志指出，河朔诸镇与朝廷的关系比这十几个字复杂，并非一刀两断。

八个月之所以快，是因为国防的主力早已换成边镇的职业兵，而腹地与京师无兵；八年之所以慢，是因为钱在东南，要一段一段运来，兵要拿着条件去雇，九镇之师没人敢交给一个人；河北之所以收不回，是因为战争还没打完，河北就已经不在朝廷的册子里，也不在朝廷的兵里。盛世的账面与乱前的疲耗写在同一批年份里，一夜之间变掉的，是朝廷与兵、与钱、与版籍的关系。这一变，此后一百多年没有再变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