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

正月起兵

汉景帝（刘启，前157—前141年在位）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甲子，吴王刘濞在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下令全国总动员：「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六十二岁的老王亲自带兵，十四岁的小儿子站到队伍最前面，中间年纪的人一个不剩。《史记》说，这一令发出二十余万人——这是史家采录的说法，吴国没有点名册留下来。吴王致书各国诸侯，又自称「精兵可具五十万」，金钱遍布天下，随时可取——那是战时恫吓的话，同样当不得数。同一封书信里还有一句要紧的自述：节衣缩食，积蓄金钱，修整兵器，屯聚粮食，夜以继日，已经三十多年。起兵不是临时起意。

同一月，胶西王刘卬把朝廷任命的二千石以下官吏尽数诛杀，胶东、菑川、济南、楚、赵跟着动手。连名的共七国：吴王濞、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七国的地盘，吴、楚在东南，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四国在山东，赵在河北，大半个东部同时起兵。七国打的是同一句旗号：「诛晁错」——御史大夫晁错，朝廷里仅次于丞相的高官，削诸侯地盘的主张就是他提的；诸侯起兵，说是要替皇帝清掉身边的贼臣。

旗号是晁错，朝廷先把他交了出来。《汉书·景帝纪》把「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就记在正月：起兵的同一个月，晁错穿着上朝的衣服被斩于东市。人杀了，兵没有退。旗号要诛的人已经死了，仗才刚开打——这处对不上的地方，正是这场战争的入口：朝廷要收诸侯的权，诸侯凭什么敢反；反了，又为什么三个月就败？

铜山与盐海

敢反的凭据，在吴国的家底里。吴国的封域是汉高祖（刘邦，前202—前195年在位）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定下的：刘濞是高祖二哥刘仲之子，受封吴王，领三郡五十三城，国在东南，都广陵。到景帝朝，晁错在奏疏里替朝廷算过：齐王七十余城，楚王四十余城，吴王五十余城，「分天下半」——三个大诸侯国合占半个天下。这是奏疏里的说法，城数是封邑名目，不是户数，但吴在诸侯中的分量可见。

封域是地盘，钱要从地里长出来。《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吴有豫章郡的铜山，刘濞招来天下逃亡之人铸钱，又煮海水为盐，因此不向百姓征赋，国用富饶。门路是朝廷开的：汉文帝（刘恒，前180—前157年在位）五年（公元前175年），朝廷废除「盗铸钱令」，准许民间铸钱，吴国占着铜山，钱就这样出来了。《汉书·食货志》说吴「富埒天子」，又说吴钱「布天下」——那是比况，不是账。铸了多少、通行多广，没有留下任何数字，今天换算不出，只能停在「足以养国」这个分寸上。

钱怎么变成人，史书留着三条具体的记载。其一，吴国百姓不出赋税；其二，百姓服徭役，吴王按市价付工钱；其三，逢年过节慰问乡里、赏赐士人，别国官吏越境来捕逃亡者，吴国一概不交人。前两条是买人心，第三条是抢人手——逃亡者本是别国户籍册上的人，收留他们，就是从朝廷与邻国的名册里抽人。《史记》说，「如此者四十馀年，以故能使其众」。

有地盘，有钱，有人，还得有一套班子使唤。汉初的诸侯王国设太傅、内史、中尉、丞相，内史管百姓，中尉管武事，群卿大夫都官比照朝廷设置；二千石以下的官员，诸侯王自己任命，朝廷只替他派一个丞相。钱粮、人事、武备都在王自己手里，这是一套五脏俱全、关起门来也能运转的政府。四十多年后，吴王一道令下去能集合起大军，靠的就是这套班子。

这套班子手底下，还有一张明码标价的赏格。吴王致诸侯书里写明：能斩或捕朝廷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裨将、二千石各有等差，率军或举城来降者另算，封赏比朝廷军法高一倍。这是叛方开出的条文，兑没兑现没有凭据；但条文敢这么写，说明吴王自信拿得出这笔钱。

朝廷自己人怎么看这份家底，也留着记载。起兵的消息传到长安，景帝问袁盎。袁盎做过吴国的国相，此时正因晁错劾他收受吴王财物而被废为庶人——受金的事只有晁错一方的指控，并无定谳。景帝说：吴王铸钱煮盐，招诱天下豪杰，头发白了才举事，筹划若不周全，他敢发吗？袁盎答：铜盐之利是有的，豪杰谈不上；吴所招诱的无非无赖子弟、亡命铸钱之徒，凑在一起反了罢了。一个怕吴王谋划周全，一个说他聚的是亡命之徒。战事后来的走向，两头各对了一半。吴国宫廷里的文学之士枚乘、邹阳，事前都曾上书谏争；吴王听不进去，几个人先后离开吴国，投到梁国去了。

削地无已

有钱有人是本钱，动不动手看的是预期。文帝朝对吴，一手压一手放：吴王称病不朝，朝廷扣下吴国的使者问罪；后来使者以「察见渊中鱼，不祥」进言——鱼在深渊，看得太清不吉利——文帝放回使者，赐吴王几杖，许他年老不朝，《史记》说吴王的反谋「亦益解」。吴王与朝廷之间本来还有一桩旧怨：文帝时吴太子入京，陪当时的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景帝饮酒下棋，争道不恭，被皇太子抄起棋盘打死。史书把这件事记在吴王传记靠前的位置，后人很容易把它当成起兵的根由；但那是二十年前的旧事，文帝晚年两边已经缓和，要解释起兵为什么偏偏在前元三年，它用不上。

变的是政策。景帝即位，信用晁错。晁错接连变更法令三十章，诸侯哗然，恨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朝廷集议，没有人敢驳，只有外戚窦婴争了几句。晁错的父亲从颍川（今河南禹州一带）赶来，骂他这是要刘家的天下安定、叫晁家灭门，回去服毒而死——这是晁错家传的说法，记下来姑备一格。随后削地一道接一道：楚王刘戊入朝，被揭出为薄太后服丧期间行奸，削去东海郡（治今山东郯城）；赵王刘遂有罪，削常山郡（治今河北元氏西北；《史记·吴王濞列传》此处作河间郡，《汉书》与《资治通鉴》作常山）；胶西王刘卬因卖爵的小过，削去六县。罪名可大可小，削多少没有下限。《史记》记当时的气氛：「诸侯既新削罚，振恐，多怨晁错。」

恐惧会传染，也会被人说破。《史记》记载，吴王派使者应高游说胶西王，说的是：近来诸侯被削，罪名都够不上削地的分量，照这样下去，恐怕不止削地而已——舐糠舐到米，就没有个完。应高又拿彗星、蝗灾当起兵的天象，那是游说者的话术。两人约定：吴王率楚王西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据守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敖仓的存粮，挡住朝廷的兵；胶西王若来会合，天下可以并吞，「两主分割」。胶西的臣下算过一笔硬账：诸侯之地合起来不够汉家郡县的十分之二，造反没有胜算——胶西王不听。这类密室里的对话是《史记》的叙述，原话未必如此；但话里的道理与各方后来的行动对得上——各家自有各家的旧怨，让他们一起动手的，是「再等下去就没了」的盘算。

晁错自己把这笔账算得很明白。《史记》记下他对景帝的话：「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明知会逼反，先动手。所以起兵偏偏在前元三年正月，一问有两半：一半是朝廷选的——削地先削了楚、赵、胶西，最后削吴国会稽、豫章二郡的诏书送到广陵，吴王随即起兵；另一半是诸侯自己赌的——趁本钱还在。

睢阳与昌邑

朝廷接战的第一手，是先交出一个人；这之前，还下了大赦天下的诏书。袁盎献策：斩晁错，赦七国之罪，归还削去的地盘，兵可以不血刃而罢。景帝答：「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袁盎拜太常，吴王的侄子德侯拜宗正，预备奉诏出使吴国。十几日后，晁错被中尉骗上车，穿着朝服斩于东市（《史记·吴王濞列传》）。《资治通鉴》另记下劾奏的程序：丞相陶青与中尉、廷尉联名劾奏晁错「大逆无道」，罪当腰斩，父母、妻子、兄弟不论老少皆弃市，景帝批「可」。与此同时，军事部署也已摆开：太尉周亚夫——文帝临终嘱咐「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的那个人——率三十六将军击吴楚，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视齐、赵两个方向。

杀了晁错，还要对方收这个条件。宗正德侯先到吴营，以宗室亲戚的身份劝吴王拜受诏书。吴王笑着说：「我已为东帝，尚何谁拜？」不肯受诏，反把袁盎扣在军中，袁盎连夜逃走。「诛晁错」三个字，到晁错真的死了，当场空转。二月，吴军兵破之后，景帝下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敢有议和、不照诏书办的，一律腰斩。诏书还点名吴王的罪状——「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铸钱列在罪状里，朝廷清楚吴的兵是从钱里来的。和解的路，两个月里从「归还故地」走到「皆杀之」。

战场上的胜负，没有按会战走。吴楚联军渡过淮水，在梁国境内的棘壁大破梁军，史书记载杀数万人——也是记载值。梁王刘武是景帝的同母弟，梁国都睢阳（今河南商丘）；他先折了两员战将，换上韩安国、张羽，才稳住阵脚，几次挫败吴兵。吴兵要西进，睢阳攻不下来，不敢越梁而西，掉头向东，寻周亚夫的主力。周亚夫已进驻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深沟高垒，任凭挑战，坚壁不出；梁王一日数次派使者求救，景帝下诏命他救梁，他抗诏不动，同时派轻兵南下，切断淮水、泗水之间的运粮水道。吴楚大军从东南来，粮草全靠淮泗转运；粮道一断，重兵顿在睢阳城下与昌邑垒前，进退两难。这条计是谁先献的，《史记》里有周亚夫自请与淮阳邓都尉献策两种记载，分辨不下，也不必分辨；要紧的是朝廷肯放手——皇帝下诏救梁，太尉不奉诏，事后也没有以此问罪。梁孝王从此记恨周亚夫。

吴王营中也有过别的走法，都被否了。起兵之初，田禄伯请求分五万人给他，沿江淮别道西进，从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插入关中；吴太子劝阻：父亲以造反为名起兵，兵交在别人手里，别人也会拿它反你——作罢。又有桓将军献策：大军疾速西进，抢雒阳（今河南洛阳）的武库，吃敖仓的存粮，凭山河之险号令诸侯，就是不进函谷关，天下也定了；老将们说，这是年轻人冲锋的路数——又作罢。吴王把兵权全攥在自己手里，门下宾客都拜为将校。汉方的部署与吴方被否的两条计，画的是同一个地方：荥阳敖仓。敖仓是秦代以来设在荥阳的大粮仓，天下的漕粮屯在那里，谁占住它，谁就熬得动。假使吴王用了桓将军一策，先得穿过梁国——梁挡住的正是这条路；纵然穿了过去，千里运粮的难处也改不了。这是据地理与记载做的推演，不是史书里的事实。

断了粮道，相持到第三个月，终局来了。《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吴军粮尽，士卒饥饿，屡次挑战，周亚夫不出；吴军夜里奔袭汉军营垒的东南角，周亚夫偏把重兵调去西北，吴军精兵果然从西北来，攻不进去。饥兵溃散，「士卒多饥死，乃畔散」——史书写的吴军结局，是饥死与溃散。周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吴军。吴王刘濞带数千残兵（《汉书》作千人）连夜渡江，逃往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投靠东越。朝廷悬赏千金购吴王，又派人以利诱说东越；一个多月后，东越人骗吴王出营劳军，刺杀了他，盛着人头驰送长安。楚王刘戊军败自杀。从正月起兵到吴楚覆灭，前后三个月。

两翼更能看出七国各打各的。山东方向，胶西、胶东、菑川、济南等国合围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三个月攻不下来；齐孝王先前也应过约，事后反悔，守城不降，派路中大夫突围向朝廷报信，路中大夫被围城诸军截住，逼他向城上喊汉军已败，他喊的却是汉军大胜、务必坚守，被杀。汉军一到，围城诸国各自引兵退去，随后逐一败亡。受降胶西的汉将弓高侯，当面问过胶西王一句话，《史记》记作：「王苟以错不善，何不以闻？乃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以此观之，意非欲诛错也。」河北方向，赵王刘遂守邯郸（今河北邯郸），事先与匈奴暗中约定连兵；匈奴听说吴楚已败，不肯入边。郦寄攻了七个月（《汉书》另一处作十个月）不下，栾布解了齐围之后回师，两军并力，引水灌城，邯郸城坏，赵王自杀。吴王起兵前邀约过的还有淮南、衡山、庐江诸国与故长沙王之子，应者寥寥：淮南王想应，国相把兵权要到手，闭城替朝廷守；衡山坚守，不怀二心；庐江不答理。南面的越人，东越出了兵，闽越按兵未动——三书记载互异，《汉书·两粤传》说闽越「未肯行」。邀约的名单比参战的长出一倍。七国共同的敌人是晁错的主张，共同的算盘是「两主分割」，谁也不肯为别人的仗先押上自己的本钱。

数字要分开说。吴军之数，《史记》作「二十余万」，是史家采录的估计；吴王致诸侯书自称「精兵可具五十万」，是恫吓；《汉书·五行志》说七国「起兵百余万」，是灾异叙事里的约计。三个口径合不到一处，只能并存。朝廷一方的总动员数没有记载；「斩首十余万级」见于《汉书·景帝纪》，是战后的官方报告，同样是记载，当不得统计。到战事结束，梁军的斩获与朝廷诸军大致相当，《史记》的说法是「与汉中分」——正面这场硬仗，梁国打了一半。

衣食租税

处置跟着乱平就来了。六月，朝廷下诏，赦免被牵连的吏民与逃散的士卒。叛乱的六国——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国除，地盘收归朝廷。景帝本打算从吴王近支里挑人续吴之后，窦太后（景帝之母）拦下了：吴王是宗室里的老人，本当为宗室表率，如今带头作乱，怎么可以续他的后！吴于是不续；楚另立元王的小儿子刘礼为楚王，接续香火。齐孝王与围城诸国通谋的旧事被揭出，饮药自杀，景帝认为他是被迫通谋、守城无罪，立他的儿子续齐后。吴国的故地，封给了景帝之子刘非：乱起时他十五岁，上书请战，随军击吴，乱平后从汝南（治今河南平舆北）徙封江都，治理吴国旧地。今江苏盱眙大云山发掘的江都王陵就是他的身后之地，2009—2011年发掘，陪葬文物上万件，单列出兵器陪葬坑与车马坑——那是乱平之后下一代人的排场，可见朝廷拿宗室近支镇抚吴地这套安排做到了什么规格，却不能拿它倒推吴王濞时代的财力。

制度上的收取，比人事处置走得更远。乱平第二年（前元四年），朝廷恢复各关隘凭传信通行的旧制，东汉末年的应劭注解说，是因为七国刚反过，防备非常。前元七年，裁撤太尉一职——战时的最高军职，仗打完就收。中三年（公元前147年），罢诸侯国的御史大夫（《史记》此处作御史中丞，两书不一）。中五年（公元前145年），《汉书·百官公卿表》记下了总条文：

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

治民之权、任官之权、司法、财用，一次收走。乱前的王国，官属比照朝廷，二千石以下王自己任命；乱后的王国，王只剩下租税。《汉书》的说法是「诸侯唯得衣食租税」，穷的诸侯王甚至乘牛车。中六年，梁王刘武去世，朝廷分梁国为五，立他五个儿子为王。梁国最亲、有功、替朝廷挡过正面，照拆不误——拆国用的是普遍规则，不单为惩罚。同一年，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文帝朝放开的铸钱之门，至此关上。从「除盗铸钱令」到「铸钱弃市」，中间隔的正是这场七国之乱。

这一场乱事，敢反与败，根子长在同一处。诸侯敢反，凭的是铜山盐海养出来的钱、四十年不征赋换来的人心、藏亡不交攒下的人手，再加一套比照朝廷建起来的政府班子——这些都不靠朝廷拨款。败，也败在这份「自营」上：王国养得出钱与兵，养不出三样东西——一个肯替它挡在正面的梁国，一条从敖仓到淮泗的粮仓水道，一份同时向吴楚、赵、齐几个方向用兵的调度。这三样，要靠郡县与亲藩交错的地盘才长得出来，单个王国造不出来。三个月平定的是军队；随后五年，一道道条文拆掉的是王国政府本身。

代价落在谁身上，史书也留了几笔。棘壁一役，梁军阵亡，史书记载数万人；吴军溃散，「士卒多饥死」；赵国的相、内史因谏阻起兵被杀，朝廷后来把楚、赵两国死事的师傅、国相、内史四人之子封为列侯——那是从朝廷一侧看到的代价入口。至于平民，只有景帝诏书里「迫劫万民」「烧残民家」两句定性的话；那道诏书本身是战时动员令，户数与伤亡，没有一处记载。

当时人与后人的账，一直没有算拢。谒者仆射邓公从军中回朝，对景帝说：吴王谋反几十年了，因削地发怒，拿诛晁错当名，本意不在晁错；晁错忧虑诸侯太强不可制，请削地以尊京师，是万世之利，计划刚施行就遭大戮，对内堵了忠臣的嘴，对外替诸侯报了仇。景帝说：你说得好，我也后悔。司马迁在《史记·吴王濞列传》篇末引一句老话——「毋为权首，反受其咎」——问这说的是袁盎还是晁错。武帝初年，大臣们以吴楚旧事为戒，议论多替晁错叫屈。汉末荀悦在《前汉纪》里另有一说：七国之难，错在封国太强太大，「非诸侯治国之咎」——制度可以留，错在规模给大了。今本《史记·孝景本纪》的篇末赞语怪晁错「为之不以渐」——这一篇是否司马迁原笔，自《汉书》说《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起就有疑问，但「不以渐」三个字，代表了后人对晁错路线长久的批评。文帝朝用贾谊的法子，把齐国分作六、淮南分作三，没有打仗；只是吴当时不在拆分的名单上，「慢慢来对吴管不管用」，没有样本可查。这几种说法，当时争，后来也争，没有谁能说服谁。

后来还有下半段。中五年那道令收走的是治国之权，诸侯王的封地与户邑还在。汉武帝（刘彻，前141—前87年在位）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朝廷恢复七国宗室中被除籍者的属籍——二十年后的安抚，制度没有回滚。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下推恩令，让诸侯王把封地分封子弟，藩国自行析分，大国越切越小。出这个主意的主父偃，是齐国临淄人——后来替武帝把诸侯封地切碎的人，正是从七国的旧壤里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