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楚争霸与弭兵之会

蒙门之外

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秋，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商丘）的蒙门之外，诸侯盟会。这场会是宋国左师向戌奔走撮合的——左师是宋国的高官；盟会的名目叫「弭兵」，让列国之间的仗停下来。盟誓要歃血：杀牲，以血涂口，谁先歃，谁就是名分上的盟主。晋、楚两国当场争起先后。晋人说，晋向来是诸侯的盟主，从来没有别人先歃的道理；楚人答，你方才也承认晋、楚是匹敌之国，晋若回回占先，是把楚当弱者——「且晋、楚狎主诸侯之盟也久矣，岂专在晋」，两国交替做盟主，在楚人嘴里早已是常态。晋大夫叔向（羊舌肸）劝自家的执政：诸侯归晋，归的是德，不是归谁先主盟，「子务德，无争先」。晋国执政赵武——《左传》里多称他赵孟——让了步，楚人先歃。《春秋》记这次盟会，仍然把晋写在楚的前面；《左传》的说法是「晋有信也」。

盟誓之前，还出过一档子事。将要盟誓，晋方察觉楚人礼服底下穿着甲。楚大夫伯州犁劝令尹子木——令尹是楚国的执政——把甲卸了：会合诸侯而先做不可信的事，恐怕说不过去。子木答得直白：「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晋楚之间早就不讲信用，办事只求有利，要信用做什么。这番话说完，盟誓照旧进行。

穿着甲赴一场息兵之会，这件事本身就值得追问。从晋楚城濮之战算起，到蒙门之外这一天，隔了八十六年。八十六年里，两国亲自下场的会战只有三次；把八十六年撑满的，是盟誓、聘问、质子、贡赋，是夹在两国之间的郑、宋、陈、蔡一次又一次的改换方向。军赋出在谁的田里，币帛出自谁的府库，质子出自谁的家门，战场摆在谁的土地上——这一纸盟约的代价，连同之前八十六年对峙的代价，落在谁身上？蒙门之内的谈判桌旁，坐着晋、楚两国的执政和宋国的斡旋人；郑、陈、蔡的使者也到了会，可条款谈定的那一刻，他们只是来听结果的。

中间地带

晋的国都在这期间迁到了新田——今山西侯马的晋国城址，主流意见比定为新田，也有异说；楚的国都郢（今湖北荆州纪南城），在江汉平原上。两大国之间，黄河以南、汉水以北的平原，排着郑（都今河南新郑）、宋、陈、蔡一串中小国家。三次大战的战场，一次也不落在晋或楚自己的土地上：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在卫地，邲（今河南荥阳北）在郑地，鄢陵（今河南鄢陵）也在郑地。邲与鄢陵两次，战场国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迎接前来「救援」的军队；城濮那次不同——被围告急的是宋，战场所在的卫，恰是晋军攻伐的一方。

三次大战的起因也出自同一个模子。《左传》记城濮之役，起于宋人向晋军告急；晋军主帅先轸的算计是：让宋国撇开晋去赂齐、秦，借齐、秦向楚说情，晋这边扣下曹君、把曹卫之田分给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楚一不许，仗就打成了。邲之役，起于楚围郑、晋师救郑；鄢陵之役，起于晋师伐郑、郑人遣使告楚，楚共王亲自将兵救郑。八十六年里，两国使臣聘问往来，媾和也不止一次；真正年年流血的地方，是两国之间那串中间国。争霸争的是中间地带的服从与贡赋，这个判断是从起因的条目里推出来的：三次大战，胜的一方打完都撤了兵，谁也没有去占对方的国土。

打这样的仗，兵从哪里出？《左传》记城濮一战，晋军「车七百乘」，战后向周王献俘，「驷介百乘，徒兵千」。这些是文献里留下的个案：七百乘里含不含同盟国的兵车，书里没有交代；楚军那头，只写了若敖氏的六卒等几支队伍，总数不明。邲之战晋军的败状，《左传》用「舟中之指可掬」来形容抢渡黄河时船上的断指——那是形容，不是统计。春秋人口中的「赋」，指按户按地出甲兵车马的军赋，不是钱粮的岁收。晋人自己就拿城濮当基准——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鲁、卫向晋乞师，晋先许七百乘，晋卿郤克说「此城濮之赋也」，请加到八百乘。个案之外，晋、楚各有多少户、多少兵、一年征多少赋，一页账也没有传下来。

两国消化新得土地的办法也不一样。鲁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借平乱之名入陈，「因县陈」——把陈国改作楚国的一个县。楚臣申叔时当面谏他：以讨伐召集诸侯，到头来「贪其富」而归己，说不过去；庄王这才恢复了陈国。到鲁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楚臣申公巫臣又点破一层：申、吕二邑是楚国北面出军赋的地方，「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赏给功臣做了私邑，晋、郑之兵就会直到汉水。楚的县，是收赋的地面。晋这一边，留下的是一串编制条文：城濮当年「作三行以御狄」，三年后「作五军御狄」——两次扩军，《左传》明写的对象是狄，不是楚；后来「作六军」，明书是「赏鞍之功」，赏的是对齐鞍之战的功臣。晋的县，只在赏格的议论里偶尔一现。两国各自的压力方向，都不在吞并对方；对峙于是长成了楚人那句「狎主」的样子——盟主轮流做，谁也吃不掉谁。后来楚大夫薳启彊回顾这几场仗，说法是「城濮之役，晋无楚备，以败于邲；邲之役，楚无晋备，以败于鄢」：谁因前一场胜而松了防备，下一场就轮到谁败，当时人自己也这么看。

币帛与丘甲

对峙不常打大战，却要年年维持「谁听谁的」。维持的办法不外几样：军费靠条文向国内征，服从靠盟誓、质子、币帛向国外摊。这些办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由别人来付——条文压到野人、丘邑的头上，盟约和抵押压到中间国的头上。

军费的条文，开头多有一场败仗或一次边患。鲁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晋在韩原败于秦，国君被俘，晋人于是「作爰田」「作州兵」——这两条军赋改革，明文系于对秦之败，不是楚。「爰田」是什么，旧注就有两解：一说把公田的税改赏给众人，一说是改换田界、调整田制，到今天也没有定论。南面的鲁国，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鲁成公元年（公元前590年）「作丘甲」——后一条明书「为齐难故」，为的也是齐，不是楚。这些条文各自的含义，历来解释分歧很大；摆在一起能看清的只有一个方向：征发的单元，从国中一路下移到野人、丘邑。至于落到每户头上有多重、推行到多大的地面，没有材料可答。

盟誓这条线，失灵失得很明白。鲁成公十一年（公元前580年），宋大夫华元两头奔走，撮合晋楚言和；次年结盟，先在宋都西门之外，冬天又在赤棘盟了一次。不到五年，楚军北进。楚臣子囊质问：「新与晋盟而背之，无乃不可乎？」主帅子反答：「敌利则进，何盟之有？」——于我有利就进兵，谈什么盟约。盟辞压不住大国，拿去压中间国又如何？鲁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郑国六卿随郑伯与晋盟，晋人事先写好的载书是：郑国若不唯晋命是从、而有二心，有如此盟。郑国执政公子騑——就是子驷——当场趋前改了辞：「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恩德、只知以兵乱相要挟，闹得郑人「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底告」；从今往后，郑国只听「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晋将荀偃喝令改回来，郑卿公孙舍之顶了一句：「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晋军主帅知武子自己收了场：我实不德，而要人以盟，岂礼也哉。盟约每失效一轮，下一轮的抵押就得加码。

质子就是这种抵押。早在春秋开篇，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周、郑交质——周王的王子狐押在郑，郑的公子忽押在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已经要拿儿子做保。此后晋太子圉质于秦，晋与郑言和要以赵穿、公婿池为质；华元促成宋、楚解和，自己押在楚国，那次盟辞只有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邲之战后，郑国把押在楚国的质子换了一茬——「使子张代子良于楚」。质子不是关系好的凭证：信靠得住的时候，用不着抵押国君的儿子。

币帛那头，郑国人自己把账说破过。鲁襄公八年（公元前565年），楚来讨郑，郑卿争论从楚还是待晋，子驷的主张是：「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为害，民不罢病，不亦可乎？」两份礼常备在两条边境上，谁的兵到就献给谁——用贡赋换庇护，在子驷嘴里是一笔买卖，不牵涉屈辱。这买卖有零星的价目留下来：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宋国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向郑国赎大夫华元，东西送进一半，华元自己逃了回来；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郑国赂晋，兵车百乘、歌钟二肆、女乐十六人。价目是单笔的价目，八十年里这样的进出总共有多少笔、合多少，没有账本传下来——能看见的只是几笔记账，和中间国大夫的牢骚。逼到绝处是什么光景，有一个说法传了下来：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楚军围宋都，宋大夫华元夜入楚营告病，「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城里换了孩子吃、拆了骸骨当柴烧；纵然如此，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退兵三十里，才唯命是听。这句话一百多年后还有人用：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吴兵压鲁，鲁人论该不该订城下之盟，引的还是「楚人围宋，易子而食」的旧事。代价的记忆，留在了列国共同的语言里。

宋之盟

为什么偏偏到鲁襄公二十七年，「弭兵」两个字才被说出口？这一点没有当时人的交代，能看到的只是三方的疲态。晋这一边，鄢陵战后君臣相杀：晋厉公要「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先杀了郤氏三卿、陈尸于朝，次年自己也被弑。《国语·晋语》记下当时人的一种读法，把账算在「怠教而重敛」上——仗打赢了，君主骄了，赋重了。继位的晋悼公一即位就「薄赋敛」，后来又裁撤新军，明面的说法是「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楚这一边，东线被吴国拖住：楚的亡臣巫臣入晋，替晋联络吴国，教吴人乘车、射御，到鲁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蔡大夫声子对楚令尹子木回顾这条线——吴伐巢、取驾、克棘、入州来，「楚罢于奔命，至今为患」。宋这一边，是被围的记忆最惨的那个。三方都累；累为什么恰好在这一年合成一纸盟，材料答不出来。能说的是牵线的人有先例：三十四年前华元就奔走过同一趟，这种角色可以替换，桌子两边各自的账替换不了。

宋国左师向戌出面，凭的是他与晋执政赵孟、楚令尹子木都有旧交。《左传》写他「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为出名。这是史家替他归的动机；他本人图什么，无从知道。到晋，赵孟与诸大夫商量，韩宣子（晋卿韩起）的话最完整：「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打仗伤残民力、蛀空财用，小国受灾最大；有人来提弭兵，就算知道未必办得成，也得先答应——晋若不答应，楚会答应，楚拿「弭兵」去召集诸侯，晋的盟主就做不成了。不许的那个世界是什么下场，晋人自己推演过一遍；公开的理由全是民力财用，压秤的是盟主的名分。到楚，楚也答应。到齐，齐人起先不肯，齐卿陈文子说：晋、楚都答应了，我们由不得自己；再说人家喊弭兵而我不许，是先让自家百姓寒心——「则固携吾民矣」。齐许，秦也许。于是告遍小国，会于宋。

条款是会上才谈的。五月起，诸侯陆续到宋；六月里，向戌往陈国见子木，子木把条件开得直接：「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晋的从国去朝楚，楚的从国来朝晋。向戌回报赵孟，赵孟答：晋、楚、齐、秦是匹敌之国，晋管不住齐，犹如楚管不住秦；楚若能让秦君来朝晋，晋君自然去请齐。话再传回楚王那里，楚王批下来：「释齐、秦，他国请相见也。」齐、秦免了，其余国家两边朝见。

条款就这薄薄两条。它对郑、宋、陈、蔡意味着什么，对照子驷那句「牺牲玉帛，待于二竟」就清楚了：从前看谁兵临城下再决定朝谁，是权宜；从今往后两家都要朝，是写进盟书的定规。息兵的名目底下，立成定规的是双重的朝贡。到会的郑国良霄、陈国孔奂一班人，只在盟约上署了名；条款是在晋、楚、宋之间谈定的。会开完，宋平公赏向戌六十座邑，向戌拿着赏邑的文书给宋大夫子罕（乐喜）看。子罕说：诸侯小国，正是靠晋、楚的兵威压着，才上下慈和、得以自存；「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想靠一场会去掉兵，是「以诬道蔽诸侯，罪莫大焉」——说完把文书削了扔在地上，向戌只好辞掉赏邑。兵能不能弭，当时人自己先争过。早在鄢陵战前，晋卿范文子（士燮）就反对开战：「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外面没了敌国，里面的忧患就压不住。战后他从鄢陵回来，让家中管祭祀的祝宗替他祈死，说国君骄侈而又克敌，是天在加重他的病。这两段话放在一起，争的其实是同一件事：这场对峙的代价，和这场对峙的用处。

交相见之后

盟约的第一年，照办得很齐整。鲁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45年），齐、陈、蔡、北燕、杞、胡、沈、白狄的君长「朝于晋，宋之盟故也」——齐本没有与盟，齐侯动身前大夫庆封还问「我不与盟，何为于晋」，终究也循例朝了。同年冬，鲁襄公与宋公、陈侯、郑伯、许男「为宋之盟故」如楚。一行人走到汉水，听说楚康王死了，鲁襄公想半路折回，随从的叔仲昭伯说：我们这一趟是为楚国，难道是为一个人吗——「我楚国之为，岂为一人？行也！」于是继续走。次年四月葬楚康王，鲁襄公和陈侯、郑伯、许男送葬直送到郢都西门之外，各国大夫一直送到墓地。双重朝贡不是条文上的四个字，是国君亲赴、遇丧不返的路程。

负担没有因为一纸盟约变轻，只是有了定名。鲁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2年），郑国执政子产陪郑伯朝晋，正逢鲁国国丧，晋侯推托不见；子产让人把馆舍的围墙尽数拆掉，放车马进去。晋大夫士文伯来责问，子产答：「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郑地狭小，夹在大国之间，征求索取没有定时，只好倾尽所有赶来赴会；如今贡品运到，君上不知何时接见，东西既不能入库，又经不得日晒雨淋。他又追述晋文公做盟主时，宾馆高门大屋、宾至如归；如今晋侯的铜鞮之宫绵延数里，诸侯却住在隶人的矮房里，「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士文伯回报，赵孟认了错：「我实不德，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是吾罪也」——拿隶人的围墙来赚诸侯的贡赋，是我的不是。晋侯这才接见郑伯，加厚礼数，随后「乃筑诸侯之馆」。叔向感慨：「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话说赢了，馆舍也重修了；「诛求无时」四个字，没有人认账要改。

往后十几年，天平向楚倾斜。鲁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楚灵王合诸侯于申，「郑伯先待于申」，楚臣椒举提醒灵王：「霸之济否，在此会也。」昭公八年（公元前534年）楚灭陈，十一年（公元前531年）诱杀蔡侯、围蔡而灭之，都置为县，晋没有救；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楚灵王自己夸口：「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这是夸耀的话，说的是这几座大城出得起的兵车数，不是实征的账。到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楚灵王死于内乱，继位的楚平王复封陈、蔡。楚的这些举动算不算背盟？两说并立：若以「弭兵」的名目为准，大会诸侯与灭国置县都背离了盟的本意；若按传世的条文核，条文只有「交相见」与「释齐、秦」两条，盟书原文没有传下来，条文并未禁止大国对自己的从国用兵，而晋楚之间此后也确实再无直接会战。背与不背，材料裁不了；能落实的只有一句：止住的是晋楚之间的仗，没有止住会朝与灭国的兵。这也与赤棘那次不同：赤棘之背，当时人自己留下了「敌利则进，何盟之有」的话；这一次，连个「背」字都没有人说。

战场往另一处挪。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晋大夫叔向对齐使晏婴数落晋国公室的衰落：栾、郤、胥、原、狐、续、庆、伯八家旧族「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政令出自卿大夫的家门，百姓没有依傍。出土实物替这句话添了一个注脚：山西侯马发现的春秋晚期盟誓玉石文书，即侯马盟书，五千余件、有字的数百件，是晋国卿族内部结盟的誓约，年代比弭兵之会晚约半个世纪，主盟者与具体年代至今说法不一，多说归于赵鞅。国与国之间用旧了的盟誓，搬进了家门之内。到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召陵之会，出面「合诸侯、谋伐楚」的是周王室的卿士刘文公——晋侯虽在与会之列，主会的名分却归了王臣；晋这一边，实际主事的也已是范献子一班卿。盟主的事，落到了臣下手里。就在这一年冬，吴军破楚，入郢。

这八十六年，军赋、币帛、质子、战场，付账的地方在材料里能指认出三层。向下，落在野人、丘邑头上：晋的爰田、州兵，鲁的丘甲、田赋，征发的单元一路压到旧制管不到的地面。向外，落在郑、宋、陈、蔡头上：两份币帛常备在两条边境，质子寄在别国的都城，三次大战的战场都在他们的土地上。向内，落在各国自己的民人头上：外战一停，「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均势没有让代价消失，只是重排了付账的人。蒙门之内争一个歃血先后的两家，此后都没有再亲自下场——晋楚之间没有第四次城濮、邲、鄢陵；楚的灾祸来自盟约管不到的东南，晋的仗打进了自家家门。弭兵止住的是八十六年里总共三次的那种战争；会朝的兵、灭国的兵、家门之内的兵，一样也没有止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