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更替

无名之城

洛阳盆地东缘，伊河与洛河交汇的地方，今天属河南偃师，有个叫二里头的村子。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村子周围的地下挖出一座三千多年前的城：井字形的大路把城区划成整齐的方格，方格中央是夯土筑成的宫殿区，占地约十余万平方米；宫殿区南边，一道围墙圈着铸铜的作坊，那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青铜礼器作坊之一；贵族墓里埋着一条用绿松石薄片拼缀的龙。整座遗址占地约300万平方米。靠有机遗骸中碳的衰变来推算年代的碳十四测年，把这座城的兴盛期定在约公元前1750年到前1520年之间；在已知的同时代中原遗址里，没有第二处达到这样的体量。

这座城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名字。宫殿、作坊、铜器、玉器，几十年挖出来的东西摆在那里，没有一件写着这座城叫什么、住在这里的人自称什么。考古报告里，它叫「二里头文化」——考古学上说的「文化」，是一群年代相近、面貌相似的遗存的统称，照例用最先发现它们的村名来命名，同古人自己叫什么没有关系。而在传世文献里，就在这个年代、这片地方，写着另一个名字：夏。按《史记》的世系，夏的末代王叫桀，灭夏的是商人首领汤，此后中国进入商的时代。一边是挖出来的、没有名字的城，一边是写在纸上的、有名有姓的王朝，中间隔着一千多年。考古挖出来的一堆「文化」，凭什么能对应到文献里的「夏」和「商」这两个王朝？

没有名字，在这么早的遗址里是常态——文字要到几百年后的商代晚期才成批出现。可对号躲不开：文献里的上古排着夏、商、周一串王朝世系，挖出的早期城址却只顶着现代村名。把哪座城放进哪个名字，直接决定整部上古史的写法：放得进去，夯土和铜器就成了王朝的实物见证；放不进去，就只是一座无名大城的遗存。二里头是这场对号里最重要的案子——够大，够早，位置又正好在文献所说的夏人活动区域的中心。

洛阳盆地四面有山，伊、洛两河在盆地东部汇合，东流注入黄河；盆地内土地平阔、水网密布，又卡在东西通道上，顺河而下是华北平原，往西穿越崤山进入关中。还有一样要害的资源：铜。晋南的中条山产铜，同盆地只隔一道黄河。谁占据洛阳盆地，谁就扼着铜料与人流往来的路口。

城里挖出的东西，显示出一种此前没有过的集中。青铜的爵和斝——那是酒器，也是礼器——只在这座中心城邑里成组出现；铸铜作坊被围墙圈在宫殿区近旁，说明当时最高端的手工业握在城的统治者手里；绿松石龙形器这样的物件，只随葬在规格最高的墓中。聚落也分出了层级：以二里头为中心，豫西、晋南分布着一批面貌相近的中小聚落，北面过黄河，山西夏县的东下冯还有一处同时期的大型聚落，挖着双重环壕，分布着成排的圆形建筑。考古学家据此判断，这是一个能调动大范围资源的中心，规模称得上「王朝级」——这个词只形容体量，不附带任何名字。同样要分清的是，器物分布的范围是陶器和铜器走到了哪里，同权力管到哪里，是两回事。

约公元前十六世纪后半，这座城走到了尽头：宫殿区渐次废弃，作坊停了，大墓不再出现。它是怎么完的，地层没有明说——发掘中没有找到整座城被焚烧、捣毁的确切痕迹，部分设施似乎还沿用了一段。被军队攻灭、内部生变、居民渐渐迁走，三种讲法都摆在那里，现有的发掘区分不出来。能确定的只有结局：这个持续了两三百年的中心退出了中原的舞台。而几乎在同一时段，今天郑州一带，一座规模不亚于它的新城正在筑起夯土城墙。

纸上之夏

文献里的同一场更替，读起来要详细得多。《史记·夏本纪》里，夏的末代王桀曾把汤囚禁在一个叫夏台的地方，后来又放了；汤修德，诸侯归附，于是率兵伐桀；桀败走鸣条——鸣条是文献里的地名，位置有山西运城、河南封丘等多说，至今没有定论——最后被放逐而死。《殷本纪》更细：汤先伐葛国，又伐昆吾，最后伐桀；桀在有娀之虚战败，奔向鸣条，夏军溃败；汤接着伐三朡，掳走宝玉，还想迁走夏人的社——社是祭土地神的地方，迁社等于断掉这个国族的祭祀——最终没有迁成。囚禁、败逃、追击、放逐，首尾完整，像一份战报。

这份「战报」是一层层长出来的。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版本，是《诗经·商颂》——周人灭商后把商人后裔封在宋国，《商颂》就是宋人祭祀祖先的歌，写定于西周还是春秋，一直有争论。《商颂·长发》提到这场武功，只有一节：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这里的武王是汤——《史记》说汤伐桀时「号曰武王」，同后来灭商的周武王无关。韦、顾、昆吾、夏桀，是一串被征服的名号，有气势，没有战场，也没有过程。无论《商颂》取西周说还是春秋说，距离它讲的那场战争都已过去几百年。

誓词与地名是后来才钉上去的。今文《尚书》里有一篇《汤誓》，是伐桀前的誓词：「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借众人之口唱出那句有名的怨歌——「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这个太阳什么时候落山，情愿同你一起灭亡。誓词情感很足，地名和战况仍然没有；它虽挂在商初名下，写成的年代有商初、西周、东周等多种说法——它证明的是先秦流传着这样一篇托名于汤的文本，誓词本身是不是商初的实录，没有任何旁证。再到《尚书》各篇前面的书序，故事有了专名：战于鸣条之野，伐三朡，欲迁夏社而不成，放桀于南巢。鸣条、南巢、三朡这些地名，最早的出典主要就在这一层。

到了战国，细节爆发式增长，而且各家各说一套。《墨子》里，天帝在镳宫授命于汤，派神火烧夏都城的西北角；同一部书的另一处又说「汤放桀于大水」——地点同书序的讲法对不上。《吕氏春秋》给出几乎完整的战役记录：良车七十乘、必死之士六千人，在戊子这一天战于郕，再登鸣条，入巢门，于是占有夏地；另一篇里，伊尹多次往来于夏和亳（文献里汤的居地）之间打探；夏的宠妃末嬉（《国语》等书里写作妹喜）梦见两日相斗，西方的日头胜了东方的日头。战车数、兵力数、干支日、间谍、梦兆，全都齐了，却没有一处能被同时代的材料验证；它们能说明的是另一面：战国人想象这个故事的空间有多大。

记忆没有越传越细的脾气。细节越来越多，说明每个时代都在往里面填自己那个时代的东西；框架反倒比细节更早立起来。周初的《尚书·召诰》已把夏和殷配成一对鉴戒：「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拿夏作镜子，也拿殷作镜子。《论语》里，孔子把夏、殷、周的礼排成一条损益相沿的线；同一位孔子又承认，夏礼他能讲，夏人后裔所居的杞国却拿不出足够的材料，「文献不足故也」。也就是说，至迟在春秋，更替的框架已是常识，而夏的实证材料已经凑不齐。连世系年数都是战国以后推算的：古本《竹书纪年》说夏十七世、四百七十一年，商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各家引用的数字彼此还对不上。到汉代，司马迁把这些层次编成两篇完整的编年；他自己交代过材料的来源——《殷本纪》末尾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一千多年后的人手里，就是《商颂》《尚书》和《世本》那几样东西。

名与实

二里头衰落的同一时期，中原出现了新的中心：今天郑州城区的地下，压着一座巨大的城址，内城城垣圈起约300万平方米，外围还有更大的范围；城址内发现过大型铜器的窖藏，出土了杜岭方鼎那样的青铜重器。今天偃师城区的地下还有一座，约190万平方米，宫城、府库俱全，同二里头遗址近在咫尺，始建年代正卡在二里头衰落的前后。这两座新城属于另一种考古学文化——它们同郑州早年发现的二里岗遗址面貌一致，考古学上叫二里岗文化，器物样式与筑城方式都带着偏东方向的特征。旧的中心熄了，新的中心起了，方向是自东而来。

把这场变动对进文献里夏商更替的格子，靠的是三条理由同时成立。一是时间：二里头衰落、郑州与偃师兴起的时段，同文献推算的夏商之际大体相合——「大体」二字不能省，因为测年本身有两笔账：近年的高精度碳十四系列把二里头文化定在约公元前1750年到前152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早先的框架整体要早一个多世纪；工程拟定的夏始年约公元前2070年、商始年约公元前1600年，是文献推算与测年拼合的结果，中外批评不少，只能当参照，不能当铁尺。二是地望：文献里夏人的活动中心在豫西、晋南，二里头文化的中心正在这一带；商人的来向，文献里本来说法不一，影响较大的一说起于东方，二里岗文化的来向也偏东。三是替代：一衰一兴，在百年尺度内前后相接。这条也有不同的主张：若把夏商的分界划得早，郑州新城兴起时，旧中心还没有衰微，两座大城一度并存，相接就成了并行。三条线索同时落格，考古学家邹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把这套对应论证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此后多数学者接受：二里头是夏代的都邑，郑州商城是汤所居的亳。

这个「是」字，要拆成三步才看得清成色。第一步，遗存本身：地层、器物、测年、面积，这些是挖出来的，最硬。第二步，时空归类：把这批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划成四期，把另一批命名为「二里岗文化」，已是考古学家的整理——边界划在哪里、夏商分界在二里头第几期，从一期末到四期末都有主张。第三步才是对号：说二里头是夏、郑州商城是亳。这一步的依据只是前两步加上文献——格子是文献给的，遗址是被放进去的，放进去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假设。所以它停在最合用的假设这一级：郑州商城是亳还是商王仲丁所迁的隞，偃师商城是商人在西边立的别都还是灭夏后监视夏遗民的据点，二里头第四期还算不算夏，争了几十年，没有一件出土物能出来作证。

也有学者不迈第三步。主持二里头发掘多年的许宏主张，就叫它「二里头」，或者「最早的中国」：中原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中心——规模、格局、对手工业的垄断，这些判断照留，只是不借用文献里的王朝名字；海外学者更多只称「二里头政体」，不带夏字。这场分歧的深浅，可以用一个办法试：把「夏」「商」两个字从叙述里整个抽掉——三千五百多年前，中原一个超大中心衰落了，来自东面的势力进入中原，在它近旁和更东的地方筑起新的都邑——这段叙述一个字也不用改。扛着这段历史的，是地层和器物；名字带来的是另一套东西。

那套东西的成色，商代后半段演示过一次。商代晚期王都遗址（今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是商王室占卜时刻下的记录；1917年，学者王国维拿卜辞同《史记·殷本纪》对读，商王的名号一个个对上了：汤在卜辞里写作「唐」或「大乙」，传世文献的「外丙」就是卜辞的「卜丙」。卜辞还反过来纠正文献：「中宗」这个称号，传世的说法系在商王太戊头上，卜辞证明属于祖乙。商人自己刻的名单，证明《史记》所记的商王世系大体可靠。而检验走到夏的门口停住了：已刊布的卜辞里，找不到能与夏王世系对应的材料，「夏」字在卜辞里是不是指那个王朝，本身还有争议。也有一条材料指向另一面：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通称清华简，其中《尹至》一篇出现「西邑夏」三字；卜辞中又屡见商人祭告一个叫「西邑」的对象，有学者据此主张，西邑就是商人记忆里的夏——此说若成立，夏在商人的祭祀中并非全无影子，但西邑是否即夏，同样没有定说。同一把尺子，商通过了，夏够不着——两条世系的可信度，从源头上就不一样。

更替之后

更替之后的中原，换了一副格局。郑州与偃师两座大城东西并立，哪个是主都，至今没有定说；二里岗风格的城邑向四周铺开，北面进到晋南，南面一直推到长江边——湖北武汉黄陂的盘龙城，一座二里岗风格的城邑，城里有青铜兵器和铸铜遗存，而大冶铜绿山一带，商周时期已有开采铜矿的线索。商系势力把据点推到长江中游的产铜地带，资源是一个说得通的解释方向，但也就到此为止——说这场扩张就是为了铜，材料撑不起。从二里头的单一中心，到双城并立加外围据点，这就是改朝换代在考古上能看到的全部内容：没有战场，没有双方的人数，连有没有一场决战都答不出来。

文献里，更替之后还有一笔对亡夏的安置。《史记》说，汤想迁走夏的社而没有迁成，又把夏人的后裔封建出去，到周代，这个封国就是杞，传统说法在今河南杞县一带。周人的封建秩序里需要这么一个位置：前朝的血脉有人奉祀，天命转移的故事才算圆满。杞国这个「夏之后」有没有真实的血统依据，没有同时代的物证，但这个名分被周人维持了几百年——孔子感叹夏礼「杞不足征」，说的就是它。人的结局也在这一层：桀被放逐南巢而死，汤身后的王位在外丙、中壬、太甲几个名字间辗转——这些都只写在后世的追记里，读的时候要知道它们是追记。倒是伊尹——文献里汤最重要的辅佐——的身后名颇能说明问题：周人的文本里他是开国圣臣，商人的祭祀里他是受隆重祭祀的旧臣，春秋时齐国一件铜器（叔夷钟）的铭文里，已经把汤伐夏、伊尹辅佐当作典故来引。同一个人名，在各家的讲述里各有各的用处。

回看整件事，最确定的成果不在当时，在后来。周人第一个把「殷革夏命」做成理论——这四个字出自《尚书·多士》，本是周人讲给商朝遗民听的：夏失德，天命转给商；商失德，天命转给周。改朝换代从此有了一套现成的说法，后世历次鼎革，多沿用这一套。秦人的家谱也赶来搭车，把祖先费昌写成替汤驾车、在鸣条打败桀的人，更替的故事成了各族世系都可以挂靠的名分。另一条线埋在方法里：甲骨文检验商王世系，立起一个标准——传世的世系要拿同时代的文字验过才算数；同一把尺子量到夏，量出了边界：夏的世系没有同时代文字可验，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于是「夏」始终是两半的：文献里，它是天命轮替的第一环，被讲得越来越细；考古上，它是一座无名的大城，被量得越来越精。两边各自越来越厚，中间的接缝，始终是一条推断的线。

二里头人管自己叫什么，今天没有人知道，将来也未必能知道——除非哪一天，哪座墓里、哪件器物上，出现能读懂的字；陶片和骨片上确有一些刻划符号，至今无人能释读。这条线并没有断：二里头衰落两三百年后，同样在这片土地上，商代晚期的王都把占卜记录成批刻在龟甲兽骨上，王朝第一次自己开口，留下了名字和世系。有了那批骨头，历史可以由当事人自己作证；没有文字的那几百年，一切都得靠后人拿陶片、夯土和文献去对。夏商更替正好卡在这条线上——对号的全部难处，往后凡是讨论没有自证文字的时代，都还会再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