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都邑

十一座坝

2011年，考古工作者在良渚（今浙江杭州余杭区）城址西北的岗公岭、鲤鱼山两处地点钻探，取出的土样了结了一桩搁置三十年的悬案：这一带的土垄，1981年文物普查时就记录在册，一直记作「土垣」，被当成天然的土埂；钻探说明，它们是人工堆筑的坝。2015年7月至2016年1月，老虎岭等处的坝体正式发掘，碳十四测年给出距今约四千七百年到五千一百年的年代——测年给出的是区间，不是哪一年。主持这项工作的王宁远后来把发现过程写成《寻找消失的文明》（2018年）。这些坝造起来的时候，这片土地上还没有文字，后世史书讲的第一个王朝夏，也还没有登场。

这样的坝一共确认了11条，分三种：谷口高坝6条，坝长50—200米，相对高度10—15米；平原低坝4条，长的达300多米；另有一道沿山前的长堤，约5公里。它们守在良渚古城的西北外围，合起来圈出约8.5平方公里的库区，整个水利系统控制的范围约100平方公里。这些坝未必一次筑成——测年给出的区间宽达几百年，几代人陆续加筑的可能同样存在。修坝的社会没有留下关于自己的任何记录；它算不算一个「国家」，学者争到今天也没有定论。可争论是争论，坝是坝，十一条坝就摆在那里。在通常认作最早的国家成形之前，没有文字、没有常备军的社会，能把人力物力组织到多大的规模，又是靠什么把人聚在一起的？前一半问题，地下的东西量得出尺寸；后一半，只有间接的痕迹可循。

三座城

坝群护着的是一座城。良渚古城分三重：居中的宫殿区约39万平方米，由莫角山等三处台地组成，其中莫角山台地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高9—15米，是人工堆筑起来的；宫殿区外是内城，圆角长方形，约300万平方米，城墙残宽20—60米；再向外还有一圈外城，公布过的数有两种，圈进约500万到630万平方米。以城为中心的整个遗址群铺在约34平方公里的范围里，已记录的遗址点有135处，考古调查把它们分出中心聚落、次中心聚落和普通聚落几等。良渚遗址群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300年。

这些尺寸要拐一个弯才显出分量。堆台、筑城、修坝所需的取土与运输，远超任何一个村落自己的人口所能承担——这句是推断，但推断凭据的是测出来的尺寸，凭据本身钉得住。支撑这种规模的营建，要有超出本村本寨的粮食与劳力调度；至于谁来调度、怎么调度，没有任何当时的记录可考。规模的度量还有一层限度：三处城址都没有留下人口与粮食产量的凭据，「组织到多大」只能由城、坝、台的尺寸来量，换算不成人数。

良渚衰落的时段，北方正有两座大城起来。一座是陶寺（今山西临汾襄汾县），在汾河流域。陶寺的节奏紧凑：约公元前2300年起，先有一座约56万平方米的小城，城中南部有宫室区，约5万平方米，三面围着壕沟；约前2100年起，扩建为约280万平方米的大城；约前2000年以后，城垣被平毁，大墓被捣毁，遗址降为一个普通的大型聚落。从起到废，前后约三百年。

另一座是石峁（今陕西榆林神木市高家堡镇），在陕北黄土高原北部的山峁上，秃尾河从城南流过。石峁约公元前2300年前后兴建，约前1800年前后废弃，存续约五百年。城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套组成，总面积425万平方米——按城址面积算，是目前已知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大的石城；单是内城就有210万平方米。墙用石头砌成，残高还有约3米；皇城台是一处与周围地面高差约70米的高台，四围有护坡石墙。城址周围几十平方公里内，还调查到十余座同时期的小城，面积从几万到十几万平方米不等。

三座城立在三种地面上：良渚在太湖平原的水网地带，陶寺在晋南的盆地，石峁在农牧交错的山峁区。兴起的时间也错开着，良渚比陶寺、石峁早了约一千年。就已发掘的材料来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中心，不止中原一处，也不止一个时段。这句话要带一个限定：「已发掘」不等于「当时只有」——同等规模而没有被发现、或者没能保存下来的，无从计数。

礼与兵

靠什么把人聚在一起，三处遗存留下的答案各有侧重。良渚的答案刻在玉上。1986年，反山——良渚遗址群里等级最高的墓地——12号墓出土一件玉琮，高8.8厘米，重6.5公斤，外方内圆，四面刻着同一个图案：一个头戴羽冠的神人，骑在一副兽面上。这件「玉琮王」现藏浙江省博物馆，2002年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古城东北约5公里处的瑶山，还有一座方形祭坛，正南北向，坛上和坛南有两列高等级墓葬——墓葬的总数，公布过的数有十二座和十三座两种。重要的是那个图案：神人兽面纹在环太湖的良渚文化分布区反复出现，各处玉器上的画法高度一致。由纹样的一致推断观念的一致，是考古学通行的解读，但它终究是推断，没有人留下文字来解释这些图案。高等级墓里，琮与钺并出：琮被解释为祭地的礼器，钺是大斧形的仪仗，被解释为兵权的象征，研究者据此推测，良渚的最高权威兼有祭祀与武力两重来源。还要交代一句名称的来历：把外方内圆的玉器叫「琮」，依据的是《周礼》「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分类；《周礼》的成书年代本身有争议，无论定在西周还是战国，都比良渚晚了一千多年。用后世的名称叫史前的器物，名与物的对应，同样是推断。

陶寺的答案写在墓地和一座奇怪的建筑上。1978年至1985年发掘的墓地，挖出来的墓有一千三百多座，分成悬殊的三等：大墓有长3米上下的木棺，棺底铺朱砂，随葬品一般上百件，最多的一座超过两百件，其中有5座出彩绘蟠龙纹的陶盘、鼍鼓——鳄鱼皮蒙的鼓——和特大的石磬；小墓大多空无一物。大墓少到什么程度，公布过的数并不一致——有说能占到已发掘墓葬的百分之几，也有说早期能称得上大墓的只有六座；小墓占八成以上则没有异议。这些数只是挖出来的墓葬的结构比，不能当成全社会人口的比例。最大的墓之一编号IIM22，墓口长5米、宽3.65米、深约7米，墓里还出一根残漆杆，有学者把它复原为测日影的「圭尺」，也只是假说。那座奇怪的建筑在中期大城的南墙外：一座半圆形夯土台，直径约42米，台上13根夯土柱排成半圆，柱间留出缝隙，从台心向东望，缝隙正对着崇山山脊的日出方位。陶寺考古队的何努等学者认为，这是一处观测日出以定节气的设施，这一判断也得到海外一些天文史研究者的支持；也有学者认为它主要是祭祀性建筑，观测的功能不能排除，也无法证实。晚期的一个灰坑里还出过一件残扁壶，壶身两面各有一个朱红符号，一面多被释作「文」，另一面有「尧」「邑」等不同释法——一件器物、两三个符号，构不成「陶寺已经有文字」的证据。

这些符号让人联想到文献。《史记·五帝本纪》记尧「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命人观测日月星辰，把时令教给百姓；西晋皇甫谧辑录古史的《帝王世纪》又记尧「都平阳」，平阳的地望一说就在今临汾一带。何努等学者据此主张，陶寺就是尧的都城：城址的碳十四年代与文献推算的尧的年代大致衔接，半圆台与「敬授民时」可以对读，朱书符号里又恰好有一个可释作「尧」。反对的意见同样摆在明处：这些文献比陶寺晚出一千多年到两千多年，「平阳」的地望本身有好几种说法，遗址与传说之间建立不起内在的证据链。主持石峁发掘的孙周勇的态度可以代表另一种立场：没有内证材料，不做考古之外的解释。这场争论至今没有收场。

石峁的答案垒在石头里，也最冷硬。外城东门有内外两重瓮城——城门外加筑的小城——和向外凸出的墩台，也就是后世城墙上的「马面」；发掘者认为，瓮城与马面都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实例，这两种形制后来被中国的城防沿用下去。同一座城门还出土过近200块白灰地彩绘的壁画残块。墙体里砌着玉铲、玉璜，玉器被当作砌墙的材料；砌墙的还有别的：墙基下发现头骨坑，坑里的头骨多属年轻女性，带有砍斩和灼烧的痕迹。城内韩家圪旦地点的墓地里，殉人安置在墓壁的龛里：年轻女性，双手反绑，侧卧，面向墓主。同一地点还出土灼烧过的卜骨十余片和二十几片鸵鸟蛋壳。鸵鸟蛋不是本地的物产，它说明这座山城连着很远的物产往来；往来只是往来，不能据此推断人群的来历。

三处的侧重不同，但互不排斥：良渚有城墙，陶寺宫室区有围壕，石峁把玉砌进墙里。差别只在哪类遗存的分量更重，不能说三个社会各自闭门造出了一套办法——良渚式的琮、璧出现在陶寺和陕北，它们之间有往来，只是往来是直接的还是一站一站接力的，没有定论。人群本身倒有一条证据：2022年发表的一项古DNA研究，分析了石峁人骨的线粒体——母系遗传的那一条线——发现石峁人群的母系与陕北本地更早的仰韶晚期人群最接近，同晋南陶寺人群的联系也很密切。石峁聚起来的人，主要是本地人群的延续；良渚的人从哪里来，这类研究还没有涉及；父系那条线，这项研究也没有覆盖。至于权力怎样运转——首领怎么产生、怎么继承，工程由常设的人专管，还是各村社轮值、农闲分段出工——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这些社会管自己叫什么，今天也无从知道。

城废之后

三座城的结局都不好，但三种「不好」不能并成一种。良渚在约公元前2300年前后衰落。2021年发表在《科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给出了溶洞石笋的记录：溶洞在江西，距良渚约三百五十公里，石笋记下的是长江中下游区域的水情，不直接是良渚本地的降雨。其中一段距今约4345—4324年的多雨期，恰逢良渚文化的最后阶段，测年误差各约三十年；另有环境研究显示，太湖平原的文化层多次被洪水、沼泽或砂砾的沉积打断。时间上的重合是测量出来的，重合不等于因果：多雨经由什么环节压垮一个社会，无从观察，内部的瓦解、海侵等说法也各自摆着。陶寺的衰落带着人为的痕迹：晚期城垣被平毁，大墓被捣毁，毁迹本身是发掘记录；是谁干的则没有定论，外敌、内部的反叛、对贵族的报复，都有人提出过。石峁约前1800年废弃，有研究者把它同陕北气候转向干冷、人群向东向南迁移的大趋势联系起来，这也只是一种联系；周围那十余座小城后来怎样，完全没有记录。三处的衰落各有各的谜，用同一场气候变动一次性解释三处，时段对不上，中间的环节也无人见过。

气候的讲法还可以再检验一次。假设那段多雨没有发生，按「多雨导致衰落」的逻辑，良渚应当延续下去；可是陶寺和石峁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一处在盆地，一处在农牧交错带——衰落照样发生，时段还不重合，陶寺的城垣甚至是被人动手平毁的，同一个气候变量在另外两处根本不在场。再反过来假设干冷足以解释石峁：那么陕北同期的聚落应当同步消失，而那些小城的结局恰恰没有记录，连被检验的机会都给不出来。气候在每一处至多是背景之一，占多大份额，分不出来。

城废了，不等于社会就地灭亡。陶寺前后只出过4件小铜器——铃、齿轮形器、环和一片口沿残片，材质是红铜或砷铜——降为普通聚落之后，晚期的墓葬里仍出其中的铃和齿轮形器两件；那件朱书扁壶，也出在晚期的灰坑里。良渚式的琮、璧，后来在陶寺和陕北都有出现，是直接输入还是一站一站接力，没有定论；石峁的瓮城和马面，被后世城防一直沿用。考古学界常用「多元一体」来概括这个过程：源头是多元的，后来逐渐汇入一个中心。只是落到细节上，「汇入」能钉住的只有器物因素的交错，谁传给谁、经过谁的手，没有证据。

后世人没有忘记聚落长成城市这回事，只是换了讲法。《史记·五帝本纪》说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聚、邑、都三级，是战国到汉代的人对社会长大过程的想象；考古调查里的中心、次中心、普通聚落三级，是地层里的结构。两条线索各自独立，彼此呼应，呼应不等于证明。司马迁自己的分寸交代得很清楚：「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五帝的说法，读书人讲得多，可追溯起来，可靠的文献只从尧开始；尧以前，连他也承认无据可查。

良渚算不算「国家」，是这场讨论里最大的一桩公案。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评估文本称之为「早期区域国家」的杰出见证——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社会分化、信仰统一的政权留下的见证；国内多数学者也认为，水利工程的规模、墓葬的等级、统一的信仰符号，已足以说明良渚进入了国家的阶段。持保留意见的学者指出，按城市、文字、冶金这类常用的标准衡量，良渚没有文字，铜器也罕见——陶寺那样的大城，前后也只出过4件小铜器——称它为「复杂酋邦」或许更稳。这场争论争的是定义，定义动不了测量：无论挂上哪个名目，三百多万平方米的城、十一条坝、分成三等的墓葬，一样也不会少。同样动不了的还有一笔账：大墓里上百件的随葬品和空无一物的小墓，头骨坑里年轻女性的骨骼，说明聚在一起的剩余落进了谁的墓里，代价又落在谁身上。

三处都邑废弃之后，故事的中心移向中原。陶寺城废之后二百多年，豫西的二里头兴起，有围起来的宫城和成组的青铜礼器，同后世文献里的夏关系最近，它是不是「夏都」，同样争到今天没有收场。良渚、陶寺、石峁与二里头之间有没有直接的传承，谁的要素流进了中原，器物上看得见交错，中间的路径挖不出来。而良渚的那些坝，废弃之后又当了四千多年的土埂，直到2011年那次钻探才被重新认出来。认得出来的是土和年代；当年把人聚到坝上的是谁、凭什么，土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