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

侯马盟书

今山西侯马一带的地下，埋着晋国的最后一座都城。公元前585年，晋国迁都到这里，当时称为新田；此后两百多年，晋国的政事都在这座城里办理，直到晋国不再存在。故址的考古发掘持续了几十年，清理出宫城、祭祀坑与铸铜作坊的遗迹，还有一批写在玉石片上的文书。玉片与石片大小不一，以朱色或墨色写着誓词，一片片叠压在土坑里，是立誓之后随祭祀埋下去的。誓词的内容大体是：立誓的人向一个主家承诺，从此忠于这一族，不与被点名的某某宗族来往，如若违誓，甘愿受神灵降下的灭族之罚。这批文书，后来被称作侯马盟书。

盟书的主盟者是谁，学界的主流说法归于赵简子（赵鞅）——晋国末年的卿、赵氏一族的族长；断代约在公元前五世纪上半，主盟者与年代至今仍有异说，片数与释文也还在整理修订之中。能确定的是这类文书的存在本身。立誓的人里，有外来投靠的臣属，把自身交付给这个宗族、从此听其驱使；也有同宗的族人，约束彼此不得私通敌对的氏族。一族之长要约束臣属与族人，已经要靠一条条写下来、埋进土里、请神灵作证的私约。

铸铜作坊与盟誓坑出在同一座城里。从前这里铸出的，是献给宗庙与盟会的礼器，摆在庙堂之上；如今埋进土里的，是家臣对族长个人的效忠，证人换成了神灵。盟誓没有消失，盟誓的双方变了：立誓的是家臣，受誓的是族长。而约束族长们的那个东西——周天子赐予的名分——还管不管用，管用到什么地步，正是同一代人要交出答案的问题。

答案来得不慢。盟书埋入土中之后，只隔了一代人：赵简子的儿子赵襄子联合韩、魏两家，灭掉了晋国最强的卿族智氏，三家平分了它的土地；又过了五十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王颁下一道命令，把韩、赵、魏三家正式列为诸侯。下命令的，正是那套名分的守护人。篡夺做成了事实，天子不但不能讨伐，还要补上一纸承认。这样的政权，它的合法性从此靠什么？

季世

侯马盟书立誓的那些年月，晋国早已不是诸侯治国、大夫辅政的形状。这个判断不必等后人来做，当事人自己说得最明白。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齐国大夫晏婴——就是晏子——出使晋国，礼毕之后与晋国大夫叔向宴饮，《左传》记下了两人对各自国家的一番对谈。传世的记载经过成书时的加工在所难免，但它是春秋晚期人诊断自己时代的文本，各说各的国病，开出的病根却出奇地一致。晏子先讲齐国：

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

季世，就是末世。国君把百姓丢弃了，百姓自己归向了陈氏。晏子接着给出一组换算：齐国旧日的量器分豆、区、釜、钟四等，四升为豆，各以四进，十釜为钟；陈氏自用的量器各加一级，他家的钟因此大得多。陈氏用自家的大量借出粮食，用公室的小量收回。百姓的劳力分成三份，两份归了公室，一份留给自己吃穿；公室的积蓄朽烂生虫，乡里的老人却在受冻挨饿。市面上鞋子贱、假脚贵——被砍脚的人太多，义肢比鞋好卖。

叔向接住话头：晋国的公室，也已是末世。战马不驾战车，卿不再统军出行，国君的车乘凑不齐驾者与甲士；百姓疲敝，宫室却越修越奢侈，道路上饿死的人彼此相望，受宠的女宠家里财富满溢。百姓听见国君的命令，像躲避寇仇一样逃走。他又点了一串名字：

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

八家老牌的贵族，已经沦落为供役使的贱人；政令出自大夫的家门，百姓不知道依从谁。叔向又说到自己：他的宗族十一支，如今只剩羊舌氏一支；公室将卑，枝叶先落，他这一族也已在凋零之列。

这个「只剩一支」的家族，二十五年后也没有了。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国诛杀祁盈与杨食我，灭掉祁氏、羊舌氏两家。当政的魏献子把祁氏的封田分成七个县、羊舌氏的封田分成三个县，任命十名大夫分头治理，《左传》逐一记下任用的理由：有的因为有功于周王室，有的以贤能被举。灭族的田产没有封给谁做世袭的采邑，而是划成县，派官去管。《史记》概括这件事只用一句话：「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法，在这里是兼并的工具；县，是分赃与接管的格式。

第二年，还有一件器物出名。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赵鞅、荀寅领兵在汝水之滨筑城，顺势在晋国征收了一鼓铁，铸成一口鼎，把晋国前辈执政范宣子当年制定的刑书铸在上面。孔子听到后的批评传了下来：晋国怕是要亡了——从前贵贱各不相犯才叫法度，如今刑书铸在鼎上，百姓眼里只有鼎，拿什么来尊奉贵人？这话站在贵族的立场，是非姑且不论；铸鼎的两个人值得记住：赵鞅是赵氏宗长，荀寅是中行氏宗长。二十多年后，正是赵氏灭掉了中行氏。公布成文法的两家，先把这个工具用到了彼此头上。

名分那头，也留着两笔旧账。一百多年前，晋文公（姬重耳，公元前636—前628年在位）帮周襄王（姬郑，公元前651—前619年在位）平定王室内乱，事后向襄王请求「隧」——死后按天子之礼，修一条通往墓室的隧道。襄王不许：这是王者的章制，「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天下没有换姓受命，就不能有两个王。文公不敢再提。可见名分当年是实的东西：不是周王拦得住晋军，是那个字给不得。然而置换的路数，晋国自己早已写就：公元前678年，公室旁支曲沃武公灭掉在位的晋侯缗，把晋国的宝器尽数献给周王，周王收下礼物，命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既成事实加一份厚赂，换来合法身份——这笔交易，周室一百多年前就做成过一回。

晋阳之围

叔向做诊断的时候，晋国的政事握在六家卿族手里：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家并立的格局，自己维持不住。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赵氏内部先起争端——赵鞅处置了违命的族人邯郸午，与邯郸午有亲的范氏、中行氏出兵攻打赵氏宫室，赵鞅逃奔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范、中行进而攻打晋侯。齐国大夫高强劝过他们：韩、赵、魏三家本不和睦，正好各个击破；先打国君，反而逼他们抱成一团。两人不听，「遂伐公」。结局正如高强所言：韩、魏出面替赵氏讲情，赵鞅回都城盟于公宫，局面重新摆平。转年，执政的智氏搬出「始祸者死」的旧法追究挑头之罪，赵鞅的家臣董安于自尽谢罪——「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一个家臣的命，是卿族之间结账时可以交付的东西。

四年之后，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赵鞅领兵在铁地（今河南濮阳一带）迎战郑军。这一仗的阵前誓辞，《左传》照录了下来：

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战胜之后，上大夫赏一个县，下大夫赏一个郡，士赏田十万——十万的计量，今天已说不清——庶人、工匠、商人许其进身，奴仆厮养免掉贱籍。一支卿族的私兵，悬赏的是国家的官与地；县，从分赃的格式变成了军功的赏格。范、中行两家先出了局：到晋出公时，智伯率赵、韩、魏尽数瓜分了两家的故地。晋出公发怒，通告齐、鲁两国，想借外力讨灭四卿；四卿抢先反攻，出公出逃，死在路上，智伯另立了新君。从此晋国只剩四家，智氏最强。

智氏最强时的样子，《左传》留着现场：公元前472年，智伯（荀瑶）率军伐齐，亲手擒获齐将；公元前464年（鲁悼公四年）围攻郑国，命令赵襄子（赵无恤，赵鞅之子）先登城，赵襄子推托，智伯当面羞辱他——相貌丑又没胆量，怎么当的继承人。赵襄子忍下了：能忍耻辱，才保得住赵氏的宗庙。《左传》就写到这一代人为止，全书最后一句是史官的断案：智伯贪而愎，所以韩、魏反水，葬送了他。晋阳之战本身，《左传》一个字也没有写。那场大战的全部经过，是后来的书讲出来的。

后来的书讲得并不一样。《史记》讲得最省：智伯向韩氏索地，韩康子（韩虎）给了一座万户的城邑；向魏氏索地，魏桓子（魏驹）也给了；向赵氏索，赵襄子不给——他还记着围郑那一辱。《战国策》《韩非子》把这段铺成了戏：韩、魏两家的谋臣各自劝主君给地，道理是「将欲取之，必姑与之」，让他骄横下去，自有灭亡等他。台词各本互有出入，出自战国末到汉初策士的手笔；能确定的是次序——韩、魏给了，赵没有给。

赵襄子逃向哪里，《国语》记了一段商议。随从说：长子城（今山西长治）近，城墙坚固。襄子说：百姓耗尽气力筑完它，再拼死守住它，谁还肯跟我？随从说：邯郸（今河北邯郸）的仓库充实。襄子说：那是搜刮百姓脂膏充实的，再因此被杀，谁还肯跟我？还是去晋阳吧——那是先父嘱托过的地方，尹铎待那里的人宽厚，百姓必定同心。这份宽厚是上一辈存下的：尹铎赴任前请示赵简子，晋阳是当作抽税的来源，还是当作最后的退路；简子答，退路。尹铎到任，核减了晋阳承担赋役的在册户数——具体怎么减，没有留下记载。一座城存了几十年的宽与啬，到这一刻分出生死。

围城一战的骨架，各书一致：智伯率韩、魏围赵于晋阳，引水灌城，赵氏暗中联络韩、魏，三家反水，智氏灭亡。细节却各讲各的：围城时长有三个月、一年多、三年三种说法；灌城的水，汾水、晋水各执一词；游说识人的情节，越晚的书越丰富。《史记》写围城：围了一年多，引汾水灌城，城墙只剩三版的高度没有入水——版是夯土筑墙量高度的单位；城里悬起锅做饭，易子而食；群臣都生了外心，只有一个叫高共的臣子不敢失礼。赵襄子夜里派张孟同出城定约——此人本名张孟谈，司马迁的父亲名谈，史迁避讳改了字，传写的痕迹就留在人名里。公元前453年三月丙戌日，三家同时反水，智氏灭亡，三家共分其地。今天能站住的只有这个骨架；骨架之外的枝叶，是战国到汉初的人反复讲这件事时添上去的。

智氏的下场：宗族四散，有一支改了姓氏得免，一个叫智开的族人带着属邑的投奔者西逃入秦。赵襄子最恨智伯，把他的头颅髹漆做了饮器——这件事记在《史记·刺客列传》里，那篇传列的却是另一个人：智伯的家臣豫让。豫让为旧主复仇，漆身吞炭，几次行刺赵襄子不成，留下「士为知己者死」一句话自刎。同一桩事，《韩非子》给的评价冷得多：豫让的作为，对智伯「无益于秋毫之末」。家臣该是什么样的人，盟书的誓词是一种写法，豫让的故事是另一种写法，法家的冷评是第三种——三种写法都留了下来。

海上一城

晋国的路数靠刀兵推进，齐国是另一种走法。陈氏的起点很早：公元前672年，陈国公子陈完避难奔齐，齐桓公（吕小白，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让他做工正——管理工匠的官，这一支从此在齐国立住脚，后来写作田氏。《左传》记陈完奔齐，已经配好了预言：有人为这桩婚事占卜，得辞「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这类预言在各书的代数都对不齐，当不得命运的证据；它们说明的是另一件事：田氏代齐完成之后，讲述的人需要替它找一个很早的开头。

田氏争取人心的手段，最出名的是量器——就是晏子对叔向讲的那套家量与公量。《史记》把这个故事分写在两代人身上：田乞事奉齐景公（吕杵臼，公元前547—前490年在位），收赋税用小斗，放粮食用大斗，「行阴德于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到了田常，「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国人编成歌来唱：「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晏子对叔向还有一句总评：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拿公家的东西做自家的人情。这套做法的实际规模，今天无从核实：也许只行于田氏封邑之内的借贷，《史记》写成「收赋税」，像是拿汉代人熟悉的财政概念去套三百年前的事。能确定的是歌的存在：新政权需要「民心」的故事垫底，这种需要本身，也是留下来的材料。

光有歌是不够的。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齐简公（吕壬，公元前484—前481年在位）宠信监止（《左传》写作阚止），监止谋划把田氏尽数逐出，被田氏族人田豹告发。五月壬申日，田常——田乞之子，史称田成子——兄弟驾四乘车入宫，把齐简公控制在寝宫。简公抄起戈要击田常，在场的齐国太史子余说了一句话：

非不利也，将除害也。

对国君没有不利，这是要替他除害。国家的史官当场为劫持国君的人提供了说法，《左传》把这句话原样记下。监止出逃被杀；简公出奔，庚辰日被擒，甲午日遇害，中间隔了十四天。第二年，齐国大夫陈瓘出使路过卫国，孔子弟子子路（仲由）见了他，冷冷地说：天也许拿陈氏当斧子吧——砍倒了公室，东西最后归谁，还说不定。

田常弑君之后，怕的是诸侯。《史记》说他「惧诸侯共诛己」，于是先办外交：把侵占的鲁国、卫国土地尽数归还，西面与晋国的韩、赵、魏相约，南面通好吴、越。然后对内。他对齐平公（吕骜，公元前480—前456年在位）说：施恩德是人人喜欢的事，国君来做；刑罚是人人厌恶的事，臣来做。五年之间，齐国的政事全归田常；鲍氏、晏氏、监止和公族中强的，全部诛灭；从安平向东直到琅邪——约当今山东东部沿海一带——划作田氏封邑，比齐侯自己享用的还要大。再往下，田常之子田盘做齐宣公的相，把自家兄弟宗人尽数安插为齐国各都邑的大夫，同时与韩、赵、魏通使往来。齐国城邑的官署里，从此坐的都是田家的人。

这条路也不是坦途。公元前405年，齐宣公去世的那一年，田会在廪丘（今山东郓城一带）举兵反叛——田氏一族内部也出武装的对手。古本《竹书纪年》另记一段：田布杀大夫公孙孙，公孙会占据廪丘叛归赵氏，田布围攻廪丘，三晋出兵相救，龙泽一战，田氏的军队败走。这段记载该系在哪一代，今天对不齐；能说的是，田氏代齐的中途，族内的刀兵与外国的干预都来过。

收场用了一种少见的格式。公元前391年，田和——田常的曾孙，史称田太公——把齐康公（吕贷，公元前404—前379年在位）迁到海上，给他一座城做食邑，「以奉其先祀」：姜氏的宗庙，由被废的国君在海边继续供奉。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田和与魏文侯（魏斯）会于浊泽，请他出面替自己向周室请命；魏文侯派使者报告周天子与诸侯，周天子许了。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田和正式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列入周王室的诸侯序列，从这一年起用自己的纪年。齐康公又在海上活了几年，死后，「吕氏遂绝其祀」，姜太公传下来的祭祀就此断绝。从陈完奔齐到田和立侯，田氏用了两百八十六年。

命与实

田和走过的那道手续，十七年前韩、赵、魏已经走过一遍。周威烈王（姬午，公元前425—前402年在位）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史记·周本纪》在这一年记下的事很短，只有两件：

九鼎震。命韩、魏、赵为诸侯。

九鼎，相传是禹收九州之金铸成的九件宝鼎，世代相传，是周室王权的凭证。它震动的同一年，周王把三家晋大夫命为诸侯。两件事写在同一句里，是太史公留下的相邻；它们有没有关系，他没有说。

同一件事，《史记》自己写了五个样。《周本纪》用「命」，《晋世家》说「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韩世家》说「与赵、魏俱得列为诸侯」，《魏世家》说「魏、赵、韩列为诸侯」，到了《赵世家》，写法是「魏、韩、赵皆相立为诸侯」——相立，互相立，不等天子而自己互立。一部书里，恩典、手续、自助并存。各篇所据的旧史来源不同，措辞跟着来源走，不必读成太史公有意存下的两样笔法；但五种写法并存于一部书而无人删齐，说明对这件事的观感，当时与后世从来不止一种。

名分在册命前夜还值多少，另有一件实物可参。有一件这一时期的铜钟，铭文记着韩氏将领的战功：伐秦、迫齐、攻入长城，纪年相当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也就是册命的前一年；战功的确认仍要走过三级——「赏于韩宗，命于晋公，昭于天子」，由族长行赏，由晋侯册命，再报告周天子。铭文的个别释读至今仍有待核之处，但三级的次第是清楚的。假如名分从头到尾只是一道登记，册命前一年的人不会还按这套旧路数报功。名分还在计价，只是掌着计价的人，手里已经没有货了。

假设周王拒不册命，会怎样？两次册命的交涉过程，史书只留下「请」「许」「命」几个字，周王从中得到什么对价，无人记下一笔，这个问题没有材料可答。能观察到的只有时间：从三家灭智到受命，隔了五十年，其间没有人抢在册命之前自称诸侯；田氏从弑君到立侯，等了九十五年。等着，说明那张纸还值价；谁来请都给，说明那张纸标不出实价。

名分到手之后，晋侯还存在了二十七年。到晋幽公时，晋国只剩绛与曲沃两座城，「晋畏，反朝韩、赵、魏之君」——国君反倒要去朝见自家的大夫。晋静公二年（公元前376年，一说前369年前后），魏、韩、赵「灭晋后而三分其地，静公迁为家人，晋绝不祀」：废为庶民，宗庙香火断绝。齐国的旧君是另一种下场：康公食一城、奉先祀，在海边又供了十几年香火才绝。两种收场并排放着，当时人没有留下解释；今天能说的只是，新政权处置旧君，连格式都没有统一。

后世史家替这件事算过两笔账。北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就从这一年写起，全书第一篇评论给了它：三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他设想过反方——周室衰微，想不许也做不到吧——然后自己驳回：三晋若不请而自立，就是悖逆之臣，天下自有人奉礼义讨伐；正因为请了、许了，才「谁得而讨之」。他看见的关节是准的：请与不请，差别不在实力，在「谁得而讨」四个字。太史公把账算得更早：田常杀简公那年，「诸侯晏然弗讨」——讨伐的缺席，比承认早了七十多年。

政权的合法性从此靠什么？这桩事给出的答案，是一先一后两样东西：先做成，再被承认。做成的那一半，公元前453年已经齐了——地、兵、与国样样在手，不待王命而有实；承认的那一半迟了五十年才来，两次都是一请即得，史书连一点讨价还价的痕迹都没留下。血统与天命的旧公式没有被谁宣布废除，只是被掏空了内容：天子的承认，从权力的来源退成了最后一道手续。这道手续省不掉，否则那五十年、九十五年的等待无法解释；它也拦不住任何人，否则两次册命不会连一页谈判记录都没有。这套做法一出生就有人照着走：田和走的就是三家走过的路子，请命由个案变成了惯例。魏文侯——出面替田和向周室请命的人，十七年前自己刚被命为诸侯——同时经营着另一层本钱：受业于孔子的弟子子夏，礼敬贤士段干木，「由此得誉于诸侯」。地、命、名三层齐备，战国新政权的样子自此完整。

埋在侯马土里的玉片，约束的是家臣对一姓的忠诚，要神灵作证；一百年后，这一姓的子孙成为诸侯，凭的是周王的一句话。誓词写在玉石上，今天还读得出；那道命令的原文没有传下来，留下的只有五种写法互异的转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