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兴起与百家争鸣

郭店的竹简

约公元前三百年，楚地一座墓落葬，地点在今湖北荆门郭店。陪葬的器物之外，墓里还放了一批竹简。竹简上是书：有《老子》的三种抄本，有《五行》《唐虞之道》等一批后来归入儒家名下的篇章，今天称为郭店楚简。墓主是谁，研究者提出过几种猜测，都定不下来。定得下来的是这批简的性质：它们全是抄本。也就是说，这些书写成之后，又在楚地被一笔一笔重新抄写过。抄写要有识字的人，要竹，要工夫，还要有人肯出这份钱。

这些书的老家都不在楚。《老子》一书，《史记》说它出自周王室一位守藏室之史：老子见周室衰微，辞官西去，出关时留下五千言。同一篇传里，司马迁又记下另外两个人选，末了加一句「世莫知其然否」：这个人是谁，到汉代已经查不清。人查不清，这个讲法的形状却很清楚：它把书的来历安在王室的守藏室里，把书的散逸系于周室的衰微。儒家的那一批，线索明白一些：出自鲁地孔门，从曲阜（今山东曲阜）到这座楚墓，隔着上千里。书是跟着人走的。

竹简自己不会走路。把它们从中原带到楚地的是人——能读、能写、能讲、肯为这批书花钱的人。这样的人原本守在什么地方，如今怎么走了出来，走出来又靠什么吃饭、为谁所用？把问题放大一层：贵族世界瓦解之后，知识和人材流向了哪里？

君臣无常位

贵族世界在瓦解，这是当时人自己嘴里说出的话。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昭公被国中最强的家族季氏赶出国，出奔到齐，在外多年，最后客死在晋国（公元前510年）。昭公死后，晋国的史官史墨同晋卿赵简子谈起这件事，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他引《诗》「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说「三后之姓，于今为庶」——虞、夏、商三代的王族后裔，如今已是庶民。季氏逐君，鲁国人照样过日子，史墨拿世变的常理来解释，答话里没有一点惊怪。

再早三十多年，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鲁国大夫叔孙豹——人称穆叔——同晋国大夫范宣子争什么叫「不朽」。范宣子数自家世代食禄的世系，以为这就是不朽。穆叔说，那不过是「保姓受氏，以守宗祊」，守住姓氏宗庙、代代有俸禄，这样的家族哪个国家都有，算不得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世袭的姓氏与俸禄，被贵族自己贬出了不朽之外。这话出在制度改动之前——等级还没有动，掂量等级的尺子先换了。

把人材当成可以计价的东西，这种说法也先于游士出现。鲁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蔡国大夫声子对令尹子木——令尹就是楚国的执政——说：晋国的大夫贤能，「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人像杞木、梓木、皮革一样，从楚国流出去，被晋国用了。不过那时流出去的是获罪出奔的卿大夫，还在贵族世界的里面，与后来凭学问周游列国的游士画不上直线。能说的是：把人同物产并排计价的话式，春秋时已经有了。

封闭的一面也有人记着。战国编成的《国语》，其中《齐语》一篇有一幅春秋齐国的图景：士之子恒为士，从小习练，不见异物而迁；同一篇里又写着，齐国派出「游士八十人」，带着车马财币周游四方，号召天下的贤士。《国语》成书于战国，这幅图更像战国人想象中的春秋制度，当不得那时的实况。可封闭的世业与开放的招募挤在同一幅图里——画这幅图的人，正站在两个世界之间。

两个世界之间，列国的竞争一年紧过一年。战争要会带兵的人，变法要能立法的人，邦交要善游说的人，都要得快。旧贵族的名册按血统排，排不出国家此刻要的本事；名册之外的人，开始有了价钱。谁肯出价、出什么价，就决定了这些人往哪里去。

师门

在这条松动的界线处，最著名的一个名字是孔子。《史记·孔子世家》说他「贫且贱」，年轻时给鲁国季氏家当过管仓账的小吏，管过牲畜，都做得不坏。有一回季氏设宴招待士人，孔子去了，被季氏的家臣阳虎拦在门外：「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季氏招待的是士，可不敢招待你。士是贵族等级的末层，这名分可以给，也可以当面驳回。孔子出身一个已经败落的旧家族，那时就落在这条界线的下面。这条记载出自汉人笔下，记的那条界线却是真的：士的名分，从那时起要争、也可以争。

这样一个人，后来收徒教书。《论语》里留着他定的门槛：「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脩就是十条干肉，备一份这样的薄礼来，他没有不教的。书里还有四个字：「有教无类。」教的内容后来分作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论语·先进》里各科都列着成名的弟子。他的弟子子游在武城这个小邑主事，孔子路过，听见满城弦歌之声——礼乐之教，已经跟着门生下到了地方城邑。

门生一共有多少？《史记》自己就有两本账：《孔子世家》说「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仲尼弟子列传》又说「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同一部书，数对不上。这些数字只能当作「被反复讲述的规模」来读，当不得统计。能指实的是个案：子路本是个粗野人，「冠雄鸡，佩豭豚」，还欺凌过孔子，后来改换儒生的衣冠，托门人引荐，做了弟子。收徒收到宗法身份之外去，有实例；但门生整体出自哪些阶层，留下来的全是成了名的人的名单，推不出来。

孔子死后，门生散了。《史记·儒林列传》记：「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子夏住在魏国的西河教书，做了魏文侯的老师。一国之君向孔门的弟子执弟子礼，这是新有的事，同一段记载也说「是时独魏文侯好学」。这段记载还说，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这几人出自子夏的门下，又给王侯做了老师——受这份师礼的，已经是孔门的再传一辈了。可这几人后来分属儒、墨、兵各家，挤在同一个师门里，更像汉代人整理出来的谱系。

与孔门并称的是墨家。战国末年的韩非回顾前事，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墨家的书《墨子》，把开放用人写成公开的纲领，《尚贤》篇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给高爵，给重禄，「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纲领是纲领，哪一国真的照它办了，没有记录可查；但一家学派把「出身不限」写进自己的主张，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主张背后有听得见的需求。墨家自己也往外送人：墨子把弟子耕柱子荐到楚国做官，把公尚过派到越国游说。书里还有一条自家定的规矩：「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进一个国家，先看它缺什么，再决定讲什么。

养士与传食

学成了的人往哪里去？能回答的只有传记，而传记只收成了名的人。司马迁归纳过流向：「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韩、赵、魏是流出地，秦是收进处。个案确实对得上。卫国人吴起，学过儒门，在鲁国做官受疑，去了魏文侯那里，最后入楚，楚悼王用他做相，他「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养士的粮饷，明文写着是从旧贵族的开支里挪出来的。郑国旧臣申不害地位低微，凭一套「术」说动韩昭侯，做了韩相。魏国人张仪入秦，秦惠文王（嬴驷，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用他做客卿，与他谋伐诸侯——客卿，就是把外来的人直接安进决策核心的位子；同是魏国人的范雎，家贫无以自资，辗转入秦，也拜了客卿。最完整的一例是楚国人李斯：本是上蔡（今河南上蔡）的小吏，看见茅厕里的老鼠与粮仓里的老鼠，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于是到兰陵（今山东兰陵）从荀卿——就是通常说的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他掂量列国：楚王不足事，六国皆弱，于是西入秦。辞别老师时他说：「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

肯出价的是三种主顾，不过它们不在同一个年代：公家养士的盛势在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的齐国，私门养士的名场面在公元前三世纪后半。摆在一起看，看的是渠道在换手，不是同一时刻的盛况。第一种主顾是私门。齐国公子孟尝君（田文），《史记》说他招致食客数千人，来路不拘，「无贵贱一与文等」；魏国公子信陵君、赵国公子平原君那里，也各有「食客三千人」「宾客盖至者数千人」的说法。三千也好，数千也好，都是概数，当不得统计。养客的账倒是留下来一句：孟尝君在封邑薛放债收息，起因就是「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封邑的进项，供不起这批客人。私门的供养，顶在主人的封邑与禄位上：后来孟尝君失势，门客一时散去，门客冯驩拿集市劝他：清晨的市门，人挤着进去；天黑之后，走过的人连胳膊都懒得摆——「富贵多士，贫贱寡友」。这是当时人留下的、最接近把士的聚散说成集市的一段比喻。用今人习惯的说法，这叫一个市场；要记得这是借来的词——当时人自己留下的，只有这段集市的比喻，和李斯那一句「游说者之秋」。私门里还有一路是商人。阳翟（今河南禹州）大商人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后来做了秦国的相邦；他看四国的公子竞相养士，觉得以秦之强不该不如，也招致士人厚遇，又命门客人人著书，集为二十余万言，就是《吕氏春秋》。他当年看中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说「此奇货可居」——那套算盘，原样打到了人身上。

第二种主顾是公家的名器。齐宣王时，齐国在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的稷门一带养了一批学士，人称稷下先生：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等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赐宅第，给上大夫的名位，不任实职，专供议论；稷下学士因此「复盛，且数百千人」。同一句里，「七十六人」与含糊的「数百千人」并排放着，哪个近实情，分辨不了。这些人有赵人、有楚人，来自各国。后人称它为「稷下学宫」，可这批人议过什么、怎么议，一条记录也没有留下；能看出的只是编制化的痕迹——列大夫的位子有缺可补，荀卿「三为祭酒」，三次做这个班次的领袖；后来他被谗去楚，楚国的春申君让他做兰陵令。养这批人的用处，《史记》点破过：「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养士是做给各国宾客看的门面。

第三种主顾是国家。燕昭王在国家残破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老臣郭隗对他说：王要招士，先从我郭隗开始，何况比我贤的。于是乐毅从魏国来，驺衍从齐国来，剧辛从赵国来，「士争趋燕」。《战国策》给郭隗配了千金买马骨的故事，那是策士说理的寓言，当不得史实；「卑身厚币」四个字，倒是实录。国家的出价里，最重的一档就是客卿。客人与主家之间也不牢靠：乐毅在燕国建了功，燕昭王一死，继位的燕惠王另派骑劫替他，乐毅惧祸降赵，晚年往来燕、赵之间，两国都以客卿待他。换了一个国君，先君的客人就成了新君的祸患。

出价的说完了，被买的人自己怎么说？留下的自述有三种。一种是替自己的生计辩护。《孟子》里，弟子彭更问老师：几十乘车、几百人跟着，从这一国吃到那一国，「传食于诸侯」，不太过分吗？孟子答：各业互通有无，以有余补不足——「子食功乎？」你吃饭，吃的是你出的那份功。《吕氏春秋》里另有一场：匡章讥诮惠施「无耕而食，其害稼亦甚矣」；惠施把自己比作筑城时拿标尺指挥的人——土是众人搬的，活计是他安排的。士不耕而食，在当时已是公开的争论，骂的话与辩的话都留了下来。《孟子》里另有一句：「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士这个人群，正是没有恒产的人群。

第二种自述，是替自己的身份定级。《荀子》说，为学「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又把儒者排成座次：大儒，是天子三公的材料；小儒，是诸侯、大夫、士的材料；众人，是工农商贾。书里还替君主算账：用俗人则国亡，用俗儒则国存，用雅儒则国安，用大儒则可以王天下。给自己的人群命名、分级、开价，这些账，有一半是开给买主看的。

第三种自述，把行情本身剖开了。战国末年的韩非，账算得最冷。《五蠹》篇说：「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所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他给君主开的方子，是把这个局面整个关掉：「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同一篇里，他拿孔子算账：仲尼是天下的圣人，甘心为他服役的不过七十人。七十这个数，《史记》里叫「身通六艺者」——数字没有变，换了用处。

学说与学说之间，受待见的程度并不一样，这差别是当时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把两种遭遇排在一处：齐人驺衍到梁，梁惠王郊外迎接；到赵，平原君侧着身子替他拂席；到燕，燕昭王拥帚清道，筑碣石宫请他讲学。而邹国人孟子（孟轲）见齐宣王，不能用；见梁惠王——梁就是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之后的魏——被当成迂阔、不切事情。史家在同一段里交代了缘由：那时秦用商鞅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天下致力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孟子却讲唐、虞、三代的德政，所以走到哪里都不合。两人并排放在一卷书里，也许是史家点题的安排；但出钱一方眼下的需要，定着学说受待见的厚薄，不止这一处孤证：墨家的「入国择务」是自供，「传食」之争是旁证。需要定得住学说受不受待见，定不住学说的来路：庄子拒绝楚威王的聘相，这样的人从来不曾为自己开过价；学派内部的分化，也看不出与诸侯相干，《显学》篇记，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墨子死后墨分为三，各家都自称真传——「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

还要分清一笔：「争」是当时的，「家」的地图是后画的。荀子已说「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史记》记甘茂「学百家之术」——这个词，战国人自己在用。把诸子画成图谱是后来的事：战国末韩非数出儒八家、墨三家，西汉司马谈分作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分作十家。三套地图互不重合；诸子自己认的是师与徒，「儒家」「法家」这类称呼，是汉人回头贴上的标签。

改道

公元前221年，秦并天下，出钱养士的只剩一家。几年之后，身为丞相的李斯上一道奏议，把这个变化自己说了出来：「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他请求：史官所藏不是秦记的一律烧掉；天下敢有收藏诗、书、百家语的，送到郡守、县尉那里一起烧；「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竞争招士的时代与法令出一的时代，被当事人用这一句话连成了因果。不过这是一道奏议立下的规定，各地烧到什么程度，没有账可查；「以吏为师」这四个字，《史记》在两处都记着，字句略有出入——《秦始皇本纪》作「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李斯列传》作「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本纪那一处，把可学的东西限死在法令里。

这一刀砍掉了哪一部分，几年后现了形。秦末陈胜（陈涉）起兵称王，鲁国的儒生抱着孔家的礼器去投奔他——《史记》说，是秦烧了他们的书，积怨发愤；汉军围鲁时，城里的儒生还在「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师门、抄本、礼器，这些东西不靠比着出价活。到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即位，朝廷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揽儒者数百人；公孙弘以治《春秋》的一个白衣，做到三公，封平津侯——《史记》说，「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游说的旧路却断了：主父偃北游燕、赵、中山，处处「莫能厚遇」，为客甚困；最后上书朝廷，早奏暮召。路只剩一条，走通倒更快。

汉代人回头总结战国，得出一个公式。东方朔答客难，说张仪、苏秦那个时候，周室大坏，诸侯并立，「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如今天下合为一家，纵有圣人，也无处施展——「时异则事异」。这个公式是汉代人造的，概括的是汉人心中的战国；得士与强国之间有没有一笔可核的账，战国本身一个数字也没有留下。东汉班固把话说得更全：九家之学「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所以「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这个答案同前面讲的几乎重合——但它是东汉史家的建构，拿它来互证，就绕成了圈子。

把这几百年并起来看，接人吃饭的渠道换了三次手。最早，人的出路锁在宗族与采邑里，就是穆叔贬低的「世禄」那种安排；战国中期，换到公家手里，稷下的学士、入秦的客卿，名器与俸禄都由国家出；战国晚期，又换到封君与豪商的私门里，食客养在封邑的进项上，场面推到最盛；到天下统一，渠道并做一条，收在唯一剩下的国家手里。同在这一编的商鞅变法一章里，国家把农户的身份收进爵级与户籍；在士这一边，国家收走的是出路本身。这套安排的代价，落在不合需求的学说与不肯出售自己的人身上：买的人多时，「不合」还卖得掉、还拒得起；出钱的只剩一个之后，连「不合」的退路也没有了。韩非在战国开出的那个方子，当时没有君主真用；统一之后，李斯把它递了上去。知识和人材，走出宗族与采邑，流向公家的名器，流向肯出价的私门，最后流向唯一剩下的国家。

假如竞争提前结束——比如某一国早一代并吞天下——争鸣还会不会成这个样子？材料能给一半答案。不靠买主争着要的东西会照旧存在：秦火之后鲁地的弦歌没有断，是现成的对照；庄子式的拒聘，从来不靠谁出价。全靠多家买主才有的东西会不存在：郊迎与不见的待遇之差，卑身厚币的姿态，「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的写作动机——世主只剩一个，「干」字就无从干起。能说的是：多家争买的局面塑造出来的是知识的形状——哪家排在前面，哪家卖不出去；知识本身的生灭，不全系于它。

还留着一个问题收不了尾：士流向了国家，国家凭什么从这些人里挑、怎么挑？客卿是点名买人，算不得制度；贤良文学的名目，武帝朝已经有了，它怎样长成一套定规，是后来的事。主父偃那种早奏暮召的走法，快则快矣，评判的权柄整个押在皇帝一个人眼里。这条路走成了什么样的规矩，战国没有给答案；答案在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