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与文官的形成

太子家令

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九月，一道诏书发到诸侯王、公卿、郡守手里，命他们举荐「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品行端正、敢于当面批评朝政的人。被举的人聚到长安（今陕西西安），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亲自出题，当面交代：答对要写下来，「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写完层层封严，再送进宫里。这就是史书里说的「对策」。留下来的一份答卷，开头先写明举主：三位列侯加廷尉、陇西（治今甘肃临洮）太守，五个人联名，保举一位「太子家令臣错」。太子家令是太子宫中的总管属官；这位晁错不是田野里的贤人，他已经是朝廷命官，对策之后迁为中大夫——宫中掌议论的侍从官。

后人读汉代史，常说选官「从世袭到察举」。这话说对了一半：汉初的官职并不父子相传，「世袭」两个字不准确；后半句所指的那套办法——由地方长官按名目、按名额向上推荐，朝廷任命——史书里叫「察举」。它实际怎么操作？每一次，推荐的是谁，按什么标准，出了错找谁？这套办法不是一次立成的：三百年间层层加码，每一层都对应一次已经发生的失灵。

文帝十五年这份答卷出现之前，汉初的官场走的是三条旧路。一是任子：官吏做到二千石——郡守一级的俸禄等级，也代指这一级的官——任职满三年，可以保举子弟一人为郎，张汤之子张安世就是「少以父任为郎」。二是赀选：家资满十算才有作官资格，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57—前141年在位）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放宽到四算，诏书自己承认「廉士算不必众」——家产门槛与德行无关；张释之「以赀为骑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调，他算过一笔账：「久宦减仲之产」，官作下去，要把哥哥的家产耗掉。三是功次：凭资历熬年头，如冯谭「以功次补天水司马」。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初年，儒者董仲舒在对策里给这几条路下过断语：「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

德行名目在旧格局里不是没有，只是挂不在仕途上。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的诏书把三老、孝悌、力田按户口比率设成常员，做的是乡里的教化，不是选官。同一份诏书还自认了一桩尴尬：「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上万户的县报告无人可举，朝廷把原因归为「吏举贤之道未备」。这种推荐式的动作，在武帝以前已经空转过。读书人的处境，《汉书·儒林传》有一句话：景帝时博士们「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贤良与孝廉

贤良一科的开头与灾异绑在一起。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日食，诏书借此求言，第一次写下「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唐人杜佑在《通典》里概括：此后凡日蚀、地震、山崩、川竭，都诏举贤良直言，「率以为常」。这类举荐没有定额，有事才下诏。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新皇帝即位又诏举贤良，丞相上奏：所举之人有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学的，「乱国政，请皆罢」，奏可。举什么名目、容什么学问，由中央定。

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是这条线上的大年份。当时的历法以十月为岁首，这一年的年首——冬十一月——朝廷先下了令：「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武帝纪》）每个郡、每个王国，每年都要按「孝」与「廉」的名目向上推荐：按《通典》的解释，孝是善事父母，廉是清洁廉隅。同年后半的五月，又诏举贤良，董仲舒连对三策，其中一条方案：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吏民中的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又请兴太学——朝廷在都城设立的最高学府——养士。

这道令与董仲舒的方案同一年出现，主张也相像——岁贡、定额、赏罚俱全。谁促成了谁，记载却不一致：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末尾说「皆自仲舒发之」；《资治通鉴》索性写明举孝廉是「从董仲舒之言也」，把对策移到了建元元年；而《武帝纪》自己的次序里，令排在年首的十一月，策排在五月，令在策前，没有说两事相连。方案与令文同构是看得见的，先后与因果只能并存诸说。

贤良对策这条路，本身走得磕磕绊绊。菑川国（治剧，今山东寿光南）人公孙弘，建元元年六十岁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出使匈奴回来不合皇帝心意，称病免归。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菑川国又推举他，他推辞：前次已因不称职罢归，请另选他人；国人坚持推举——推荐是郡国的法定差事，不由被举者辞谢。这一回太常把他的名次排在下等，策文送上去，武帝拔为第一，后来官至丞相，封平津侯。《汉书·儒林传》记了这一跃的后果：「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孝廉岁举立了，郡国却不一定举。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十一月，诏书自己承认：「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有司奉命议罪，奏上：「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武帝批准，不推荐从此有罪。这条罪条的分量可以反过来想：文帝朝的孝悌、力田有令无罚，落到「万家之县云无应令」便没了下文；元朔元年若不补上这条罪，孝廉多半也沿那条旧路空转下去。至于元光到元朔之间的六年，各郡举没举、举了多少，没有留下记录；能看到的，只有失灵时被写出来的这一次。

此后名目陆续添：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诏察「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出使绝国者——茂材即秀才，东汉人避光武帝（刘秀，25—57年在位）讳，改写作茂；明经——通晓经术——一科也有个案。名目分两层：贤良、直言随灾异下诏，是特科；孝廉按年按额，是岁科。茂才此时不在岁科里，只随特诏而下，按年举茂才要到东汉才成定制。

郎官与太学

人被举到京师，之后怎么办？这一步的完整规定——先到哪里报到、要不要试、拜什么官——只见于东汉人辑录的官制书，如《汉官仪》说孝廉「诣御史举试，拜为郎中」。条文是后人整理追述的，是不是西汉当时的实况，没有同时代的材料可核；能确认的骨架是：被举者要到京师报到，多数人先补郎官。

郎官是宫中的宿卫侍从，秩比三百石上下，没有定额，也是官员的预备队——董仲舒说「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就是这条出路。东汉的定制写得明白：「郡国举孝廉以补三署郎」——三署即五官、左、右三署。从郎再外放为县令长，是看得见的路：郑弘在会稽（今浙江绍兴）由太守第五伦举孝廉起家。举而不就也被承认：赵咨「州郡召举孝廉，并不就」。察举在全部仕途里占多大分量，两汉没有留下可统计的记录，只能说它是主要通道之一。

推荐的现场是什么模样，东汉安帝（刘祜，106—125年在位）朝留了一例。胡广是本郡的一名郡吏，太守法雄到岁终要举孝廉，大会群吏，让儿子法真在窗间观察；法真看中了胡广，报告父亲，于是察举。胡广到京师，试章奏——起草公文的考试——安帝看了，评为天下第一，不出一月拜尚书郎。举主选定、京师考试、拜官为郎，三步俱全。

另一条轨在学校。公孙弘作丞相时奏请：为博士——学官，掌经学教授——置弟子五十人，免除徭役；太常选民间十八岁以上、仪表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二千石察访好文学、敬长上的年轻人，「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跟着每年进京的上计吏一道来。每年考课：通一经以上，补文学掌故——郡国一级管文教的属官；成绩高等的，可以为郎中。弟子员额此后一路放开：汉元帝（刘奭，公元前49—前33年在位）时设员千人，汉成帝（刘骜，公元前33—前7年在位）末年一度增到三千，不久又缩回。《汉书·儒林传》总括这一百多年：「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射策就是抽题作答。

与经学并行的，是吏的另一套资格。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出土的汉简里，边塞候长、燧长的名刺（自报家门与资历的文书）逐人写着「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加上任职年月、年龄、身高。这是西汉末年的实物：一个边塞小吏凭的是写、算、知律令，与太学里读的经各是各的。举错了人找谁，也有实案：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列侯张勃举太官献丞陈汤为茂材，后来陈汤有罪，张勃「坐选举故不以实」，削去食邑二百户。连坐的条款，真的开动过。

口率与限年

东汉把定额摊得更细：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的诏书，《通典》记了下来——三公（东汉指太尉、司徒、司空）各举茂才、廉吏一人，将军、光禄勋、司隶校尉、州牧各有员额，举荐成了各衙门分摊的年度差事。配套的规矩还有一条：郡国守相到任未满一年不得察举，追述的理由是时日太短、知人不深。

名额按郡国均摊，年头久了显出不均。汉和帝（刘肇，88—105年在位）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丁鸿代袁安为司徒。当时大郡人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二十万口、还杂着蛮夷的也举二人，和帝认为不均，交公卿会议。丁鸿与司空刘方上言：郡国按口数分等，二十万口岁举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一百万五人，一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的两年一人，不满十万的三年一人。和帝采纳。后来朝廷又给缘边诸郡减额：十万口以上岁举一人，不满十万两年一人，五万以下三年一人——诏书自己交代理由：「边役众剧，进仕路狭。」名额从此挂在郡国报上来的登记口数上。唐人杜佑按这个口率和当时的户口推校，估计「一岁所贡不过二百余人」——这是后人的推算，不是汉朝留下的账。

名额之外，另一层毛病出在举主心里。汉明帝（刘庄，57—75年在位）永平元年（公元58年），长水校尉樊鯈上言：「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专挑年轻的，为的是恩情还得回来。明帝听从了，处置是申饬郡国「简用良俊」，不动条文。六十多年后，左雄作冀州（约当今河北中南部）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请托，雄常闭门不与交通」。同一毛病，当年的申饬没有治好；只下诏劝谕、不改条文，已经被证明无效过一次。

顺帝（刘保，125—144年在位）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冬，朝廷从尚书令左雄之议，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左雄的原奏更细：被举者先到公府，儒生考家法——师承的经说，文吏考笺奏——公文写作，答卷副本再送端门复核；端门是洛阳（今河南洛阳）宫城的南门。原奏又引孔子「四十不惑」、《礼》「强仕」为据，又留了一个口子：「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这道限年，诏面上说的是学成与资历；樊鯈七十多年前那句话提示的还有一层——年四十以上，举主的恩情不好寄存——这层动机没有明写，只能两说并陈。

反对的意见当时就摆在案上。胡广与史敞、郭虔上书驳议：「选举因才，无拘定制。」终军、贾谊成名都在二十岁上下，「今以一臣之言，不可灭戾旧章」。朝廷没有收回，《通典》记作「竟从雄议」。第二年——阳嘉二年（公元133年）——新制立刻见案：广陵（治今江苏扬州）孝廉徐淑年不满四十，尚书台的郎官起了疑，诘问他；他援引诏书里「有如颜回、子奇，不拘年齿」一句自辩。左雄问：「昔颜回闻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几邪？」徐淑答不上来，遣归本郡。随后算总账：济阴（治今山东定陶）太守胡广等十余人「坐谬举免黜」——上年驳议新制的胡广，自己也在这份名单里；合格的只有汝南（今河南驻马店一带）陈蕃、颍川（治今河南禹州）李膺、下邳（治今江苏睢宁西北）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后汉书》接着写：「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这是一次、一科、京师复核的数字，不是全国一年的总数。

同一年，太史令张衡在对策里批评新制「弃本而取末」：二百年取士先孝行，如今以章句、奏案为限，「虽有至孝，犹不应科」。范晔写《后汉书》，一面把胡广、张衡这班人归入「泥滞旧方」的反对者，一面说此后「察选清平，多得其人」——这是史家的评语；改制的实际效果没有可量的材料，请托的记载此后也没有断绝。

门生故吏

限年与考试管的是资格，管不到举主与被举者之间的那层私人关系。汉章帝（刘炟，75—88年在位）元和元年（公元84年），郑弘作太尉，他的举主——当时叫「举将」——第五伦作司空，班次在太尉之下；每逢大朝会，郑弘对第五伦「曲躬而自卑」。章帝问知缘故，命人在两人之间立一扇云母屏风，「由此以为故事」。被举者对举主的礼数，进了朝廷仪注。

关系结成网，朝廷的对付是回避。汉桓帝（刘志，146—167年在位）、灵帝（刘宏，168—189年在位）间，京师有民谣：「欲得不能，光禄茂才。」光禄勋每年从郎官里举茂才，当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见遗」。灵帝朝又因州郡互相阿附、人情比周，定下「三互」之法：有婚姻关系的两家、两州的人，不得相互作对方的长官。禁网密到这个地步，官却配不齐了——幽州（约当今河北北部）、冀州的刺史久空缺，议郎蔡邕请放宽，灵帝不听。再后来党锢祸起——把「党人」列名禁锢、终身不得作官——连坐的名目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门生是门下依附的学生，故吏是旧日的属吏，朝廷自己承认这是一群可以一并治罪的实体。到汉末，群雄之一的袁绍，家里「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后汉书·袁绍传》）。察举造出来的这层关系，反过来绑住了朝廷的手脚。

制度本身没有停在阳嘉元年。大臣黄琼奏请，在儒生、文吏之外增「孝悌」「能从政」两科，凑成四科；左雄所立的公府初试、端门覆试，后来尚书张盛奏请废除，黄琼力争：「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留了下来。太学的博士试甲乙科，争名次争到「更相告讼，颇行贿赂」，甚至有人改动皇家藏书的《五经》文字迁就自己的师说。汉末曹操秉政，搬出汉家丞相府的旧例「四科辟士」——那是另一套四科：德行、经学、法令、治事各一科——「凡所举士，先试之以职」；这套条文的完整文本只见于后世辑本，被系到武帝名下是后人所为，年代存疑。魏文帝（曹丕，220—226年在位）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下诏，除旧汉限年之制，「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限年一条废了，考试一条留了下来。

这三百年的变动怎么读，历来不止一说。班固说「皆自仲舒发之」，循此一读：选官标准从家财与资历换成德行和经学，是儒学的胜利。把诏书排成一列，又可读出另一层：每一次举都以皇帝的诏令开头，名目由中央定，对策由皇帝亲阅，名额由朝廷分，不举的由朝廷定罪——这是皇帝绕开旧资格、把手伸进郡国人名册的办法。还可以有第三读：丞相府四科里，明达法令、刚毅多略两科是职事标准，阳嘉令考文吏的是笺奏，边塞名刺要的是「能书会计，颇知律令」——演进的方向未必是儒化，也可以读作文法资格的一步步细密。三种读法对着同一批条文，分歧在动机，动机没有材料可判。

文帝十五年那份密封的答卷，开头的举主名单已经把答案写好了一半：推荐的是官，不是乡里的父老；被举的是太子家令，不是田野里的贤人。三百年间添上的另一半是：名额先按郡国、后按口数，被举者诣京师，或试或不试，多数先作郎官，举错了找举主，阳嘉以后不满四十不得应选、答卷还要复核。程序的每一环都查得到条文；三百年间共举了多少人、这些人从哪里来，总账没有留下来。这套办法的后来也清楚：魏晋的九品中正接走了地方评品那一半，隋唐的科举接走了考试那一半——这是后人的概括，汉代人自己没有这样安排过。察举留下的那层「谁举了谁」的关系，到东汉末年长成议论朝政、品评人物的士人集团，也长成朝廷的罪名；清议与党锢，都在这条线的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