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与无为

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秋，长安北面的渭桥上，太尉周勃跪着把天子玺符举过头顶。桥那一头站着从代国来的代王刘恒。几个月前吕后刚死，执掌南北军的诸吕被周勃、陈平这班开国老臣尽数诛灭，皇位空出来，大臣们商量之后，选中了远在代地（今山西北部）、母家无权无势的刘恒。刘恒一路疑惧，到长安城外先派人进城探看，直到渭桥仍不肯接玺，只说「至代邸而议之」。当天夜里他进了未央宫，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自己从代国带来的宋昌拜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帝位是别人递过来的，兵权要连夜拿回自己人手里——他此后二十三年的做法，都能从这两件事里找到来历。

这个朝廷接手的是什么天下，史书毫不含糊：秦末到汉初仗打了十几年，接着是吕氏与功臣之间一轮血洗。轮到刘恒——史称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坐进未央宫的时候，「折腾」的本钱、班底、胆量，他一样都不全。然而文帝与儿子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两代约四十年，被后世合称为一个治世：文景之治。这四十年里朝廷反复做的，是一件又一件「不做」：不收某种税，不设某种禁，不动某种兵，不株连某种人。帝国怎么学会「不折腾」的？

家底

穷，是汉初史书反复讲的事。《史记·平准书》说，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汉书·食货志》写得更狠：米一石卖到五千钱，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天子凑不齐四匹同色的马，将相上朝坐牛车。这类数字是大饥馑年份的刻度，不是常年市价，但开国的调子由此定下。《平准书》接着记下开国的财政原则：「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先算要花多少，再向百姓征多少。而山川、园池、市井的租税收入，从天子到封君，各自留作私用，「不领于天下之经费」；从函谷关以东漕运进长安、供应京官的粮食，一年不过几十万石。朝廷的饭量，一开头就划得很小。

比穷更要紧的一层，是没有人知道总数。文帝即位几年后已熟习国事，有一天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年断狱多少起？周勃谢不知。又问：一年钱谷出入多少？周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左丞相陈平替他解围：这些各有主管的人，问断狱找廷尉，问钱谷找治粟内史。这段问答记在《史记·陈丞相世家》里。后世的簿册会散佚，这里更进一层：官府本来就不做汇总，连皇帝和丞相都不知道全国钱谷的出入，掌握天下靠的是一件件送上来的具体事。这也预告了这四十年留给后人的东西：动作都有名目，总量一笔也没有。

还有一层在版图。高帝晚年大封同姓子弟为王；文帝即位时，朝廷直管的郡县集中在关中，函谷关以东分属齐、楚、吴等诸侯王国；北边上郡、云中以外，是匈奴骑兵。折腾需要三样本钱——钱、直属的人力、独立于功臣的兵权——文帝即位时一样都不全。他即位初年先动的是刑与言：除收帑相坐之法，一人犯罪不再株连家属；除诽谤妖言之罪，不再因言治人；除秘祝之官，不再把灾异推给下臣。这几道诏书都早于减税，方向已经摆在那里：少管人，不株连，不塞责。

「少做」的道理，朝廷里也有现成的说法。惠帝时曹参做齐国相，从胶西盖公学黄老，盖公告他「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照此治齐九年，齐国安定；后来曹参入朝为相，这套说法进了朝廷。文帝的皇后、景帝的生母窦太后好黄老之术，朝中博士虽设，无人得进用；而《史记·儒林列传》同时记下另一笔：文帝本人「本好刑名之言」。黄老的清静与刑名的课责，同时在这个朝廷里在场：「无为」不靠哪位皇帝的性情撑着，它是上下都听得进、用得惯的说法。

边储与田租

田租是文帝一朝动作最密的一条线。起点并不高：高帝时田租十五税一，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明令「减田租，复十五税一」，一个「复」字，说明轻田租已被当时人看作旧制。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下诏，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理由写在诏书里：「农，天下之大本也。」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再赐一半，这一次的诏书多了一段自白：朕亲自率天下务农十年，「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减租诏书本身，就是灾情的证词。

全免田租那道诏书，是从另一条路上绕出来的。此前几年，匈奴屡次入边，朝廷屯戍渐多，《史记·平准书》记当时的情形是「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太子家令晁错——就是后来景帝朝力主削藩的那位御史大夫——上书请招募百姓纳粟到边塞，按纳粟多少授爵：六百石授上造，四千石授五大夫，一万二千石授大庶长。文帝照办。接着晁错又上一奏，把这笔账往下算：

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汉书·食货志》）

《汉书·食货志》记这道奏的结果：「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先补边储，后免田租——田租是在边储换足之后才免掉的。晁错奏里的「支五岁」是他账面上的设想，不是边仓的实数；诏书自己写的理由仍是劝农。两套理由都在文本里，不必替古人挑一套干净的。

设若朝廷当时不许入粟拜爵，边塞的缺口就只剩两条路：征发百姓转运粮草——这正是朝廷反复说要避免的「烦苦百姓」；或者继续照征田租。文帝选了第三条：用爵位这种不花本钱的身份，向有余粮的人买粮，买到边储够支几年，再把田租免掉。免租与卖爵，是同一张账的两栏。没有那批爵位收入，朝廷还敢不敢免租，史料没有留下可核算的账目；能说的是，记载里这两个动作前后脚写进了同一篇志。

免的只是田租这一轨。人头税另有一路：算赋，后世的注释引汉律说，十五岁以上每人每年一算、一百二十钱——这是条文上的数，文景年间实际怎么收，没有当时的文书存世；另有口钱、更赋，和成丁后的徭役戍边。晁错在同一篇疏里替一个五口之家算过账：服役的不少于两人，而「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粮的半价卖掉，没粮的加一倍利息去借，「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这是政论家的笔，不是统计，但它写在免租诏书的同一个十年里。田租的免除到景帝初年为止：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令民半出田租，《汉书》的本纪与食货志一个记在元年、一个记在二年；能确定的是此后定为三十税一，成了汉家的常制。

田租免了，人头税照收——收的情形今天还看得见实物。江陵（今湖北荆州）凤凰山汉墓出土的简牍里，有文景年间乡里的算钱记录：某里某月出算若干，每算折钱各不相同，收来分项付出，有「吏奉」，有「传送」，有「口钱」；另有一件郑里禀簿，记全里放贷六十一石七斗，分户写着某户田八亩、贷八斗，某户田十亩、贷一石。这只是一个县几个里的账，收法与「一算百二十钱」的条文对不齐，学界对这批简的性质也有几种说法；它能说明的是，免税诏书往下走的时候，乡里的吏员仍在按月点算人头——条文上的减免与里巷里的征收，都只剩这样的残片。

山泽与铸钱

钱粮上的缺口，朝廷还有几样补法，凑在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一道旱蝗诏里：天下旱、蝗，皇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之禁，减服御狗马，损郎吏员，开仓赈贫，「民得卖爵」。诸侯不贡、皇家让山泽、朝廷裁员、百姓卖爵，皇家的进项与百姓的生路在同一道诏书里一起动了。弛山泽有实际的落点：山川园池的租税本是天子与封君的私奉养，放开它，是皇家先割自己的那份。

铸钱是另一格。秦钱太重，汉初已令民间改铸轻钱；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索性「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听民自铸。《史记·平准书》把后果写在同一段里：高帝之侄吴王刘濞，吴国境内有铜山，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来终于起兵；宠臣邓通得赐蜀郡严道（今四川荥经一带）的铜山，「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放开的格子里，先站上来的是有矿山的人。景帝一即位，就有人告邓通盗出塞外铸钱，家产尽数没入，邓通穷困而死。放开与收口，只隔着一个皇帝。

关口也曾放开过一回。文帝前元十二年三月，「除关，无用传」——进出函谷诸关不再查验通行证。十四年后吴楚七国起兵，乱平的第二年（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复置津关，用传出入」，查验恢复。收缩也有回摆：关口收放之间，隔着一场内战。对匈奴更是如此。和亲订过，骑兵还是来：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入朝那（今宁夏彭阳一带），杀了北地都尉，文帝想要亲征，被太后拦下；后元六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细柳、棘门、霸上三处军营扎到长安近郊。《史记》记文帝此朝的对策是「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若前元十四年那一战真打起来，太仓里还能堆下什么，无从算起；省下的军费与送出的金絮，记在同一个十年的账上。

其余几样补法，路子相同：把强征改成买卖。输粟可以赎罪，景帝时上郡以西旱，再修卖爵令，降价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养马也有价，民有车骑马一匹，可免三人的兵役；守边不用征发改用招募，晁错请募民徙居塞下，给田给屋，文帝从之。朝廷把原本用命令做的事，一件一件改成用价钱做。爵位、刑罪、兵役，原本都是身份，如今都有了价钱。

轻刑之名

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国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受肉刑，被押解西行。他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临行骂道：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最小的女儿缇萦随父到长安，上书天子，说人死不能复生，受刑断去的肢体不能复续，想改过自新也没有路，她愿没入官府为婢，赎父亲的刑罪。书奏上去，文帝下诏废除肉刑。

诏书废掉的是黥、劓、斩趾这三种残毁身体的刑名，刑罚本身照旧，换成另一套。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定的新制是一张换算表：当黥的改髡钳城旦舂，当劓的改笞三百，当斩左趾的改笞五百，当斩右趾的改弃市。这张表还做了一件此前没有的事：劳役刑有了出口——城旦舂满三年降为鬼薪白粲，再满一年降为隶臣妾，再满一年免为庶人。此前一旦沦为刑徒，终身没有尽头。

《汉书·刑法志》把这张表抄完，紧接着自己添了一笔：「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趾改弃市，是从断脚改成杀头；笞三百、笞五百，大半把人打死。景帝即位后两次往下减：前元元年笞五百减为三百、三百减为二百；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再减为二百与一百，并定下箠令——刑杖竹板长五尺，大头宽一寸、末梢薄半寸，竹节磨平，只许打臀部，行刑中途不许换人。「自是笞者得全」，《刑法志》写到这里又补了半句：「然酷吏犹以为威。」轻刑的名、杀人的实、补救的尺寸，三样在同一卷书里并存。

同一个朝廷还留下另一种记录。文帝出行，一人从桥下走出惊了驾马，廷尉张释之依法判罚金，文帝嫌轻，张释之答：「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良久，文帝说，廷尉判得对。有人盗高庙座前玉环，文帝要族诛，张释之免冠顿首：依法，弃市就够。这两桩事记在《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里。「不折腾」落到一个执法官手里，就是这个样子：皇帝两次想加重，两次被条文顶回来，而皇帝认了。

文景之后

这四十年的收成如何，同一批史书里有两套说法。《史记·平准书》回望到汉武帝即位初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民人给家足，「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段话无年份、无名目、无单位，是一笔没法折算的账；《平准书》在同段末尾自己添了一笔：「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物盛而衰。」同时代另有声音：文帝初年的太中大夫贾谊上疏，「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年成一坏，百姓就要卖子；文帝自己的诏书里，「岁一不登，民有饥色」出现过不止一次。两套话写在同一个时代；能判定的是，减租的诏书常与灾年报在同一卷里——所谓休养生息，一半是把赈灾办成了常例。

朝廷退出来的格子，别人填了进去：诸侯王坐拥连城与山泽。贾谊生前献治安策，「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文帝在位的最后几年取其一半，分齐为六、分淮南为三——拆开大国，不动封地。到景帝，晁错主削藩，「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令下，「诸侯皆諠譁疾晁错」；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赵与胶西、济南、菑川、胶东七国以「诛晁错」为名起兵，晁错被斩于东市，兵没有罢手——仗的过程，本书另有专章。对外，南越王赵佗在吕后时自称皇帝；文帝派辩士陆贾带去一封信，不争名分，不动边界，赵佗复书顿首，「去帝制，黄屋左纛」——在南越国内，帝号却照用，后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金印刻着「文帝行玺」，那是他孙辈的事。名分可以让，地面让不了。

免田租免的是按亩收的那一份，亩多的人免得多。东汉末年的荀悦把这笔账说得最直白：国家「官收百一之税」，种豪强之田的人「民收太半之赋」——交给国家的只是收成的零头，交给地主的倒是大半，所以「务除租税，适足以资富强」。这是东汉人的事后批评；文景时代土地集中到什么程度，没有材料可核，能核的是税则本身的算法：按亩减免，占田多的人按亩得益。轻租的善意与兼并的余地，写在同一条税则里。

四十年攒下的东西，下一代连本带利都用上了。《汉书·西域传》的赞语说得直接：「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才有后来的开郡通域，而「师旅之费，不可胜计」，直到「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这是《汉书》作者班固替前朝算的账，钱粮攒了多少，汉人自己也没有留下数字，留下的是方向：文景的不动，垫出了武帝的大动。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末年的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下诏，说「方今之务，在于力农」，封丞相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无为」第一次被当作量皇帝的尺子，量的恰是把本钱花出去的那位。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重定田租三十税一，诏书只写「如旧制」——文景的税额，这时已是旧制。

这四十年里，这个朝廷学会的第一件大事是不做：免一种租，弛一处禁，废一种刑，少动一次兵，每一条都有诏书可核。支撑这份不做的，是另一份换着法子做的清单：卖爵有差价，输粟可除罪，养马能免役，戍边改招募。该做的题目一样没有做完——诸侯坐大，豪强并兼，边患时起，人头税照收。距全免田租的诏书十三年，晁错被斩于东市；再过几十年，武帝朝为筹边费，酒要官卖、盐铁要官营。不做攒下的积蓄，没做完的题目，交给了同一批接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