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财政与思想

县官大空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两路出塞，与匈奴主力决战于大漠以北。捷报回到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南），跟着回来的是账单：《史记·平准书》记，捕斩首虏的将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同一篇里另一处又记「赏赐五十万金」，两数并存，说的是同一役的两笔账还是前后两役，已经分不清。这样的账单已连着来了好几年：筑朔方城（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十余万人筑城，粮草转漕辽远，「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浑邪王率数万人来降，迎接、安置、赏赐，「是岁费凡百馀巨万」；七十余万贫民迁往关西和朔方以南的新秦中，衣食全由县官供给，《汉书·武帝纪》给出一个具体到千位的数：七十二万五千口。这些都是史书里的约数，当年的计簿没有留下来；但方向是一致的——即位第二十二年，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接手时的家底，花完了。

这个家底曾经厚得惊人。《平准书》写武帝即位之初：「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穿钱的绳子烂断在库里，粮食一层压一层，烂在仓外。这是史家的形容，文景仓库的实际数字同样没有留下。能核对的是制度结构：汉初「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朝廷的经费靠田租；而山川、园池、市井的租税，「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於天下之经费」——少府管皇室的私库，大农令管国家的经费，是两本账。从山东漕运进京的粮食，每年不过数十万石。国家日常能用的进项本就有限，厚的是七十年攒下的存量。战争机器一开动，吃的正是这笔存量；存量吃完，问题就换成了进项从哪里来。

《平准书》把那个时刻写成四个字：「县官大空。」紧接着记下了朝堂上的盘算：富商大贾囤积居奇，「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于是天子与公卿商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仗还在打——匈奴未灭，南越、闽越、朝鲜、西域的事情接连而来——战争机器要钱。田租是三十税一，终武帝一朝，没有一条上调田租的条文。不动自耕农的田赋，钱从哪里来？国家把手伸向了哪里？

山海之藏

第一批被请进朝廷管钱的人，本身就是商人。元狩四年，东郭咸阳、孔仅出任大农丞，总管盐铁；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这三人的来历，《平准书》交代得很清楚：东郭咸阳是齐地（今山东北部）的大盐商，孔仅是南阳（今河南南阳）的大铁商，两家产业都积到千金，由郑当时推荐上来；桑弘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商人之子，以心算出名，十三岁入宫为侍中。国家要夺商人的利，办法是把最懂这门生意的商人请进朝廷，替国家做这门生意。

孔仅、东郭咸阳呈上的方案，开头先讲了一番道理：「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山泽海盐之利，按老规矩归皇室私库；如今皇帝「不私」，把它划给大农补贴国用——国营被说成了皇帝让出自己的私产。操作办法是：招募百姓自备工本煮盐，官家供给牢盆，就是煮盐用的大铁盆；产铁的地方设铁官，不出铁的郡设小铁官；「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左脚戴上铁镣，器具没收。

这套官署顺着资源铺开。《汉书·地理志》在郡县条目下一处一处注着「有盐官」「有铁官」——本库文本里，这样的注有盐官二十二处、铁官三十八处；通行的清点作盐官三十余处、铁官四十余处，数目对不齐，与按郡还是按县计数、传本有没有脱文有关。无论按哪个数，意思是一样的：哪里有盐场矿山，哪里就有朝廷的官。

官营的毛病，本朝人就当面说过。卜式——那个捐家财助边、被树为典型的人——后来做到御史大夫，看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彊令民卖买之」：官造的铁器粗劣，价钱贵，还硬摊给百姓买卖。他把这话说到皇帝面前，「上由是不悦卜式」。官营铁器究竟差到什么程度，几年后的盐铁会议上有更系统的指控，冶铁遗址所见的官营大作坊规模，又是另一头的证据，两头今天都对不齐。

算缗告缗

盐铁伸向的是山海，算缗伸向的是财产。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已经「初算商车」；元狩四年，「初算缗钱」。令文由公卿联名呈上：

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史记·平准书》）

令文的意思是：经商的、开作坊的、放债的，不论有没有市籍，都得自己申报财产，按财产出算——商人二千钱一算，手工业和冶铸四千一算；轺车一辆一算，商人的加倍，五丈以上的船一算。瞒报、漏报的，戍边一年，财产没收；告发的人，分没收财产的一半。有市籍的商人连同家属，从此不得登记占田，违令的没收田和僮仆。「一算」折合多少钱、占财产的几成，后世算法不一，这里只照条文。财产税靠自报，自报靠不住，朝廷先树了一个典型：卜式捐财助边，拜中郎，赐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结果「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典型没人学。劝不动，就换告发。《汉书·武帝纪》把「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系在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十一月，《资治通鉴》把「杨可告缗钱纵」系在元狩六年——财政措施的年份，这一处史料内部对不齐。能对齐的是次序：先劝捐，劝不动，再纵告。

告缗的规模，《平准书》这样记：「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朝廷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赴郡国就地办案，「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以亿计」「以千万数」是约数——是账面的没收额还是估值，郡国之间有没有重复计算，都无从考订；牵涉多少户、分布在哪几郡，也没有记载。可以当事实读的是那个范围判断：「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没收的东西有去向：钱分给各官署，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设农官，就郡县经营新到手的田；奴婢分进各苑囿，养狗马禽兽。

告缗改变的不只是国库。史料留下一条民间的反应：「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有了钱就吃好穿好，不再置办产业。置产是看得见的财富，看得见的财富就是告发的靶子。太史公写下这句话时，告缗的高潮已经过去，但民间对置产的戒心，他那一辈人还看得见。

办这样的案子，需要不循常法的人。与算缗告缗同期，张汤以峻文决狱做到廷尉，《平准书》说「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知而不举与犯者同罪，阻挠、非议新政的一追到底。颜异官居九卿，被人告发对新政「不入言而腹诽」——嘴上没说，肚子里诽谤——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杜周治告缗狱「少反者」，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肯依三尺法，他答：「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汉书·杜周传》）告缗要的是不许翻案的法庭，张汤、杜周这样的人就有了位置。

可以设想朝廷停在劝捐，不纵告发，账怎么平。那时在手边的几样工具：盐铁官营刚开张，铺网要时间；均输平准到元封年间才成体系；卖爵的口子已经开了，武功爵换来的是「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秏废」；酒榷要到天汉三年才有。这几样都得先建机构才有进账，告缗不用——发一道令，就能把民间的存量一次变现。它被选中，道理多半在这里；它的破坏也因此是一次性的——中家以上破了产，往后就没有存量可告了。

铸钱与平准

还有一只手，伸向钱本身。铸币权本不在朝廷手里：文帝时放民自铸，吴王刘濞的钱和宠臣邓通的钱布行天下。武帝一朝，币制改了不止一次。先出的是皮币和白金三品：白鹿皮方尺，沿上彩绣，定价四十万钱（《前汉纪》作三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须用它垫着玉璧才许行礼——这只手伸向的是宗室列侯。白金三品是银锡合金：龙文值三千，马文五百，龟文三百。「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过了一年多，白金「终废不行」。再改赤侧钱，以一当五，官府收支非赤侧不行；两年之后，又废。

最后的办法是垄断：悉数禁止郡国铸钱，专令上林苑的三官铸钱，「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郡国从前铸的钱一概废销，铜料解送三官。这条链上的年份又是一处对不齐：改铸五铢，《汉书·武帝纪》系在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作「罢半两钱，行五铢钱」，《资治通鉴》作「罢三铢更铸五铢」；三官专铸，《食货志》的行文与《通鉴》的系年也合不拢。能钉住的只有区间：元狩五年至元鼎四年之间，铸币权收归了中央。盗铸的规模留下一个记载：改币后五年里，经赦免的盗铸死罪有数十万人，自首的一百余万，「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这是赦免口径的累计数，不是哪一年的实况。垄断为什么站得住，《平准书》自己给了个解释：私铸「计其费不能相当」，本钱捞不回来，「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均输和平准伸向的是流通。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出任治粟都尉，代孔仅总管盐铁和大农。他奏请设大农部丞数十人，分片主管各郡国，各县普遍设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郡国该运进京的贡物，改交当地出产、在别处值钱的货，由官家转运出售。京师设平准署，「都受天下委输」，大农属下各官尽笼天下货物，贵即卖、贱即买，使富商大贾无从牟大利，物价不得腾踊。均输此前已「稍稍置」，到这时铺满郡国；《汉书·百官公卿表》里，均输官一度还列在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名下——皇室的苑囿与国家的生意，在官制表上分得并不清。

桑弘羊任上的进项，《平准书》记了几笔单项账：山东漕粮增至每年六百万石——汉初不过数十万石；太仓、甘泉仓都装满了；边境有了余粮，均输一年运出帛五百万匹。这几笔都是单项记载，把它们加成一年总收入的材料不存在——武帝朝全国每年的收支总量，今天给不出。然后是那句有名的总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句话要两面读。一面，田租口赋的税率确无上调条文，「不益赋」在税种上站得住；另一面，负担没有消失，只是搬了家——从田赋搬到山海的利润、商人的存量、铸钱的垄断、运销的差价、爵位与免役的价码上。不益赋，不等于不负。对面当时就有人骂：卜式说，县官本该食租衣税，如今桑弘羊让官吏坐在街市上做买卖，「亨弘羊，天乃雨」。

还有几个抽屉。武功爵——为军功设的爵级——标价出售，买爵可以补吏、免役，「爵得至乐卿」；价目一句「级十七万，凡直三十馀万金」，唐人作注时已算不平这笔账，两种解法并存，这里不取。入粟补官、入奴婢赎罪、入粟甘泉宫复终身且「不告缗」，一路开到「郎选衰矣」。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酎金案：列侯助祭献金，成色不足，被夺爵的一百余人（《武帝纪》作一百零六人）——方向与皮币相同：伸向民间之前，先伸向宗室。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卖酒归官。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分天下为十三部，各置刺史——朝廷派往各州监察的使者，秩只六百石，奉诏条察州。对内的网，与这一切同年收紧。

五经博士

财政的动作集中在元狩到元封那十几年；学说一头的动作，比这更早开头。《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的记年里，两条排在一处：「罢三铢钱，行半两钱。置《五经》博士。」货币与学说，在同一年的记年里并肩而立。博士是秦就有的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每经各置几人，没有记载。

真正把学说与官位连成一体的是公孙弘。他年六十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出使匈奴，回报不合意，免官回家；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再被举荐对策。元朔年间代薛泽为丞相——汉家旧例以列侯为丞相，公孙弘无爵，皇帝先封他平津侯，「至丞相封，自弘始也」。一个起自徒步的儒生，数年拜相封侯，又起客馆、开东阁招揽贤士，自家「食一肉，脱粟饭」。《汉书·儒林传》说，此后「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太史公在旁记了一笔冷的：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责臣下取得相位，布被、食不重味，「然无益於俗，稍骛於功利矣」。汲黯当面说得更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汉书·张冯汲郑传》）

学说一头的文件，是董仲舒的三篇对策。第二策里他写：「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汉继秦之后，弊政像朽木粪墙，非更张不可。第三策的收尾是：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

对策系于何年，记载不齐：《武帝纪》系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诏贤良之下，「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资治通鉴》把对策文编在建元元年。「罢黜百家」四字出自班固的《武帝纪》赞，董仲舒传作「抑黜百家」，都是史家的追述；「独尊儒术」这个更整齐的说法，汉代文献里查不到，是后世的概括。对策者本人的遭遇是：对完策，外放江都（今江苏扬州一带）相，侍奉骄王，怕获罪，称病免官；朝廷有大议，派使者和廷尉张汤到他家里去问。献策的人不得志，学说却进了庙堂——朝廷要办的事，靠它。

这套学说能办的事，元光五年的诏书写得很实：「其令礼官劝学……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丞相公孙弘等议定：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免其徭役；太常挑选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郡国二千石考察合格的，随上计吏进京，到太常处受业；每年考课，通一经以上补文学掌故，优等可为郎中；不学或不通的罢退。通经成了可以考课的做官资格——后世称作太学的制度，实体就是这套博士弟子课试之法，「兴太学」三个字同样出自班固的赞，不是武帝朝的原话。再往前，元光元年已「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孝廉，是郡国每年向朝廷推举孝子廉吏的科目；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的诏书还在责备郡国不举，说十室之邑，怎么会没有忠信之人。制度颁下去，不等于立刻转得起来，但路向定了。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死。他晚年的巫蛊之祸与轮台诏，属于战争那条线的收场；这里只记这套工具的下场。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汉昭帝（刘弗陵，公元前87—前74年在位）下诏，把郡国推举的贤良、文学召到长安问民间疾苦，议题摆上了盐铁。贤良、文学请罢盐铁、酒榷、均输，请朝廷「毋与天下争利」；桑弘羊争：「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双方的话，今天能读到的片段经唐代《通典》节引保存，未必是当场原话；对话的全帙由桓宽整理为《盐铁论》。会议的结果不对称：只罢了榷酤，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盐铁与均输原样留下。第二年，桑弘羊因牵连上官桀等谋反案被杀。元帝时盐铁官一度罢废，旋即恢复，诏书自己交代理由——「以用度不足」；同一条诏里一并恢复的，还有博士弟子员。武帝留下的这两件东西，在本朝人的诏书里钉在同一条上。

战争的账是另一本。汉宣帝（刘询，公元前74—前49年在位）本始二年（公元前71年），朝廷议为武帝立庙乐，夏侯胜反对，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他以「非议诏书，毁先帝」下狱。「物故者半」是朝堂上指控者的话，不是统计；武帝末年在册户口大跌是共识，跌的是死去的人，还是脱了籍的户口，至今争论不下，不能读作「全国死了一半人」。能说的是代价的方向：国库的「饶」，对面是商贾中产的破产、民间不愿置产，以及编户的虚耗。

回答开头的问题：战争机器要钱，国家没有动三十税一的田赋，把手伸向了山海、商人的存量、铸钱炉、运销的差价、爵位与罪名——伸向了田赋以外的一切；每伸一次，都留下一套官署和一套法律。这套工具的大部分比战争活得久：榷酤是唯一当场被砍掉的一件，盐铁与均输罢而复置；五铢钱的名目从三官开铸起行用了七百多年，直到唐初才废；博士弟子从五十人起，昭帝时满百人，宣帝末二百人，元帝时千人，成帝时加到三千人。战争结束了，为战争造出来的这些东西，都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