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置与土断

彭城王五户

兴宁二年（公元364年）三月初一，干支逢庚戌。东晋朝廷在这一天从建康（今江苏南京）颁下一道命令：「大阅户人，严法禁」——把天下的户口彻底清点查验一遍，隐匿的依法论罪。因为颁令的日子，这道命令后来被称作「庚戌制」。主政的是大司马桓温：大司马是朝廷的最高军职，他又兼录尚书事，军政文书都从他手里过。晋哀帝（司马丕，361—365年在位）在位已经四年。

命令里有一条明文的禁令：不得藏户。禁令颁下不久，就查到一个亲王头上。彭城王司马玄——晋室的宗亲——家里藏着五户没有入籍的人口；上表劾奏他犯禁的，正是大司马桓温本人。司马玄被交付廷尉——廷尉就是中央管刑狱的官——问罪，随后获赦，后来做官还做到了中书侍郎。这段事记在《晋书·宗室传》里，是庚戌制留给今天的唯一一件执法个案。

五户人家，在全天下的户口里连个零头都算不上。可为了这五户，总揽一国军政的大司马要亲自出面，宗室亲王要下狱走一趟。朝廷要查的当然不止这五户——庚戌制要查的，是册籍之外的所有人。给这些人上户口这件事，从东晋开国算起已经拉扯了四十多年，此后还要再拉扯两百多年。一道查户口的命令，争的到底是什么？

无有土著

这些人是从北方来的。四世纪初的永嘉之乱，洛阳倾覆，中原士女大批南渡。《晋书·王导传》说「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十分之六七，这是史臣的笔法，不是清点出来的数；有多少人过江，没有留下任何可核的计数。晋元帝（司马睿，318—322年在位）在江南立足，跟着这批人一起南来的，还有一整套北方的地名。《隋书·食货志》记其法：「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用老家的名字，在江南给南渡的人另立州郡县，这就是所谓侨州郡县。兗州寄治京口（今江苏镇江），豫州侨立于芜湖（今安徽芜湖）；孝武帝（司马曜，372—396年在位）时，秦雍流民聚集的襄阳（今湖北襄阳）一带又侨立雍州——南渡不是一次渡完的，隔了几十年，北方来的人还在一批一批地来。这些州郡大多没有自己的辖地，衙门寄在别人的郡县里。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司空郗鉴把滞留在淮南的流民迁过长江，安置在晋陵（今江苏常州）诸县，过江与不过江的，都立侨郡县管起来——这是几十年侨置过程里，唯一留下经办人姓名的一次。到一百多年后刘宋中叶，单是南徐州一个州的名下，就叠着徐、兗、幽、冀、青、并、扬七个州的郡县。为什么不干脆按现住之地重编？因为这套安排立在一个前提上：北方是暂失，大家迟早要回去。侨人在户籍上许「挟注本郡」——人在江南，籍上还挂着北方的原籍。这个「暂时」，一暂就是几代人。

东晋自己的户籍底子也单薄。咸和二年（公元327年）苏峻之乱，建康所存的旧版籍在兵火中焚毁；乱平后重造晋籍，起于咸和三年还是二年，记载互异。重造的册子上，人分两种著录：一种是正式民籍，南朝人称作黄籍；另一种被称作白籍。白籍的册子长什么样、记哪些条目，没有一件实物传到今天，也没有一条当时的话解释它；「白籍」这两个字，在全部南朝正史里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咸康七年那道命令。通行的理解是：白籍为侨人而设，持白籍者负担轻于黄籍，甚至不纳课役——可这话没有一条明文撑得住，只能算后人的推断。有明白条文可据的，是另外两个口子。

两个口子都写在《隋书·食货志》记下的东晋南朝规制里。一个是荫客：官员按品级可以合法荫占佃客，一品、二品不过四十户，逐品递减，到九品五户；这些客「皆无课役」，而且「客皆注家籍」——名字写进主家的户籍，就不在国家名册上了。佃客打的粮，与主家分成，官府一粒收不着。另一个是浮浪人：没有籍贯、不愿编入州县户籍的流移之人，官府许他们随意输纳，「乐输亦无定数」，比正式编户的正课还轻。在编的人家，一丁男每年要输调布绢、租米五石，服役多不过二十天——这是条文上的数；而条文同时开着荫客与浮浪两个口子，入籍反而不如不入籍。白籍的名分、荫客的定额、浮浪的宽待，三条路通向同一个结果：册籍上的人，始终少于实际住在地上的人。

国家的进账上，窘迫是看得见的。咸和五年（公元330年），晋成帝（司马衍，325—342年在位）开始量百姓的田，按十分之一收租，每亩税米三升；到咸康初年一算账，应征的田税米「空悬五十余万斛」——这是一笔应征未征的欠额，尚书褚裒以下官员为此免官。同一笔欠账，《晋书》本纪记在咸康二年，单位与坐罪的姓名又对不上。哀帝即位，田租减为亩收二升；孝武帝太元二年（公元377年）索性废了按亩收租，改作按口纳米——田收不上来，改按人头收，册上有没有这个人，就更关紧要了。

册外的人有多少，地方官不是不知道，是动不得。东晋初年，山遐做余姚（今浙江余姚）县令——《晋书》说他到任时「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他拿峻法来绳，到县八十天，清出一万余口；县里的名士虞喜因藏户按律当处死，山遐要办他，结果「诸豪强莫不切齿」，向当权者进了话，山遐自己反倒丢了官。一县、八十天、万余口，只是一时一地的个案，推不出全国；但它把两边的位置摆得很清楚：藏户的是什么人，查户的落得什么下场。

三道土断令

把册外之人按现居之地断定户籍、就地编入所在的郡县，这个做法叫「土断」——以所居之地断定。它第一次留下痕迹是在咸和年间（公元326—334年）：《南史》记陈武帝（陈霸先，557—559年在位）的先世，永嘉年间南渡，做了长城（今浙江长兴）县令，传到孙辈，「咸和中土断，故为长城人」——一个南渡家族，籍贯从此改作江南。一个家族改得，天下的账未必改得：这是一条孤证，当时是否办过一次普遍的土断，没有别的记载可对。

第一次写进令文，是咸康七年（公元341年）夏四月。《晋书·成帝纪》在安葬皇后的记事之后接了一句：「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这句极简的话该怎么读，今天都有两说。连读「正土断白籍」，是「以土断改正白籍」，通行的理解据此而来：把挂白籍的侨户就地改为正式民籍，一体纳税服役。宋元之际给《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倒过来解：以土著为断，把侨人「著之白籍」——不但不改出白籍，反而登记进白籍里安顿。同一句话，两种读法；白籍是轻了还是重了、免了什么，史书只留了这几个字，谁也拿不出第二条材料。这一年，当国的是外戚庾氏兄弟。假如这道命令当年彻底办成，后面的事本不该发生。事实是，二十三年后，同样内容的命令又来了一次；再过四十九年，来了第三次。命令的一再复现，就是它没能办成最直白的证据。

第二次，就是彭城王司马玄栽在上面的那道庚戌制。它的文字，三本书三种记法：《晋书》作「大阅户人，严法禁」，《资治通鉴》多出「令所在土断」一句，《通典》径直记作「天下所在土断」。谁办的，哀帝纪没有点名；《晋书·桓温传》从头到尾，也没有「土断」两个字。把庚戌制系在桓温名下，凭的是几样旁证：前一年——兴宁元年五月，他刚加官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此前不久他上疏论时政，第二条就是「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宜并官省职」；庚戌制唯一的执法个案，又恰是他亲自表奏的。说这道命令出自桓温主政的朝廷，大致站得住。不过「庚戌土断」这个叫法本身，最早见于四十九年后刘裕——后来代晋建宋的宋武帝（420—422年在位）——的奏表：给它定名记功的，是下一次土断的操盘手。命令颁下的同一个月，哀帝服食长生药中了毒，「不识万机」，崇德太后重新临朝摄政——两件事贴在一起，有没有关联，史料没有说。庚戌制颁下约二十年，孝武帝时被排挤出朝、外放豫章太守的儒臣范宁，又上疏重提此事。这篇疏把这套安排的老底揭开了：

圣王作制，籍无黄白之别。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晋书·范宁传》）

当初许侨人挂注原籍，说的是还有回去的日子；如今坟上的柏树都连成了行，人不会回去了，该按现住之地定籍。同一篇疏里还有两笔账。一笔是空头郡县：荒郡之人民居星散，远的相隔千里，征役调发却要互相牵凑，误期即获罪——他主张不满五千户不得为郡，不满千户不得为县。另一笔是兵：方镇将领离任，要割走精兵器杖作为「送故」之礼，带走的兵户多的千余家、少的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人力入了私门，粮饷还从官仓里出。户口册上争的，从来不只是赋税，还有兵。

第三次大办，在晋安帝（司马德宗，396—418年在位）义熙九年（公元413年），主事的就是宋武帝——这时他还是东晋的太尉，七年后才代晋称帝。前一年——义熙八年——会稽余姚人虞亮被查出藏匿亡命千余人，宋武帝杀了虞亮，罢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余姚虞氏同户籍案的牵连不止这一桩：东晋初年按律当死的虞喜，正是余姚人。义熙九年，宋武帝上表，请照近五十年前的旧例再办一次土断，表里说：

及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宋书·武帝纪》）

「财阜国丰」是五十年后的追述，出自正要照方抓药的人之口；庚戌那年财政好到什么程度，没有任何当时的账目留存可对。表里另一句倒是实话：「画一之制，渐用颓弛」——庚戌立的规矩，到这时候早就松弛了。朝廷于是「依界土断」：大批流寓郡县被并省；同一年又割扬州大江以西之地，给侨立了八十多年的豫州作实土，理由是「开拓河南，绥定豫土」。但命令里明写着一处例外：「唯徐、兗、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晋陵、京口一带正是徐、兖流民屯集最密的地方，也是北府旧镇，宋武帝自己就从这里起家。为什么偏偏豁免这里，史书没有写理由。一种常见的解释是留住兵源之地；也有史家倒过来看，认为这是新掌权者同自己的根本之地结账。两种读法都只是推测，能确定的只有一条：豁免与土断写在同一道命令里。《宋书·谢晦传》把这次土断记在义熙八年，相差一年，两说并存。

却籍与复注

义熙九年之后，土断没有停。刘宋大明元年（公元457年），雍州刺史王玄谟上书：雍州（治襄阳）所统多是侨郡县，「无有境土，新旧错乱，租课不时」，请一律土断。这件事三种史书记了三种结局。《资治通鉴》记下诏把三郡十六县并为一郡，但「郡县流民不愿属籍」，民间甚至传言王玄谟要造反，宋孝武帝（刘骏，453—464年在位）回信拿他取笑：七十岁的老公，造反图什么。《宋书》王玄谟本传作「百姓不愿属籍，罢之」——停了。《南史》却作「乃省并郡县，自此便之」——办成了，而且从此方便。办成、叫停、办成且便民，三种写法并存到今天，共有的只有一句：百姓不愿属籍。

再往后，查的重点从「侨」转到了「伪」。齐高帝（萧道成，479—482年在位）建元二年（公元480年）下诏：「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可如今册上「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人活着，册上死了。奉命主持检籍的是黄门郎虞玩之——会稽余姚人，同虞喜、虞亮同县同族。这一家同户籍打了一百多年交道，到他这一辈，换成了查籍的人。他上表给出一组罕见的办事数目：刘宋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公元467—476年），扬州等九郡的黄籍，共剔退七万一千余户，「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犹未四万」。剔，就是把作伪的户籍从册上剔出；剔出七万一千，十一年改正不到四万。这是九郡一地、前后累计的数，不是全国的总账。朝廷于是专设校籍官，还立下定额：「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每个官吏每天必须查出若干起作伪，才算办差。定额之下的检查会变成什么，虞玩之的表里已经写了：「吏贪其赂，民肆其奸，奸弥深而却弥多。」

这场检查最后在民间炸开。齐武帝（萧赜，482—493年在位）永明年间，连年检籍；主办其事的幸臣文度奏请把被剔籍的一律充军远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阳（今浙江杭州富阳）人唐寓之——《南齐书》写作唐宇之——乘机聚众起事，在钱塘（今浙江杭州）称帝，「三吴却籍者奔之，众至三万」。乱事不久即被讨平，《南史》的作者却记下一句分量很重的评语：「其源始于虞玩之，而成于文度。」永明八年（公元490年），朝廷下诏全面翻案：刘宋升明年间（公元477—479年）以前定下的伪冒「皆听复注」，发配边疆的一律放还。一场办了十年的检籍，以承认办错收场。

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夏四月，梁武帝（萧衍，502—549年在位）登基。登基当月颁下的政令里，有几条排在一起：恢复南兰陵武进县，改南东海郡为兰陵郡，「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兰陵是萧氏自称的祖籍——梁武帝的祖上正是南渡侨人，新王朝的头一批政令，先把自家的侨籍落成了江南的实土。梁朝初年的尚书令沈约——就是《宋书》的作者——替这一百多年的籍账算过一回总账：晋代重造的旧籍堆在库房里，「狗牵鼠啮，雨湿沾烂」；齐代校籍，册籍成了买卖，「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仕伍」。他的结论更重：「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籍的失序，折的是国家的役。

陈文帝（陈蒨，559—566年在位）天嘉元年（公元560年），又下诏：流亡失土的人，今年随其自便，「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距义熙九年已经一百四十七年，诏书里用的还是同一套词。宋末元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里替这三百年写过一笔总账：六朝议征役之法，必以土断侨寓、检定谱籍为先，「然自晋至梁、陈，且三百年……侨者之居既久，则同于土著，难以稽考」。安置本是权宜之计，时间拖长了，侨人与土著再分不开，核查也就无从着手。

见居为簿

给流民上户口，争的到底是什么——近三百年的拉扯，已经把答案摆在那里。争的是户口后面连着的东西。一个人写进国家的黄籍，就供国家的租、调、徭、役；写进官员的私籍，就只给主家交分成的佃谷，国家一粒收不着；挂一个白籍名分——倘若它真如通行理解的那样轻——或者什么名分都不挂，国家两头都够不着他。彭城王那五户之所以值得大司马一表，是因为五户后面站着成片这样的人：他们不造反，不迁徙，只是名字不在国家的册子上，而国家的田租在一减再减，兵户在一份一份被人「送故」带走。土断要画的，是国家与门第、方镇之间那条税、役、兵的界线。

这条界线之所以总也画不完，从每一次土断的下场里能看出个大概。土断改得动人的籍，改不动让人想换籍的那些条款：荫客的定额写在法令里，浮浪的宽待写在法令里，侨人的名分也写在法令里——二百多年里，没有一道土断令去动这三样。下令的人自己就是从这套名分里出来的，每一次又都得靠有荫客的人家照着去办。所以土断做成的事很具体：并省一批空头郡县，改定一批家族籍贯，抓出几个藏得太多太显眼的——司马玄那样的宗室，劾了又赦；虞亮那样的大族，藏到千余人便丢了命。至于每次从册外找回多少人口，三次土断都没有留下一个数字；东晋的江南一共多少户口，也没有一册籍账存到今天。

同一道难题，北朝给出了另一种解法。北魏早年行宗主督护之制，豪族名下「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隐冒比南朝还要直白。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正是齐朝设校籍官、后来逼出唐寓之的那几年——魏孝文帝（拓跋宏，471—499年在位）朝廷采纳内秘书令李冲的建议，立三长制：五家一邻长，五邻一里长，五里一党长，都由乡人充当，专管查清本乡户口。廷议时群臣多说不行，当时临朝听政的文明太后拍了板：

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记下的结果是：起初百姓愁苦，豪强尤其反对；不久「课调省费十余倍，上下安之」。一百年后，隋文帝（杨坚，581—604年在位）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令州县「大索貌阅」，按册当面验看人的年貌，户口不实的，里正、党长流放；当年账上新增附籍一百六十四万余口——这是清查找回的隐漏，不是一年生养出来的人口。大臣高颎又立输籍法，把各等民户该纳的定额写明颁下。

三百年前的那笔老账，最后由唐朝换了问法来结。唐德宗（李适，779—805年在位）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立两税法，令文里有两句要紧的话：「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册上不再分主户客户，人现在住在哪里，籍就立在哪里；「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课税不再按丁男、中男分等，看的是各家的贫富。《文献通考》记其效：「天下之民，不土断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虚实。」晋人给土断下的定义是「以所居断定」，四百多年后写进法令的仍是这四个字的意思——只不过这一回，「从哪里来」不再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