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改革

洛阳道上

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九月，北魏大军行至洛阳（今河南洛阳）。进城不久，孝文帝（元宏，471—499年在位）换上军服、手执马鞭，驭马而出，摆出继续南进的架势。群臣跪在马前叩头，请求停止这场南伐。皇帝顺势开了条件：大军已经兴动，不能白走一趟；不打南方，就定都在这里。《魏书·李冲传》记下他让群臣站队的一幕：愿迁的站到左边，不愿的站到右边，安定王元休等宗室大臣陆续站到了右边。同传接着记了一笔：旧人虽不愿内迁，怕的却是南伐，没人敢再说话——迁都之计就这样定了。十月，朝廷在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城东设坛，把迁都之意祭告祖宗的行庙。

这场南伐是八月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出发的，出师文书号称「步骑百余万」——那是诏书式的写法，实际有多少人，不得而知。连皇帝身边最亲信的大臣李冲，都当面说破：「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一个从代北（今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一带）起家、在平城经营了近百年的鲜卑政权，为什么要把朝廷整个搬进中原，还要借一场南征的名目才办得成？

迁都之前九年，同一个朝廷已接连颁过三道制度命令：给官员发俸禄、给农民定授田、给乡里立编制；迁都之后两年间，又有禁胡服、断北语、定族姓、改姓氏一连串诏令。前后十五年，均田、三长、迁都、汉化，动作一个挨一个——鲜卑政权怎么变成中原王朝？

宗主名下

北魏出自代北的拓跋部，道武帝（拓跋珪，386—409年在位）一代都于平城，到太和年间已近百年。它以武力集团征服并统治的中原，主体是编户务农的人家；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各有多少户，史书没有留下可信的数。孝文帝后来劝宗室南迁时自陈过一句：「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这话出于说服人的场合，要打折听；但它对应的制度缺口，是实的。

缺口先在没有俸禄。太和八年以前，北魏官员不领禄。旧律对赃罪又定得极宽：贪赃枉法满十匹、收受财物满二百匹才论死罪。官不领禄，法又如此之宽，官员靠什么过活，可以想见。百姓那一头，缺口在户籍。北魏初年不立乡里编制，让各地豪强以「宗主」的身份督护本族与依附人口，代国家督课租赋，这叫宗主督护。《魏书·李冲传》记其结果：「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三五十家活人，在国家的册子上只算一户。《魏书·食货志》说得更透：「廕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躲在宗主名下的荫户不给国家当差，豪强向他们收的租，比国家向编户收的重一倍。国家要的赋役，全压在摸得着的人身上；摸不着的那些人躲开了官役，却在替豪强出力。

田也一直没有章程。太和九年那道均田诏自己承认：「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有的农户为争一条田埂丢掉性命，有的遇上年荒弃业逃亡。延兴三年（公元473年），朝廷就遣过十名使者巡行州郡检括户口，申明隐匿不出的，州、郡、县官与户主一体论罪——清点做过，做过就完了，此后户口如何，档案里没有一个字。

不过这个政权手里有一件旧本事：由官府直接给民户配田。《食货志》记，太祖平定中山之后，分徙吏民、部众与各类工匠十万余家充实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太和元年（公元477年）的诏书还在讲「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按人口授田是代北旧术，并非从中原经典里抄来的新花样——当然，后来李安世上疏请均田，引的又是中原限田的旧理。均田制的思想来源，学界有代北传统与中原井田限田思想两说，更大的可能是两头汇流。东汉建武年间那场度田，问的是「垦田几亩」，问不到「是谁的田」；太和初年面对的局面更进一层——人整个不在册上。

还有一层不能略过：太和八年下第一道诏时，皇帝十八岁。承明元年（公元476年）起，太皇太后冯氏（谥号文明，习称文明太后，476—490年临朝）临朝称制；而《魏书》的史臣又留下一句：「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太和十年以后的诏书册文，都出自皇帝的手笔。执笔归谁是一事，拍板归谁是一事，这两层今天已分不开。所以通行所谓「孝文帝改革」，从一开始就得带着一层限定来用。

两岁三诏

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六月，第一道诏：始班俸禄。财源写明在诏书里——「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即在旧有户调（每户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另缴调外帛一匹二丈入州库）之上再加一笔；《魏书·食货志》与《资治通鉴》记这笔增调，名目与数字小有出入，此处从本纪。与发禄同来的是一条陡然收紧的死线：「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从二百匹到一匹。当年秋天，朝廷遣使者巡行天下纠察不法，《魏书·刑罚志》记下「坐赃死者四十余人」，又添一句「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后一句是史家的总评，所据有没有统计，已不可知。这道诏书的分量，首先在它的写法：把官员的俸禄直接加进每户的调额里，朝廷第一次像中原朝廷那样，给「养活官员」这件事标了价。

太和九年（485年）十月，第二道诏：均给天下民田。诏书派使者巡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以生死为断」。同时颁布的均田令条文细密：男子十五岁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露田种谷，年老身死要还给官府。另授桑田为世业，不还，须按数种桑，「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产麻之地另给麻田，男十亩、女五亩。新定居的人家，三口给一亩宅基地。地方官另有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县令六顷，离任移交。条文里还有一类规定：「奴婢依良」——奴婢比照良人受田；「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耕牛也受田，一头三十亩，以四头为限。也就是说，谁家占的奴婢多、牛多，谁名下受田的数额就放大。后世常把均田制想成把土地平分给无地农民，条文本身不支持这个想象：「均」规定的是授受的格式，豪强的门就开在条文里。至于这道令在北魏各州实际授出多少田，没有一处记载；几十年后西魏到唐的敦煌、吐鲁番籍帐里，确能看到这套办法在西北长年运转——那是另一时另一地的证据，可旁证框架可行，反推不回太和年间的全国。

均田的倡议，史书归到大臣李安世的一道疏：他言豪右占夺之弊，「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但疏文里有「三长既立，始返旧墟」一句，而三长制次年才立——疏的原文与系年对不上，是传写中追加还是酝酿多年，今天只能存疑。

太和十年（486年）二月，第三道诏：立三长，定民户籍。倡议者是给事中李冲：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配套的新调额是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征收上来的帛，大率十匹拨作工调，二匹作调外费，三匹作内外百官之俸——百官的俸禄，直接写进了新编制的调额。

这是三道诏里唯一留下决策现场的一道。《魏书·李冲传》记，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反对：「言似可用，事实难行。」著作郎傅思益警告：「一旦改法，恐成扰乱。」太尉元丕说于公私有益，但请缓行。最后是文明太后拍了板：

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廕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

这段话逐字是否太后原声，已无从核；但它把「课有常准」与「苞廕之户可出」连在一句里——财政与编制，在决策者嘴里本来就是一笔账。李冲还择了时机：趁征收课调的月份推行，让百姓当年就知道新法下赋税的轻重。宗主豪强那一头，史书里找不到一条起兵抗命的记载；反对的声音都停在「难行」「恐扰乱」。近情之推：三长只从宗主手里取走户口之数，不碰他们现占的田与客——推得动的缝隙，就在这里。

三道诏书两岁连发，是纪年上的事实。把它们读成一个连环——先养官，再授田，后立编制把荫户挖出来——是后人的读法，当时没有一纸文书说破这个次序；但三长的调额里写着百官之俸，太后的话里绑着课与户，连环的咬合至少有这两处文本可凭。效果如何，《食货志》给了一句总评：「事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说的是征敛成本大降，方向可信，「十余倍」只是约数。尧暄在立三长之年出任东道十三州使，「更比户籍」，是个案，代表不了各州。括出多少户、授出多少田，没有数字留下来。

河南洛阳人

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文明太后崩。三年后，有了洛阳道上那一幕。皇帝为什么执意迁都，材料里并存三种说法。《资治通鉴》给的是环境账：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又判断他「恐群臣不从，乃议大举伐齐，欲以胁众」——「南伐」从一开始就是个名目。孝文自己的陈述在另外两处：对任城王元澄（宗室）说，「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崤函、河洛才是帝王之宅；在平城太极殿对留守百官说，「代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三说并存，互不排斥；哪一层是他心里最先动的那一念，「南伐」是事前定计还是半路改口，只有文本，没有旁证。

太和十八年（494年）十月，车驾发平城宫；十一月，至洛阳；十二月，诏革衣服之制，《资治通鉴》记下反应：「国人多不悦。」这年八月、迁都前夕，孝文先北巡怀朔、武川、抚冥、柔玄诸镇——那是北魏为防御北方草原上的柔然而设的一串边镇——特诏赈恤六镇与御夷城中年老无靠的镇民。朝廷知道北边需要安抚。

迁到洛阳之后，诏令一道接一道。太和十九年（495年），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官；皇帝的说法是三十岁以上习性已久，可以宽容，三十岁以下的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违者降爵黜官。同年又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籍贯随葬地一起改，代人南迁者从此都是河南洛阳人；又依《周礼》改定度量衡。诏令下去，敷衍随之而来：他从外地回洛阳，看见城中妇女仍穿夹领小袖的旧式服装，当面责问留守官员。这是当时人留下的目击；洛阳城里日常改了几成，没有材料。连汉化阵营内部，对「标准」本身也没有共识——皇帝与李冲议论正音，李冲答「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这句话几乎招来大罪。现代研究者中，日本学界的宫崎市定、谷川道雄等人提醒：这场「汉化」同时是把鲜卑勋贵按中原士族格式重新分级的门阀化。太和十九年的定族姓诏可作支点：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个鲜卑大姓，「勿充猥官，一同四姓」，与中原头等士族同格——这道诏的系年，《资治通鉴》记在改姓之后，与《魏书·官氏志》所记差了一年，此处从《官氏志》。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皇族改姓：拓跋氏改元氏，其余所改，《资治通鉴》说「不可胜纪」。

反对以两种形式浮出水面。先是储君。皇太子元恂，史书写他「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这是史家的性格笔法，可作一半看。他留守金墉城（洛阳西北角的小城）时，与左右密谋召集轻骑逃回平城，在宫中手刃劝谏的中庶子高道悦。太和二十年十二月，元恂被废为庶人，次年赐死，年十五。他的生母林氏，早在他出生、被预定为储君的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就依北魏「立储杀母」的旧制被赐死——新法与旧俗，就在同一座宫廷里并存。同月，恒州（治平城）刺史穆泰等不愿迁都，与陆叡等密谋拥立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任城王元澄奉诏驰驿北上，先遣治书侍御史李焕入城擒下穆泰。一场以「谋反」入案的大狱，处置靠的是派官擒治，并非兴师讨伐；牵连到的元老元丕免死为民，他的两个儿子伏诛。《资治通鉴》为这段乱局写过一句总括：「帝南迁洛阳，所亲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乐。」方向与两案对得上，只是这句概括出自史家之手，当事者的供词没有留下来。

代价的落点也在同一年明朗：太和二十年十月，「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随迁的鲜卑军人转为皇帝的宿卫亲军。史书里另有「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一条，那是从全国拣选的宿卫员额，与代迁者并非同一批人，不能并在一起算随迁人口——随迁的代人有多少，没有数字。洛阳一翼拿到了新身份；留在北边的镇人，名册上没有他们的位置。

北边的账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孝文帝崩于南征途中的谷塘原行宫，年三十三。顾命诏里他自陈心愿：「迁都嵩极，定鼎河瀍，庶南荡瓯吴，复礼万国。」迁都河洛是办成了；南伐统一，至死未竟。

制度的后来走得更远。均田、三长与配套的赋调格式，经北齐、北周一路上行，直入隋唐——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4）里梳理隋唐制度的渊源，北魏北齐是其一源。西北出土的西魏至唐籍帐文书，证明这套框架日后确曾长年运转，只是时空相隔，只能作旁证。东汉度田留下那道「只问几亩、不问谁田」的题，到太和年间第一次有了全国性的授田与编制来作答——答得彻底与否另说，问法确实换了。

北边的后来是另一本账。孝明帝（元诩，515—528年在位）正光末年（公元523—524年），怀荒、沃野两镇相继起事：《魏书》记沃野镇人破落汗拔陵聚众杀镇将，建号真王元年（《资治通鉴》作破六韩拔陵，系年亦略有出入）。此后「诸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到正光五年（524年）八月，「六镇已尽叛」。距车驾发平城宫，约三十年。

迁都三十年而北边尽叛，把账全算在「汉化」头上，是一种很顺手的读法，后世持此说者不少。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1992）里的分析指向更深一层：北镇军人地位的坠落与利益断裂，才是乱事的结构背景。几条记载支持这个方向。镇户身份的低落，痕迹早于迁都——北魏早年屡有把降附的边民整族徙置内地、编为「营户」的旧例；迁都当年，皇帝亲巡六镇、赈恤老疾，朝廷并未忘记北边，只是再分配的身份名册上没有北边的位置；乱起数月后，正光五年八月，朝廷下诏「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诏书的序文自己把病因说破了：先帝本要酬赏镇人的劳绩，战事连年，「兹恩仍寝，用迄于今」，以致「怨叛之兴，颇由于此」——朝廷自己把乱因记在酬赏冻结的账上。若乱子真是胡服汉语惹出来的，药方不会是一纸身份令。这纸豁免令反证：病根在军籍身份制本身。分寸只能走到这里：太和改制把统治集团重新切分，洛阳一翼得到新身份，北边一翼既未分得好处、也未获补偿，这是三十年后爆发的结构性原因之一——「之一」，因为镇户贱化早于迁都的证据同样在案，两份因果各担多少，材料给不出比例。钱穆在《国史大纲》（1940）里为孝文作过辩护：「凡历史上有一番改进，往往有一度反动，不能因反动而归咎改进之本身」，「岂得以将来之反动，追难孝文」。这也是一种后人的判法，与上面的账并存。

也可以设想一条没走过的路：朝廷留在平城，会怎样？班禄、均田、三长都颁于平城，财政与编制那一半不依赖都城，多半照样办得下去；断北语、改姓氏这类以皇帝一人之意推进的工程，若日日与不愿内迁的代人在同一座城里相对，只会更慢，或者中途夭折。北边的问题则会变形，不会消失——镇户身份低落的根子，本就不在都城的位置。这个设想能说明的有限：两半改革并未绑死在一处，财政与编制迁不迁都能办，语言与姓氏离不开洛阳。

这十五年间的诏书与册文，把税基照中原的格式立了起来，把都城、语言、姓氏、葬地全换成了中原的样子。变成中原王朝的这一半，499年已经答完；另一半——变成之后，谁被留在门外——要由二十五年后的北镇起兵作答。而清这笔账的人，收编六镇余众的尔朱荣、从怀朔镇走出来的高欢、从武川镇走出来的宇文泰，转身去关中与河北重建政权时，手里用的户籍田制，仍是太和年间立下的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