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定公田法

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二月，南宋朝廷在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设了一个新衙门，叫官田所，专办一件事：替朝廷向民间买田。价目开列在法令里——一亩田每年收租满一石的，偿二百贯；九斗的一百八十贯；八斗的一百六十贯；六斗的一百二十贯。付什么钱也规定得明白：田产五千亩以上的人家，一半付现银，其余按成数搭给官告（授官的凭照）、度牒（出家为僧道的凭照，两样都是朝廷向来作价出售的东西）和会子（朝廷印发的纸钞）；五千亩以下，现银仍是一半，纸钞的成数抬高；一千亩以下不再给现银，度牒与会子各半；三百亩到五百亩的，全数付会子。田越多的人家，拿到手的现钱越少；田少的人家，拿到的全是纸。同一月，会子库奉诏每天加印十五万贯，送交封桩库——朝廷的储备库——专充买田之用：买田的钱，是现印出来的。

官府向百姓买东西，在南宋不算新鲜事。养兵的军粮，一百多年里大头靠「和籴」——朝廷定个价，向民间买粮。这一回买的是田，而且一开口就要买一千万亩，许下的名分是「永免和籴」：田归了官家以后，官府再不向民间摊买军粮。名分上是买卖，两讫两清。可是一个财政撑不住的朝廷，拿得出什么样的钱，付得起什么样的价？这场买卖实际从民间拿走的是什么，要等钱货两讫才算得清。

籴与楮

和籴这笔账，当时人自己说得最明白。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朝臣谢方叔上奏请限田，奏里说：「国用边饷，皆仰和籴」——边防军粮，全靠官府出面买。他又指出一层：「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而这些「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摊派落在没有权势的人家头上，田最多的大户反而派不到。朝廷准了他的限田之请，诏书里批了「从之」，此后却不见下文；十七年后重提限田的，正是景定四年这批言官。

买的名目底下，付的钱早就走了样。绍兴年间（1131—1162年）朝廷在江浙买粮，已经是大户给官告、小户给度牒，或者给盐钞茶引，史书的记载是「类多不售，而吏缘为奸」——凭照拿到市上卖不掉，经手的官吏从中做手脚。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监察御史汪刚中奏论「和籴之弊」，结论是「非禁科抑不可」：名为收买，实为摊派，早已是多年的老病。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朝廷规定的买粮额——沿江制司五十万石、两浙转运司五十万石、淮浙发运司二百万石——「并视时以一色会子发下收籴」。这是诏书写下的额度，实际收上来多少石，没有账留下来；能看清的是籴本用什么付：清一色的会子。

会子是南宋的纸钞，按界发行，界满造新换旧。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定每一界一千万贯；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放宽到三千万贯；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两界并行的账面发行额已及三亿二千九百余万贯。贯是名义上的贯：官府后来明令「每百作七十七文足」，一百文名义钱只按七十七文现钱折算，纸钞对现钱还要再打折扣。印得越多，市面上的米价越贵，买同样的米要发的会子越多。《续资治通鉴》写贾似道——此时的宰相——当时的盘算，就是两句：「国计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籴」，楮就是纸钞。军粮不能不买，钞票越印越贱，田最多的人家又摊派不到。景定初年的朝廷，就坐在这三个结上头。

价目

这道买卖的发端是一道奏章。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和张晞颜等言官联名上奏，说廪兵、和籴、造楮三者之弊，请依照祖宗限田的旧议，把两浙（约当今浙江和苏南）、江东（约当今皖南、赣东北一带）、江西官民户超过限额的田抽出三分之一，由朝廷买作公田。账也算好了：「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可以养兵，可以免籴，可以稳住纸钞，可以平抑物价，「一举而五利具」。这道算法是计划里的估计——六七百万斛这个数，另有一书写作六七万石，显是传抄脱字——实买的亩数远不及此。谁先动这个念头，各书不一致：《宋史·食货志》记的是言官先上奏、宰相贾似道随后附议；《续资治通鉴》记的是贾似道授意言官上疏；《宋季三朝政要》直写「迎合似道之意」。三说并存，今天定不下来。

贾似道给皇帝的理由是一串连环：「救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住造楮莫切于免和籴，免和籴莫切于买逾限田。」照这个说法，起点是纸钞，田只是停印纸钞的手段。献策的是知临安府刘良贵和浙西转运使吴势卿；官田所由刘良贵提领，吴势卿不久去世，诸事专任刘良贵。宋理宗（赵昀，1224—1264年在位）下手诏：「永免和籴，无如买逾限之田为良法。然东作方兴，权俟秋成，续议施行。」诏书口气迟疑，贾似道愤然请求罢相，经人挽留，皇帝反过来催他出来主事，说「当始于浙西，诸路视之为则」。贾似道把自家在浙西的万亩田先献出为倡，荣王与芮跟着献出，又有赵立奎自己呈请投卖。史书接着记了一笔：「由是朝野无敢言者。」

到付钱的时候，价目换了模样。《宋史·食货志》记：「是岁，田事成，每石官给止四十贯，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骚然。」《续资治通鉴》记作「立价以租一石偿十八界会子四十」，浙西田租高到一石值十缗的，也照这个价给。公告按亩开价，实付的记法以租石计，单位对不上；会子的界别，一处的记载没注明、一处写明十八界——拼不出一个折算比率。能看清的只是方向：实付远低于公告。《贾似道传》说「浙西田亩有直千缗者，均以四十缗买之」，是挑最贵的田说事，当不得平均价。搭配的官告、度牒也各自标了价：登仕郎告身折三千贯，孺人告身折二千贯——这些是会子名义价，拿到市面上是何种行情，「持之而不得售」六个字就是记载给的下限。

买田的钱从哪里来，诏书写得直白：「日增印一十五万贯赴封桩库，充买官田。」这个数目另有一说，《续文献通考》田赋门作日增五十万贯，同书钱币门与《宋史》都作十五万，取哪一说，方向不变：以「住造楮」起头的政策，第一步是加印楮。假如照公告价、用卖得动的东西付账，朝廷拿不出这笔钱——此后几年废旧钞、造银关，翻来覆去都是在求一种硬的对价；假如靠多印会子来凑足，钞票只会贱得更快。告示上的价目，从一开始就是付不起的价。

六月收工，诏书宣布规模：平江（今江苏苏州）、江阴（今江苏江阴）、安吉（今浙江湖州）、嘉兴（今浙江嘉兴）、常州（今江苏常州）、镇江（今江苏镇江）六郡已买公田三百五十余万亩；同一道诏书又说，「其荆湖、江西诸道，仍旧和籴」。原计划取两浙、江东、江西四路一千万亩，买到手的是浙西六郡三百五十余万亩——这是朝廷自己上报的完成数；而「免和籴」这个名分，在同一道诏书里就只对浙西有效，荆湖（约当今两湖）、江西照旧摊买。十月，朝廷发缗钱一百四十万，命六郡设置公田庄：替官府种田的农民叫「官佃」，派富家大姓替官府督租的叫「庄官」。这笔钱是现钱还是纸钞、从哪座库支出，原文没有注明。

百亩之家

按奏章的名分，买的是「逾限」之田，刀口对着多田的豪强。刀口落下去，范围一步步滑。《续资治通鉴》记下这个次序：「初买官田，犹取其最多者；继而敷派，除二百亩以下者免，余各买三分之一；其后虽百亩之家亦不免。」在浙西，一百亩田的人家算不上豪门。推着范围下滑的是功赏：田买成之后，提领官刘良贵官升两级，六郡经办官员各进等第；《贾似道传》记「有司争相迎合，务以买田多为功，皆缪以七八斗为石」——七斗八斗的租额，硬算成一石。有没有把买田亩数定为升迁条文的明令，现存记载里找不到；能找到的是买得多的人升了官。平江知府包恢督买田，「至以肉刑从事」；廖邦杰在常州，「民至有本无田而以归并抑买自经者」——本没有田的人，被并算进别人的田数里勒令出卖，走上绝路。田土瘠薄、租额亏欠、佃户逃亡，亏欠之数「率取偿田主」。

反对的声音一拨接一拨，下场也一拨接一拨。浙西安抚使魏克愚列举此法为害八事，奏上去「不省」；八事的具体条目，各书都只存一个名目，内容没有传下来。给事中徐经孙逐条陈述其害，被贾似道示意御史劾罢。马光祖致书贾似道，求他不要把此法行到江东：「必欲行之，罢光祖乃可。」大臣叶梦鼎力争，争来的结果是公田「行之浙右而止」——江东、江西因此没有卷进去。景定五年七月彗星出现，朝廷下诏求直言，太学生萧规、叶李等人上封章指责公田，被刺字发配；高斯得说买田失人心、招致天变，外放之后又被罢免；谢枋得相继被劾，王应麟应诏极论「积私财、行公田之害」。《宋季三朝政要》记下此后一句：「自此公论顿沮矣。」

这一年贾似道上书自辩，请求罢政。皇帝的挽留词是：「公田不可行，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今公私兼裕，一岁军饷，皆仰于此。使因人言而罢之，虽足以快一时之议，如国计何！」这段话里有一件实在事：到景定五年，公田收上来的租米已经进了军饷的账，抽身不得了。不过「一岁军饷，皆仰于此」是一句定性的话——公田租一年共收多少、在军饷里占几成，没有分项的账留下来，这句话的分量无从称量。

罢田之后

买田时许的愿是「永免和籴」，兑现的情形要分两头说。一头是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这时皇帝已换成宋度宗（赵禥，1264—1274年在位）——京城粮贵，朝廷勒令平江、嘉兴两郡的上等户把米运进京师，「鞭笞囚系，死于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陆逵说，买田本为免和籴，如今勒令运米，「害甚于前」。贾似道发怒，把他贬往台州（今浙江台州），陆逵还没走到任上，惊惧而死。另一头是咸淳六年朝廷核计和籴，奏文里明写「除浙西永远住籴」——住籴两个字，终于进了正式公文。两条都是明文，并存着读：籴的名目免了，米的负担没有免；官府不再「买」你的粮，改作「派」你运。

公田庄的章程也在改。咸淳元年，朝廷从丰储仓拨公田米五十万石交平籴仓，备米贵时平价出粜——这是一次调拨的数，不是公田每年的租额。咸淳四年，朝廷承认差派的庄官「弊甚」，全部罢免，公田改由百姓承佃，每三千石租为一庄，租额在先前减二成之上再减一成。咸淳六年安吉州水灾，免公田租四万四千八十石；嘉兴、华亭两县水灾，免公田租五万一千石，同灾免民田租四千八百一十石。减免的都是实征之数——公田租年年在收，而且比民田的税重得多；重出多少，没有总账可算。纸钞那头，景定五年废掉十七界会子、另造银关，史书记「物价益踊，楮益贱」；到咸淳四年，官定比价是一贯面额的十八界会子值二百五十七文现钱。这是买田五年后唯一可核对的官方折价；景定四年付钱那一年，纸钞在市面值多少，史料没有留下。

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元军沿江东下，贾似道督兵迎战，二月溃于丁家洲（今安徽铜陵一带），只乘一条船逃回扬州，随即罢相贬逐。三月，朝廷下诏：「公田最为民害，稔怨召祸，十有余年。自今并给田主，令率其租户为兵。」田发还旧主；同一道诏书里，种田的佃户被征作兵。同月，贾似道旧党廖莹中、王庭、刘良贵等一批官员罢黜，其中刘良贵正是当年提领官田所的人。七月，另一道命令：「令权籴公田今年租，每石以钱十贯给佃主，十贯给种户，其镇江、常州、江阴被兵者勿籴。」田已经还了，这一年田里的租仍照每石十贯的官价由官府买走；这十贯是会子、关子还是现钱，原文只作一个「钱」字。十二年前那笔买卖，到这里才算看清：田退得回去，租退不回去，朝廷始终没有放手的是米。

财政撑不住的时候，这场买卖强征的是什么，此时可以逐样数出来。一样是田产——三百五十余万亩地的业权，对价是低于公告的官价，而且大半是卖不掉的凭照。一样是年租——田名下的米，从景定四年收到德祐元年，田还了还在收。还有一样，是朝廷纸钞与凭照最后剩的那点「有人肯收」。纸能当钱用，靠的是朝廷说话算数；拿它付田价、充籴本，每付出去一次，说话算数这回事就薄一分。田主失去的是地，朝廷花出去的是自家名下最后的本钱。

公田法与南宋亡国是什么关系，后来的说法很重。《宋史·食货志》总评：「初议欲省和籴以纾民力，而其弊极多，其租尤重；宋亡，遗患犹不息也。」《宋季三朝政要》卷末说「行公田以敛江浙之怨」。这些话都写在亡国之后、贾似道身败之后，是清算年代的归纳，要连同这个处境一起读。当时反对公田的人——魏克愚、徐经孙、上书的太学生——说的都是「害民」「失人心」，没有人说这是亡国之政；仗打到哪一步会亡，是战场上的事，一道田法负不了这个责。能说的是：军粮与人心，朝廷战时两头都缺，这一法在筹到租米的同时，把供粮之地的人心亏掉了一大块；两头孰轻孰重，没有分项的账，算不出来。

公田作为制度，在南宋名下只存在了十二年；田面上的租额，活得比它长。入元之后，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相威奏请继续召佃江南公田、酌减租额，获准。荆湖一带走得更远：「部内实无田，随民所输租取之，户无大小皆出公田租，虽水旱不免」——境内并没有公田，公田租却按户照收，水旱不免。明宣德年间，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人杜宗桓上书论本地田赋，还引得到宋代的老账：景定中买民田为公田，该县粮额因此增十五万八千三百余石——这是明朝人转引的宋代数字，只能当线索看。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替这条线索掐了头尾：官田重赋之势，「始于景定，迄于洪武」。买田的法子十二年而废，多出来的租额在账上又留了一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