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明定国是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一道明发上谕自北京发出，交内阁抄示中外。所谓明发，就是不加密封、颁行天下的谕旨。这道后来被称为「明定国是」的诏书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而风气未开、议论不一，「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自今以往，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京师大学堂——官办的新式大学——为各行省之倡，首先举办。下诏的是光绪帝（载湉，1875—1908年在位），亲政已有多年。

此后一百零三天，诏书几乎隔日一道：废八股、兴学堂、裁衙门、裁旧营、许士民上书、设农工商局。到了七月初十，皇帝自己在一道上谕里点了两位总督的名：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五六月间交办的各事「并无一字覆奏」，电旨（经电报拍发的谕旨）催问，「刘坤一则藉口部文未到，一电塞责；谭钟麟且并电旨未覆，置若罔闻」，结尾是八个字：「泄沓如此，朕复何望。」皇帝把「我的命令没人办」写进了颁行天下的官文书。一百零三天里，诏书一道接一道出了紫禁城，它们落到了谁的手里？制度要改、改得这样急，为什么一百天就败了？

变法的来路不必往远处找。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公元1894—1895年），对日作战大败，北洋海军覆没，赔款白银二万万两；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今山东青岛），各国索要租界、路权、矿山的照会接踵而至，「瓜分」字样出现在奏折与报纸上。三十多年洋务攒下的家底，是几处机器局、船政局；天津的新建陆军、江南的自强军几支按西法操练的军队，则是甲午战败之后才练出来的——器物换过一轮，制度没有动。到光绪二十四年，「该变」在朝野已不是争点，诏书自己承认「多主变法自强」；争的是怎么变、由谁来变。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以工部主事这样的小官连年上书，四月二十八日获召见，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是此时兼管洋务的外交衙门，章京是衙内办事的官员。召见前一日，光绪帝多年的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奉旨开缺回籍。按恽毓鼎一系帝党的记述，这是太后先剪皇帝身边的人；按官书，它只是一道寻常的人事谕令。两种读法都留在记载里，分不出高下；看得见的是，此后在皇帝身边起草新法的，换成了一批官阶不过四五品的年轻人。

名分与兵符

诏书落到谁手里，取决于这一年命令出门之前的天平。光绪帝亲政以后，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咸丰帝之妃、同治帝生母）撤帘，移居西郊颐和园。名分归了皇帝，权柄没有全跟着走。恽毓鼎——翰林院侍讲，亲历戊戌政局的帝党，所记《崇陵传信录》成书已在宣统年间——写道：亲政之后「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二品以上大员的升降，皆须「诣颐和园取进止」。这是单方回忆，又写得晚，本该打折；但官书里有对得上的痕迹：这一年发往各省的谕旨，反复以「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开头，太后的懿旨与皇帝的谕旨并行颁行。朝廷在这一年有两处发令的源头：一处有名分，一处有用人多年攒下的人。

兵权这一头，日子记得更清楚。定国是诏下了不过几日，重臣荣禄奉旨暂署直隶总督；五月实授，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辖京畿地面，北洋大臣统北洋的海防、军队与洋务局厂。连荣禄补授直隶总督之后的工程安排，也是以「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的名义颁下的。紧接着，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在天津小站（今天津市津南区）编练的新建陆军，奉旨「归直隶总督节制」。这一串调动是常规人事还是预先布置，档案里没有动机证据，两种读法都写得通；钉得住的是时间：定国是诏下达一个月内，京师到天津的兵已排定统属，而这条线上没有一个主张变法的人。

诏书出了紫禁城，走哪条路也有定规。皇帝的命令出京，只有两条官道：明发上谕交内阁，明抄通行；廷寄由军机处密封，直达指名的将军督抚。这一年前后发出的谕旨，从发法上多半认得出来：点着各省督抚训话、要天下共见的，是明发，七月初十那道训饬刘坤一、谭钟麟的就是；催单个大臣进京的，是密封的廷寄，八月初十那道催荣禄即刻来京的，开头就注明「电寄」——用电报拍发的廷寄。无论走哪一条，接旨的都是同一批人——军机处拟旨，部院核议，督抚承办。皇帝能发令，接旨的人办不办，却不是他说了算：京城里换官员，推得动；要督抚与部院办新事，推不动。这一场变法的全部家当，因此只能是诏书。

诏书落点

变法派知道自己缺什么。康有为开出的方子是另起炉灶：置制度局于内廷，设待诏所于午门，京师分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十二局，外省每道设新政局，每县设民政局——绕开旧衙门，另立一套办新政的机构。这道条陈交总理衙门复议，回来的话是「均变易内政，事关重要，请特派王大臣会同议奏」——交给王大臣们开会研究。光绪帝批「切实筹议具奏，毋得空言搪塞」。此后直到政变，制度局三个字再不见下文。变法始终没有总揽新政的机构，新政只能借旧衙门的路往下送。

不妨设想制度局建成了会怎样。它能给新政一个起草与核议的衙门，让办事的人有处可去、有名目可用；但它产不出一兵一卒，改不了二品以上任免须入园中请示的规矩，也换不动各省接旨的督抚。只补这一个机构，仍然不够——而连这一个，也没能补上。

机构进不去，就往里塞人。七月二十日，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军机处是起草与转发谕旨的中枢，四个人进去了，军机处的规矩没有动，他们以四品章京的身份，夹在一班老章京中间拟稿。恽毓鼎记，京城官场背地里称他们为「四贵」。

另一条路是言路。七月，谕旨准士民上书言事：都察院——掌管监察与收受章奏的衙门——收到条陈，「原封进呈，毋庸拆阅」，随到随递，不准稽压，阻格者以违旨论。这是要绕开部院堂官，让下面的条陈直达御前。条陈潮水一样涌进来，涌到皇帝案头，往下办的仍旧是那批人。礼部主事王照的一道条陈，就被本部堂官压下，一再驳斥，经王照当面力争，才勉强代奏。

裁人与废制是同时下刀的。五月初五已先废八股：自下科为始，乡会试与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诏书里自己提起康熙年间停过八股、不久又恢复的旧事。七月，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詹事府本是辅导太子的衙门，朝廷久不立太子，这类衙门剩下的主要是一批官员的俸禄与前程——事务归并内阁与各部；外省裁湖北、广东、云南三巡抚、河东河道总督，以及各省不办漕运的粮道、不管盐场的盐道。这一批命令的受益者，是国库与「国势」这样摸不着的东西；受损者是有名有姓、有同乡同年、会告会闹的现任官吏。被裁的人有多少、身家如何安顿，没有留下任何统计。八股之废写明「自下科为始」，当科举业的士子尚未切身受损；先被触到痛处的，是丢官缺的人。

诏书到了各省，大多是七月初十那道谕旨里的模样。例外有一个：湖南。巡抚陈宝箴在长沙办时务学堂（新式学堂）、南学会（士绅讲学结会的团体）、保卫局（新式的警察局），又开学堂、开矿、行内河轮船，北京那张单子上的事，这一省真的在办。湖南为什么能办成，材料给不出统计；看得见的只有，那里有愿意接旨的巡抚，和一批肯做事的本地士绅。诏书落不落得住，看来不取决于诏书写什么，取决于接旨的是谁。

十七天

七月十九日，这道被压下的条陈有了结果。光绪帝下朱谕——朱谕是皇帝朱笔亲书的谕旨——礼部满汉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以下六名堂官，「均著即行革职」，罪名是压抑主事王照的条陈、「首先抗违」；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次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保荐康有为的人——与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仓场侍郎李端棻等补进礼部。这是百日里诏书第一次完整地办成一件事，办成的是换人，京城官场看懂了。恽毓鼎记，怀塔布的妻子平素在颐和园陪侍宴游，此时哭诉于太后，说皇帝要尽除满人。这是帝党一系的单方记载，姑存其词；满与汉、新与旧、园内与园外的界线，从这一天起划到了明面上。

八月初一，轮到了兵。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奉旨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官升了，兵仍要过直隶总督的手。八月初三夜，谭嗣同到法华寺（北京城南的寺院，袁世凯进京时寓此）见袁世凯。那一夜谈了什么，留下的是三笔各说各话的账。袁世凯的日记记：谭嗣同劝其杀荣禄、起兵围颐和园，他佯为应允，初五回天津告于荣禄——这篇日记到1926年才公开发表。毕永年——与康党共过事、后来反目的湖南人——在《诡谋直纪》里记，谭嗣同对他谈过围园之谋，写成也在政变之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终身否认其事。三方共同承认的只有一条：那个夜晚，谭嗣同确实去见了袁世凯。同一几日里还有一道密诏的公案：光绪帝给杨锐等四人的朱谕，杨锐之子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缴呈朝廷的本子，与康有为在外间宣示的本子，字句不同；哪一份更近原文，自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1970年）起考订了几十年，两说并存。夜谈的内容、密诏的字句、告密的有无，每一个关节都依赖事后写成的证词，今天一道也定不了案。

八月初五，光绪帝在勤政殿接见日本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第二天，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训政的谕旨颁下，以光绪帝的口吻自述「再三吁恳慈恩训政」，「此乃天下臣民之福」。这道谕旨出自训政之后的官书，皇帝是不是自愿写下这些字，文书本身回答不了。催荣禄即刻来京、命袁世凯暂行护理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事务的电旨，实录系在八月初十，已在训政之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记作八月初五，在训政之前。太后是哪一天回宫的，《清史稿·孝钦显皇后传》写初六当天「遽自颐和园还宫」——《清史稿》是民国初年由清室旧臣修撰，口径站在清廷一边；恽毓鼎记初四黎明，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两说对不齐，能圈的只是初四到初六这三两天。至于扳机是谁扣的，旧派笔记多说袁世凯回津告密所致；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2005年）据清宫档案逐日考订，主张训政的部署在告密消息到京之前已经展开。两说今天分不出胜负。分得出的是：无论扳机在哪只手里，四五月间排定的兵权与五六月间空转的诏书，早已把这一天的位置腾了出来。

七月里还曾颁旨：九月初五日，皇帝奉太后启銮，先南苑、再天津阅操，御火车而行——皇帝与太后将同时出现在铁路与驻军之间。政变后第八天，这趟巡幸以「天气渐寒」停止。光绪帝从此幽居瀛台——西苑太液池中的小岛，四面环水——官书的说法是「以上有疾，命居瀛台养疴」。

清算与复旧

八月初六定康有为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八个字——革职拏办，没有一个字涉及新政的内容。「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要等到八月十四日的朱谕才出现，相隔八天，同时添了一笔：「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保国会是当年春天康有为等人在京倡设的团体。罪名一层比一层重：先是结党，后是谋逆。无论围园之谋实有与否，罪名文本的先后次序是钉得住的：收权在先，谋逆的罪名在后。

办案的速度同样可辨。初七，电旨命荣禄在天津塘沽一带严密查拿出海之路——康有为已经出京；梁启超随后避入日本使馆，辗转去了日本。十一日，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讯徐致靖等七人；十二日，改派御前大臣会审，「限三日具奏」；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御史杨深秀，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在菜市口——京城行刑的老地方——被处斩，派刚毅监斩。八月十四日的朱谕自认「未俟覆奏」即行正法。按清代常程，死罪要经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层层审转具奏；这一回，从会审到行刑只有三天。

跟着处斩下来的，是一张名单。湖南巡抚陈宝箴革职、永不叙用，其子吏部主事陈三立同革；徐致靖交刑部永远禁锢，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发往新疆，李端棻遣戍新疆，保荐过康有为的御史宋伯鲁革职永不叙用。湖南的新政全线清算——百日里唯一真办过新政的一省，账算得最重。

人事清完，轮到制度。政变后数日，詹事府等六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时务官报（诏设的官报）停办，非言责官不得擅递封章——士民上书这条路当场收口；八月下旬，懿旨命乡会试仍用四书文旧章，罢新设的经济特科；九月，复湖北、广东、云南三巡抚与河东河道总督。收回的单子里，全是动人事的几条：裁衙门、开言路、废八股。留下的有一个京师大学堂——复旧的谕旨里说，大学堂是「培植人才之地」，照常兴办——恰好是不动任何人官缺的那一个。

制度速改，为什么一百天就败了——当年就有几种答法，后世又添了几种。流传最广的一种是操之过急：百余日几乎隔日一诏，同时开罪官场、士林与军营，酿成反弹。反弹是真的，复旧谕自供「胥动浮言，民气因之不靖」；但同一张新政单子，三年以后由更慢的节奏重新办过一遍，没有再引出政变，「急」字解释不了这一层。又一种落在围园与告密上：若实有其谋，确是把刀子递了过去；可这几段情节全是事后成文、各执一词，拿它做主因，地基不牢。还有一种落在名与实的错位上：章疏的去向、二品以上的任免、北洋的兵符，三处在变法开场之前都不在皇帝手里；他手里只有诏书，而诏书的去路捏在别人手里。把路收回去的时候，收的人不需要驳倒任何一道新政，只需要换掉发文的与收文的。三种答法并非非此即彼——错位是底色，速度放大了反弹，冒险如果实有则决定了时点；各占几成，档案分不出来。

后来，光绪帝在瀛台又活了十年。康有为、梁启超在海外树起保皇的旗子；另一些人读了谭嗣同留下的书，从此不再指望体制内，走向革命——这一百零三天败掉的最重的一件东西，是「体制之内可以速改」的信用。制度那一头，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朝廷西逃，十二月（公元1901年1月）在西安下诏变法；此后十年，办学堂、改官制、裁衙署陆续重办，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连科举也废了——戊戌年那张单子上的事，由当年收回它的人们，一件件办了去。京师大学堂一直办下去，是后来北京大学的前身。只是经此一事，再有诏书说要变法，肯信的人少了。